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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从咸丰四年二月出师“东征”时的一万七千人，几起几落，逐渐发展壮大，发展到后来的十二万人，取代绿营的战略地位，将强大的太平军送上毁灭之路。
湘军兴，曾国藩官运亦兴；湘军挫，曾国藩官运亦挫。
咸丰四年四月，湘军首战先挫后胜：兵败靖港，曾国藩投水自杀被人捞起，咸丰帝革去其侍郎之职，青灯黄卷二三十年博取的官职，被一撸到底；三日后获得湘潭之捷，咸丰帝赏他三品顶戴。
同年八月，湘军克复武汉，咸丰帝闻奏立即赏给曾国藩二品顶戴，命他署理湖北巡抚。
同年十二月，太平军夜袭泊于九江江面的湘军水师，曾国藩座船被俘、文件尽失。见水师惨败，曾国藩再次投水自杀，再度被人捞起，但他见大势已去，想以策马赴敌方式又一次自杀，被人劝止。
咸丰九年（1859年）闰三月，清军江南大营在太平军猛攻下溃散，金陵以东再无朝廷可用之兵，湘军遂成中流砥柱，曾国藩临危受命，咸丰帝赏加其兵部尚书衔，命其署理两江总督，不久正式委任两江总督，并授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
咸丰帝死后半个月，即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1861年9月5日），湘军攻陷安庆，太平军一万六千余人大部被杀，突破太平天国上游屏障，湘军顺江东下，挥师进攻太平天国都城天京（金陵）。清廷赏加曾国藩太子少保衔，命他督办江、皖、赣、浙四省军务，巡抚、提督、总兵以下文武官员全部归他节制，曾国藩权力急剧扩大。三个月后，清廷给予他更高荣誉，擢升他为协办大学士。
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初，曾国藩部属曾国荃率部进驻金陵雨花台，掀开湘军围攻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序幕。经过两年多惊心动魄的激战，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年7月19日），湘军曾国荃部以五万之众，攻陷太平军万余人死守的“天京”城，实行血腥屠城，太平天国宣告失败。随后，太平军余部坚持与清军作战两年多。太平军从发动金田起义以来，奋战十四年之久，起义烈焰席卷十八个省，北伐太平军震撼京津，极大地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曾国藩创建的湘军，在王朝岌岌可危之际，砥柱中流，将太平天国屠戮于血泊之中，力挽社稷之倾颓，使清廷免遭灭顶之灾。曾国藩扶倾定危，位列同治中兴名臣之首。
扶倾定危（12）
高冕
曾国藩的官运，由进入巅峰状态的湘军，托举到蒸蒸日上的境界。他成为同治朝政坛上最耀眼的明星。
湘军攻陷天京后八天，清廷赏加曾国藩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赏戴双眼花翎，宠荣备至，风光无比。
扶倾定危的皇皇巨功，加上功成不居、远嫌避疑的作风，使他长保荣宠，即便遭遇跌挫亦能隆隆直上。
曾国藩剿灭捻军师老无功，虽于同治五年十一月（1866年12月）回任两江总督，剿捻差使由其昔日部属、江苏巡抚李鸿章接替，但仕途并未受到影响，返回两江总督府两个月后，由协办大学士荣晋体仁阁大学士，荣获清代文官最高品秩。清王朝要倚重这位能臣之处尚多，他们想用他练兵之才，为皇家训练一支湘军那样强大的部队，拱卫京师重地。同治七年（1868年）四月，清廷再次赏给他巨大荣耀，将他荣晋为武英殿大学士；当年七月二十日（9月6日），同治帝降旨，将他调任直隶总督。直隶为天子脚下畿辅重地，地位在全国所有省份中最为重要。因此，直隶总督向来居清代各省总督之首，位同宰辅。