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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第页。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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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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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上的异化分子、危害分子和堕落分子清除出党”。担任监察
委员会主席的索尔茨解释:“监察委员会肩负着严肃而重要的任
务,谨防各种阴谋活动和派别的形成,并与之展开斗争。
”
年
月,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决
定,由奥尔忠尼启则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并兼任政治局候补
委员。这形成了中央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之间实际上的领导和被
领导的关系。
年
月党的十七大决定中央监察委员会更名为党的监
察委员会,并由中央委员会委派一名书记担任其领导人,取消了中
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不得兼任中央委员的规定。至此,监察委员会
对中央委员会的隶属关系正式确立。
年十八大进一步确定,监察委员会不再由代表大会选举
产生,而由中央委员会直接任命。并强调它是中央委员会的下设
机构,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工作。监察委员会相对权力机关的独
立性完全丧失。
年
月党的十九大再次修改党章的有关条款,索性完
全取消了实际上已经无法履行的监督党和中央委员会决议执行情
况的权力,只把检查党员遵守党纪情况、对违反党纪的行为追究责
任的权力保留下来。
监察委员会放弃了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的作用,强化了作
为掌权者实施压制的工具的作用。这就难怪反对派要对它进行猛
烈的抨击:“中央监察委员会已成为一个纯粹的行政机构。它支
持由其他官僚机构推行的高压政策,承担了它们的工作,甚至采取
了一系列惩罚措施,并压制党内出现的各种独立的思想、各种批评
[英]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东方出版社年
版,第页。
美]罗伯特文森特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北京
出版社
年版,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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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呼声、对党的命运深表忧虑的任何情感和对某些党的领袖提出
的各种批评意见。
”
失去监督的干部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斯大林是清楚的。在
年
月的一次演说中,他曾深刻地抨击过党内官僚主义事
件,对其原因、严重性和铲除办法都讲得十分到位
“:试问,这是偶
然的吗?为什么在我们党组织的某些环节中会发生这种腐化堕落
的可耻事件呢?这是因为有些人把党的垄断弄到了荒谬的地步,
压制了下层的呼声,取消了党内民主,培植了官僚主义。怎样来消
除这种祸害呢?我认为要消除这种祸害,除了组织党员群众自下
而上的监督以外,除了发扬党内民主以外,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其他
任何办法。
”但是,斯大林没有意识到,他说的这种情况,已经不
仅仅是个别事件,而是整个苏共状况的写照。
解不开的党内矛盾之结
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没有任何前人的经验可寻的情况下,党
内存在不同意见是十分正常的。由意见的不同而引发党内斗争的
情况也并不罕见。因此,如何处理党内矛盾,是共产党需要认真探
索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
斯大林时期对党内不同意见和矛盾斗争的处理是非理性的。
在苏共那里,如何处理党内矛盾问题,是一个始终没有解开的死
结。
随着地位的日益巩固,斯大林也越来越难以容忍任何不同意
见。他干脆把在社会上对付敌对阶级的那一套做法搬进了党内。
[美]罗伯特
文森特
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北京
出版社
年版,第
页。
《斯大林全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
月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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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他的思维逻辑,党内不同意见和矛盾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
党内的反映。用这种思维指导解决党内矛盾问题,带来了一系列
有严重后遗症的结果。
首先是党内不同意见的销声匿迹。
既然任何思想斗争都被看做是阶级斗争的反映,那么,用处理
阶级斗争的办法来对待党内的不同意见,显然是合乎逻辑的。我
们知道,斯大林在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的斗争
中,采用惊人地相似的办法:先是就事论事;然后开始上纲上线,扣
上阶级倾向的帽子;继而揭历史的疮疤,特别是把被打击对象与列
宁意见相左时的所作所为都抖搂出来;接着就采取组织手段,剥夺
职权。现在,为了改变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斯大林又用同样的办法
向布哈林开战了,而且还加上了最后从肉体上消灭的残酷手段。
布哈林和列宁一样,在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后努力想把理论
和实践相结合。所以,他的观点并非首尾连贯,有时相互矛盾,包
括和列宁有过激烈的争论。这也正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
