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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看得十分清楚。他甚至推测到,党的高层领袖之间的这种斗争,
很可能会导致党的分裂。
这种状况,是身为党和国家缔造者的列宁极不愿意看到的。
因此,为了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列宁在他生命将息之际,以自己
的健康为代价,作了最后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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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列宁看到,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斯大林和托洛茨基
之间的关系造成的。“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
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
然来临的。”所以,列宁提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
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当然,列宁这样做绝非偏袒
托洛茨基,也不是刻意削弱斯大林的权力。他显然是想让两人的
权力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以构成双方合作的基础。然而遗憾的
是,列宁的良苦用心并没有为党的领袖们所理解。在列宁去世后
的中央委员会上,讨论列宁政治遗嘱的时候,季诺维也夫、加米涅
夫等人出于个人目的和政治上短视,极力支持斯大林留任总书记,
托洛茨基则只好保持沉默。这样,中央全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斯大林手中的无限权力没有被削弱,在这方面导致党分裂的因素
没有被剔除。
其次,列宁建议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把它增加到50—100
人。列宁坦率地说明
“:我不必向同志们隐瞒,我认为增加中央委
员人数的重大好处在于减少中央委员会决策时的个人的、偶然的
因素,为决策作更多的准备,更精细地检查在这些会议上作出的所
有决定,从而使我们中央委员会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就是说,既能
保持它的工作的继承性,又能防止在这个机构与群众联系不够的
情况下可能引起的分裂。
”列宁认为,这样做“可以达到双重甚至
三重目的:中央委员愈多,受到工作锻炼的就愈多,因某种不慎而
造成分裂的危险就愈小。
”列宁强调,要吸收第一线的工人参加中
央委员会
“,这种工人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一切会议,出席政治局的
一切会议,阅读中央委员会的一切文件,能够成为忠诚拥护苏维埃
《列宁全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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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骨干,他们,第一,能使中央委员会本身具有稳定性,第二,
能真正致力于革新和改善机关”。列宁认为,“为了提高中央委
员会的威信,为了认真改善我们的机关,为了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
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响,这样做是必要
的”
月召开的俄共(布)十三大接受了列宁的这一建
议,将中央委员的人数扩大到
年
。
人。但是,这些被扩大进中央委
员会的人不像列宁所设想的那样主要是来自第一线的工人,而是
由斯大林主持的组织局和书记处挑选出来的基层干部。看来,由
于领袖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列宁的意图,事情尽管做了,却没有起
到列宁所希望的那种作用。
失去了高超的舵手列宁之后的苏共之舟,将驶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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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建设方面,列宁给党留下的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却又是
不完整的遗产。同时又可以说,他留下了一幅未完的蓝图。继承
这份遗产、继续这幅蓝图设计并把它付诸实施的重任,最后落到了
斯大林的肩上。他不得不回答列宁没有回答的一系列问题,如执
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领导国家,怎样保持党和人民群
众的联系,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等。在这些方面,斯大
林并不只是简单继承。他有他的探索,有他的创新。但是,就像列
宁曾经评价的那样,这个“只会炒辣菜”的政治厨师把它做成了一
道辣菜。后来苏共乃至其他共产党经历的曲曲折折、风风雨雨,都
和他建立的这套模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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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斯大林党建模式的确立
人们通常把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并被看做是惟一正确的社会
主义模式,叫做传统模式。在这个传统模式的基础上,也生长出了
党的建设的模式。我们可以叫做传统党建模式。什么是传统党建
模式?这个概念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它是和被称为传统模式
或斯大林模式的那种社会主义制度相匹配的党的建设的一整套体
制、理论和实践;第二,它表面上与列宁建立的那种新型无产阶级
政党的模式一脉相传;第三,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都在
一开始执政就全面地搬用了它,因而逐渐成为所有这些党发展的
障碍和要改革的对象。
这个传统党建模式,是在斯大林时期确立的。
党内论争
列宁防止党内矛盾(特别是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个人之间的矛
盾)激化的尝试未能获得成功。就在列宁病情加剧的时候,这种