直隶总督全称为“总督直隶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管理河道兼巡抚事”，简而言之，就是一人独揽畿辅重地大权。曾国藩于十一月初四日从江宁乘船北上，十二月十三日抵京师，寓居贤良寺。随后，陛见慈禧太后和同治帝，拜访军机大臣及内阁、翰林院各位官员。从咸丰二年六月离京起，弹指一挥间，十六年过去了。十六年后的京城，风雨沧桑，物是人非，很多熟悉的面孔不见了。他的恩师、道光帝宠臣穆彰阿，咸丰帝即位后即被革职，已经作古十多年；昔日令他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咸丰帝，也已宾天多年。他偷闲走访了穆彰阿故宅，见到他的两个儿子，目睹其家境败落，车马稀少，回想当年其府邸荣华盛况，感慨万千。同治八年（1869年）正月十六日，曾国藩进入紫禁城，赴乾清宫廷臣之宴。满汉大学士、尚书分列两排就坐。当年亦师亦友、现居文华殿大学士高位的倭仁，排在满大臣之首，坐在西面；曾国藩排在汉大臣之首，坐在东面。东西对坐的倭仁、曾国藩，紧挨着同治帝的御座。曾国藩位列汉大臣班首，与天子同宴共饮，享受生前最高荣誉。二月初二日，曾国藩走马上任，正式接直隶总督关防，成为最为显赫的汉大臣。同治九年（1870年）十月十一日，曾国藩六十岁生辰，同治帝赐给他“勋高柱石”御书匾额，评价之高，一时无比。
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触怒国人，痛遭唾骂，清廷只好让他回任两江总督。这是他第三次担任这一职位。两江总督管辖最富庶的江南，控制着王朝的钱袋子，其地位在全国各省份中仅次于直隶总督。同治九年秋，曾国藩将直隶总督官印交给高足李鸿章，启程南行，奔赴金陵。
金陵，是他当年会试不第之后卖衣购得《廿三史》的富丽古都。
金陵，是他挥率湘军浴血鏖战建立辉煌功勋之地。
金陵，是王朝赏给这位衰老勋臣颐养天年的最好去处。
这座城市，与他今生今世结下了不解之缘。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1872年3月12日）午后，曾国藩由长子曾纪泽陪同，在总督府西花园散步，突然连叫脚麻。曾纪泽忙将他扶回书房。曾国藩端坐三刻钟，溘然去世。这位嗜书棋如命之人，死前一日，从早到晚三度阅读《理学宗传》，还与人下了两局围棋。携笔从戎，仍书不释卷、棋不离手，即使激战中也要看上几页、杀上一局，折射出这位湖南佬的独特秉性和风韵。
读书不倦，杀人无悔，在杀人中读书，在读书中杀人，在读书杀人中功成名就，在杀人读书中青云直上，这就是乱世名臣曾国藩在人生大海上留下的浩荡航迹。
掌控兵权（1）
高冕
“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这是李鸿章对自己仕途生涯的勾勒。寥寥五句二十字，前四句勾画出人生四个时期的奋斗经历，可谓简明精到；后一句自我回顾评价，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李鸿章是晚清政治舞台上的一个红角。不光李鸿章自个儿这么看，大清最高统治者也这么看；不光当时世人这么看，后来历史学家也这么看。
李鸿章为何能够春风得意、一路扶摇？他自己未作定论，纭纭世人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凡认为，主要是他领袖洋务的结果，因为他是晚清历史大舞台上最为光彩照人的“洋务大师”！李鸿章一生恢宏蓬勃，犹如从头到脚枝繁叶茂的塔松，从外部只能看到它葳蕤的枝叶，只有“猫”到树下深入其中，才能看清它的主干。
这一主干是什么呢？就是“掌控兵权”。
“掌控兵权”，是李鸿章一路走红的核心奥秘。
李鸿章素有大志。“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的一个霜秋，这位年届二十、身材颀长、行装寒碜、气宇轩昂的弱冠书生，正是吟着这首诗，怀着一腔热血，从故乡安徽合肥奔赴京师赶考的。意欲高官厚禄，意欲名垂青史，少年浩然宣言，毫不遮掩。