中不可避免的。斯大林却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一方面,他把列
宁的思想神圣化,力图把它塑造成一贯正确的神谕,而对他思想中
不太正确的、明显过时的观点蓄意掩盖;另一方面,他又抓住布哈
林的上述特点,来作为打击的重点。在这方面,斯大林确实要比布
哈林、托洛茨基等人做得无懈可击得多他没有和列宁论争的
功底和资格,对列宁思想中他不同意的部分只能保持沉默。而现
在,这成了他始终与列宁站在一起的例证!即使布哈林认了错,斯
大林也仍然穷追猛打。他把认错的声明称为托洛茨基分子的“退
却
”手腕。
思想、理论的进步,不经过争论、探讨、切磋,是不可能实现的。
把党内正常的争论夸大为思想路线斗争,似乎非要辩出个对与错、
进步与反动,必然使探索无法进行,理论无法前进。而党内斗争的
这种模式,使得任何平等的探讨都不再可能。事实上,对一个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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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建设的党来说,这种探讨,又恰恰是极其必要的。
其次是党内关系的敌对化。
由于混淆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的本质区别,和对待社会一样,
斯大林在党内也大开杀戒。根据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
报告统计,仅从
年联共(布)十七大选出的代表及组成的中
央领导机关成员后来的命运,就可窥见其中一斑:这次大会上有表
决权和咨询权的代表共
名,其中有
名被当做反革命逮
捕,约有
的代表被镇压。大会选出的
名中央委员和中央
候补委员中,人被逮捕和从肉体上消灭,只有
人是自然死亡,
人自杀。十七大选出的
名中央委员中,有
名被处决,名
被迫自杀;名候补委员中,有
名被处决;名政治局委员中,
人被迫自杀,人被处决
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中有
人被处决。
至于遭到镇压和迫害的普通党员,那就更是无法准确统计了。党
内关系的这种状况,对任何一个正常的政党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
在有幸未被归到敌人范畴中去的人们之间,斯大林也把党内
本应坦诚的同志关系弄成了相互提防、相互警惕的关系。对此,赫
鲁晓夫深有体会。他在回忆录中讲道:“我们这些在斯大林身边
的人都是昙花一现的人物。只要他对我们有一定程度的信任,我
们就得以继续生存和工作。但是,只要什么时候他对你的信任中
止了,斯大林就要开始对你注意审察,直到他的不信任不断上升,
终于超过饱和点。于是就轮到你追随那些已经不在人世的人们去
了。那就是一切为了党的利益、并在党的队伍中同他一起工作、同
他并肩奋斗的人们的处境。”布尔加宁的说法大概表达了大家的
共同想法
“:你以一个朋友的身份来到斯大林的席间,然而你从不
知道你自己能否回到家里去还是要被车子接走送到监狱里
去!
”这和封建社会的“伴君如伴虎”已经没有多少区别。在这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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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我们看到了苏联模式的浓重的封建专制色彩。
再次是党的整体水平的下降。
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众心理的增长。党内关系的
上述异变,使广大党员和党的干部不愿再思考问题,也不敢再思考
问题。他们放弃思想的权利,只是一味地人云亦云,说言不由衷的
话。例如,当党和农民发生尖锐矛盾时,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党内对
党的现行政策的思考。但是,这种正常的思考由于理论的逐步僵
化而变得困难和危险:谁要求稍微转变一下对农民的态度,谁就会
被认为同情富农,就会出现立场问题。这迫使广大党员和干部放
弃思考和选择。如同一个州委书记所说:“党不需要有才干的人,
而是需要忠实的人。
”这样做导致的重大后果,就是造就了一大批
惟命是从、失去创造性、也即失去先进分子作用的党员和干部。苏
联人形容这些人为“传声筒式”的干部。这些人只知机械地执行
上级机关的命令,例行公事,缺乏使命感和责任心,只关心保住自
己的位置。他们是很难像所要求的那样,走在时代的前列的。所
以,有学者认为,年代后期开始苏共本身发生的最大变化是:党
的成员在数量上增加了,在质量上变坏了
党内多数人在解决社
会问题和领导社会时是被迫起消极作用的。尽管国内发生的一切
都以党的名义进行,但一般党员不能对此负责。通常什么事情都
从不询问普通党员,他们只是举手投票,而且是根据意见一致原则
和党的统一的要求。从
年代初起,任何政治或理论问题的民主
讨论实际上已经中止,党员的积极性和能力都陡然下降。
丑陋的政治怪胎:个人迷信
党内缺乏正常意见交流的一个必然的、逻辑的结果,就是个人
迷信这个政治怪胎的出现。既然不允许广大党员和干部用自己的
头脑独立地思考问题、有所作为,既然社会必须服从一个人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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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那么把这个人和这个人的思想神化就是绝对必要的。个人迷
信和个人崇拜便由此产生了,并且会越来越狂热。苏共的情况显
示了这一规律。
建立在集权基础上的体制必然产生个人崇拜。在党的报刊
上,越来越经常地出现这类肉麻的词句
“:斯大林就是希望;他就
是我们未来;他是指导全体进步人类的灯塔。斯大林是我们的旗
帜!斯大林是我们的意志!斯大林是我们的胜利!”就是在党的
代表大会上,对社会发展迫切问题的争论也让位于对斯大林个人
的无休止的颂扬。联共(布)十七大在这方面算得上是一个标志。
在这次大会上,所有发言人,包括过去的反对派分子,都争先恐后
地歌颂斯大林,比赛谁使用的赞词更卓越、更肉麻。斯大林时代有
一首诗这样写道:
您,各民族的灿烂的太阳,
我们时代的不落的太阳。
太阳也比不上您,因为太阳没有智慧。。
在
多年的时间里,人们对斯大林的颂扬达到登峰造极的地
步。全国的一切成就都被说成是在斯大林的关怀鼓励下取得的。
他的名字事实上已变成国家、人民、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概念的
同义词,就像战争时期前线将士高呼“为了斯大林!为了祖国”那
样。到后来,斯大林自己也乐此不疲,对“斯大林就是今天的列
宁”之类的提法欣然接受。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