矛盾和争论就开始变得激烈起来了。
年
月,托洛茨基就党内民主问题给中央委员会和中
央监察委员会写了一封措辞尖锐的信,矛头直指斯大林为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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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机关,认为党的机关的官僚化已经达到了闻所未闻的程度。
他指出:“一个广泛的党的工作人员阶层已经形成并已分布到党
和国家机关中,当这个阶层认为等级森严的书记体制就是能代表
党的意见和作出党的决定的机关时,它已完全放弃了发表自己的
看法或者至少放弃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的机会。在这个放弃发表
自己看法机会的阶层下面是广大的党员群众,每项决定都是以要
求的形式和命令的形式转达给他们。”托洛茨基的指责有许多是
切中要害的。实际上,正是列宁晚年对这个问题的强烈关注,才使
托洛茨基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但是,他选择列宁病重这个
时机向当时已经控制了党的组织系统的斯大林发起挑战,又显而
易见带有争权的性质。
支持托洛茨基的一些人跟着也给党中央政治局写信,后来这
封著名的信被称为
“
人声明”。以斯大林为核心人物的多数派
理所当然地要起来反击。结果是,托洛茨基等人在
月底的中央
全会上遭到谴责,他们的行为被认为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
客观上具有“派别活动的性质”
“、派别分裂的性质”
“,使党的统一
有遭受打击的危险并造成党的危机”。
实事求是地说,托洛茨基等人的主张在当时的确代表了相当
一部分党员的看法。由于过度集中带来的弊端日益明显,党内有
比较强烈的要求民主的呼声。所以,尽管托洛茨基等人受到批判,
年
月
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还是比较充分地表达了
这方面的思想。决议表示,要严格实施各级负责人员的选举制,特
别注意支部书记应由选举产生;一切问题都必须交给全体党员讨
论;更好地向全体党员报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省代表会议和全党
代表会议应每两年召开一次,以使全体党员每年有两次发表意见
[美]罗伯特
文森特
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北京
出版社
年版,第页;《真理报》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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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监察委员会的任务是反对党的机关和党的实际工作中
的官僚主义歪风,处分那些阻碍党组织在实际工作中实行工人民
主制原则(如限制会议上的发言自由,不按党章规定而限制选举
等)的党的负责人;等等。遗憾的是,这个决议实际上后来被看做
是向机会主义分子的让步,不再被提起。
双方的争论并未结束。
月上
半月,辩论达到了最激烈的程度。这次辩论,最初似乎是围绕党的
几个现任领导人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进行的。后来,争论涉及党
内民主方面更广泛的问题。出于斗争的需要,托洛茨基曾猛烈地
抨击斯大林无限扩大机关权力的行为。尽管他有自己的目的,但
从他的批评中,大体上可以看到党内集权已经达到的程度。托洛
茨基指出:“不管战争时期的官僚主义在个别情况下具有何种畸
形的形式,但它同目前的官僚主义比较起来,却是小巫见大巫了。
目前的官僚主义是在和平发展条件下形成的,党的机关不顾党的
思想水平的提高,继续顽固地代替党考虑和决定问题。
”“纯粹的
或者绝对的集中制是不能实现的,是同群众性的党的本性不相容
的,集中制和党的机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目的本身。民主和集
中是党的建设中的两个方面。任务就在于,用最正确的办法即最
符合实际情况的办法把这两个方面平衡起来。这种平衡在最近一
年里丧失了。重心被不正确地移到机关方面去了。党的主动性被
贬到最低限度。。通过削弱党的主动性来过分强调机关的集中制
的做法使党内产生了一种不适感。。大家几乎都认识到或至少感
觉到党的官僚主义有使党陷入绝境的危险。人们发出警告的呼
声。
”托洛茨基警告:“党要求我们的制度中少一点官僚主义习
气,有人则打算用党的统一的要求来抵消这个要求。如果党走了
年
年
月下半月至
《真理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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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道路并牺牲了党内民主这种最必要的生存因素,那么,除了加
剧内部斗争和损害自身的中枢系统外,将会一无所得。如果对党
本身都不表示信任,那就决不能片面地和以最后通牒式的口吻要
求党信任机关。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对党、对党的自觉性和纪律
性所报的偏执的官僚主义的不信任态度是机关制度中一切坏现象
产生的主要根源。党。。希望革新机关,并提醒它:它是党的机
关,是由党选出的,它不应当脱离党。
”但是,争论带有明显的人
身攻击的成分。特别是越到后来,这种特点越明显。由于托洛茨
基已经被定性在“分裂党的派别”上,党内听不进这种理智的批
评。据苏共历次党的会议文献记载,每当托洛茨基或其他什么已
经被看做派别领袖的人作类似的发言时,会场上总是伴随着“胡
说!
“”污蔑!
“”滚下台去!
”这样一些完全情绪化的粗鲁叫喊。
所以,辩论的结果,又是托洛茨基陷于孤立,承认错误。
年中央全会批判了“托洛茨基主义
”,解除了他的主要职务,并决
定继续在全党开展批判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揭露它的“反党”、
“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性质。
托洛茨基两次挑战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党内斗争的完结。相
反,随着权力越来越集中到斯大林为首的党的机关、特别是书记处
的手里,党内政治力量失衡,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内斗争也一轮接一
轮、一浪高过一浪地继续进行。托洛茨基的挑战失败后,原先与斯
大林结盟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同斯大林之间的矛盾显露出来。
他们围绕组织问题和理论问题展开了论争。相互间的批评看上去
是由于看法、观点的不同,实际上仍然是围绕权力问题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