少年李鸿章首次参加会试受挫，但他发愤自强，在两年后的那次会试中一炮打响。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年（1847年），他榜列二甲第十三名进士，朝考点为翰林，三年后授为翰林院编修。清制，只有翰林出身的大臣，才有希望入阁拜相（当大学士）。李鸿章踌躇满志，满心希望顺着传统的升官正途走下去，通过攀附权贵、接近皇上以求青云直上。但是，南国传来的隆隆霹雳、耀眼蓝光，打破了少年美梦：以落第青年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点燃的起义火焰，从广西桂平紫荆山麓金田村星火燎原，很快燃遍大江以南；太平军奠都南京，建立起与大清王朝相对峙的农民政权。
咸丰三年（1853年）春天，被席卷而来的起义烈焰炙烤着的不仅仅是李鸿章，还有很多人，其中炙烤最甚的是咸丰皇帝：天现二日、国有二主，奇耻大辱啊！那个自称天王的洪秀全，绝不满足于割据江南，目光早已锁定紫禁城，爱新觉罗氏祖宗传下来的大清龙椅眼看岌岌可危了。而王朝武力后盾八骑兵和绿营兵，就像是一群群扎糊的纸人，火浪火舌所到之处，一触皆溃，灰飞烟灭。看来，指望这帮子饭桶保江山是痴心妄想了。咸丰帝别无高策，只好接受智慧团的计策，另起炉灶，任命一大批在籍官僚为督办团练大臣，利用其政治、经济和宗族势力，结寨团练，防剿太平军。
面对天崩地塌的大变局，李鸿章愁肠百结、忧心如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清王朝一旦崩溃，平步青云、驷马封侯的目标如何实现？
咸丰三年（1853年）春天，是李鸿章仕途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一日，李鸿章正逛书肆，遭遇一位同乡，告诉他一个消息：太平军石达开部攻克安徽省城安庆，巡抚蒋文庆被杀。桑梓大祸令书生李鸿章感慨万千，他怂恿工部左侍郎兼署刑部左侍郎吕贤基，就此事件向咸丰帝上疏。李鸿章是吕侍郎的笔杆子，遇有上疏言事总是为之代笔，因天长日久此类事情已成家常便饭，这日吕侍郎有听没听地点了点头，便再一次同意李鸿章起草一份上疏。李鸿章通宵赶出一份长篇上疏，翌晨交吕侍郎上奏。李鸿章补了一小觉，午后起来轻车前往吕宅听消息，刚进门便听得吕家哭声震天，如同死了爹娘一般。才入堂，就见吕侍郎跳将出来，冲着李鸿章劈头盖脸嚷嚷道：“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原来，这日咸丰帝听完吕贤基上疏，哭着诏谕他前往安徽老家办理团练防剿事宜。吕侍郎没料到上疏竟上出这等大祸来，然皇命难违，只好硬着头皮“”了一声。这娄子是李鸿章捅出来的，吕贤基干脆拉上这个安徽老乡垫背，奏请皇上让李鸿章出任随营帮办。阴差阳错，改变了李鸿章的仕途轨迹。在随后的一个星夜，李鸿章携笔从戎，辞别为官近十年的京城，跟随吕侍郎踏上了奔赴故乡安徽的征程。
李鸿章自称素有“伟武以经文”的志向。很可能，这一指引他兹后仕途航向的罗盘，就是这个急急南驰的星夜装进他脑海去的。高官厚禄、名垂青史的大志，通过什么途径得以实现？这个星夜，经历仕途幻灭的李鸿章重新热血奔涌、意气风发。在烽烟四起的乱世，携笔从戎、掌控兵权，岂不是载荷有志男儿抵达理想彼岸的桥和船吗！
然而，严酷的现实如同飓风狂飙，将青年李鸿章的人生风帆撕得稀烂。督办团练，驰突战场，出生入死，五年从戎生涯转眼间过去了，李鸿章心灰意冷，只好以“昨梦封侯今已非”作结。回首往事，除咸丰五年（1855年）春督兵小胜一仗、因军功获知府衔，咸丰七年（1857年）春上司玩弄讳败为胜伎俩、给他蒙得候补道员一职外，再无可圈可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