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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晓东大哥，现在依然驻守在西南边陲畹町国门，每天为纪念碑清扫卫生，他的家永远是我们南侨机工后代的家。
2006年，寻访琼籍南侨机工及家人
他，有着传奇的经历。这就是南侨机工们在解放后常常提到的王云峰，以及关于他那“死”后复活又破镜重圆的故事。他八十多岁的遗孀阿莲，依然居住在海南琼海市郊一个静静的小村庄里。2006年，我终于找到了她。
海南省的文昌和琼海都是著名的侨乡。这里的乡村，很少人家没有海外关系的。据统计，经过近一百多年的海外移民，现在在海外的华侨比故乡的人数还多，他们大量集中在南洋各国。华侨在外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持家。有了钱除了教育子女读书外，就是寄钱回家盖祖屋，光宗耀祖，还有人帮助家乡修建学校、医院、水井、村路等等。
2005年，我真正了解了南侨机工。这是对中华民族有着特殊贡献的一个特殊群体。南侨机工这一名词，是用南洋华侨3193名机工的血汗及1800多条生命换来的，是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之时，一群不愿做亡国奴的热血青年，用热血和生命写成的……
带着对故乡800多名南侨机工所怀有的特殊感情，2006年春节刚过，我便利用从北京回到家乡海南文昌过年的空余，来到琼海市侨联查找他们。
2006年2月8日上午，在侨联王裕超主席的帮助下，我和市侨联的同志，很快找到了健在的琼海籍南侨机工吴惠民老人。
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依然精神焕发，每天早晨坚持锻炼，还上街买菜回家做饭。知道我是南侨机工的第二代，从外地专程来看望他，心情很激动，便和我们回忆抗战的往事：
“1939年，我响应侨领陈嘉庚的号召回国抗战。回国后，分配到重庆军政部机械修造厂第二修理工场当修理工，后保送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7期培训学习。毕业后，派到新都入伍，当19期少尉班长，后调到第二师输送连当少尉排长，不久又调第五军四十八师当中尉副连长，四十九师上尉连长，降落伞第二大队第八中队上尉分队长。1945年6月参加广西丹竹机场的降落作战，消灭了数百名日本兵。抗战胜利后，我回到了家乡。”
当我问他晚年生活时，他很高兴地说：“政府关心，市侨联也帮助，日子过得很满足了。”
吴老一家住在琼海中原镇闹市区的一个带有院落的二层小楼里，生活得非常安逸，让人很欣慰。
一小时的会见后，在市侨联同志的引领下，我们回到琼海市，见到了南侨机工王亚昌的家人。
王亚昌，1942年5月滇缅公路中断后，与王云峰、我父亲等海南南侨机工一起报名前往印度，参加盟军在印度抢运援华军用物资。1949年，历经九死一生的王亚昌，辗转回到故乡海南。同时回来的还有王亚昌的妻子罗俊幼，出生不久的女儿和妻妹（1949年罗俊幼的父母相继去世）。解放后，他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在琼海机械厂当过车间主任，评为八级技师。1980年退休在家安享晚年生活。他曾经当过县四届人大代表、县委委员、五届政协委员、省劳模，1995年获中国侨联颁发“赤子功勋”荣誉证书。他有四个儿子，如今子孙满堂。子孙有从事贸易工作的，也有在政府工作的。他们家还在琼海市开了一家“金海五交灯饰商店”，经济条件在当地算是中上等的。1999年，澳门回归，王老作为一个从旧中国走过来的华侨，兴奋之极，拿出家底招待全村200人痛饮一场。王老前几年病逝，但他的儿子们将父亲一生奋斗所获得的奖章和照片，都保存得非常完好，特别是父亲的结婚证，让我们见到都很感动！从照片中看得出王老的老伴儿年轻时是个漂亮的湖南妹子。
南侨机工多少往事可以追忆（17）
刚与这大家族合完影，王云峰的孙女王凤丽就来到我们跟前，准备领着我们一起去见她的奶奶阿莲。看来，琼海籍的南侨机工们及后代、家庭之间相互来往，彼此都很熟悉。
汽车沿着一段乡村的狭小泥土路行驶，最后停在村后的一个山坡上。眼前的村庄，是一排排整洁的平房。我们一行带着鞭炮和水果礼品，走过一段小小的村路，来到已故的南侨机工王云峰的家。
王云峰之子王诗琼，今年已有六十多岁，从琼海市印刷厂退休后，就在农村的家里精心地照顾母亲阿莲的生活。他性格内向而腼腆，不善于交流，为人正直而诚实。他母亲阿莲告诉我们，王诗琼的性格随父亲王云峰。看到他对母亲照料得这么细致，王诗琼真是一个孝子。
阿莲的孙女王凤丽已成家，和丈夫一起刚刚开办一家私人小企业。
阿莲老人今年也已80多岁，耳背，腿脚行走也不方便，日常要靠儿子帮助才能走动。但她的眼睛很好，她知道我们是客人，专程来看望她老人家，高兴地朝我们点头微笑。
我将来意告诉王诗琼及家人：
“我去年在父亲的档案里发现，1951年7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任职简历中，有我父亲亲手写的一段内容，论述他抗战时期在印度的证明人，这个人就是你的父亲王云峰。他们曾经在西南运输处第九大队一起共事，后来参加中国驻印军，在印度炮四团；解放后，又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去抗美援朝。虽然他们已不在世，但父辈相同的经历，以及由这段历史所产生的特殊情感，总是驱动着我，希望能够早日见到你们。今天终于见到了，特别是阿莲大嫂。”
王诗琼有些激动，从家藏中取出父亲存下的唯一一块“抗美援朝”纪念章，并告诉我，抗战时存留的一切东西，“文革”中被造反派抄光。
因为战争，给这个家庭留下了许多悲欢离合而传奇的故事。六十多年前的往事，王诗琼一幕幕平淡而真实地向我道来。
王云峰，1916年生。1934年在家乡琼海乡村与阿莲结婚，第二年生下了一个儿子。1936年，王云峰从海口漂洋过海去了新加坡。1939年2月海南岛沦陷，妻儿老少在日寇的枪口下挣扎，这一消息传到南洋，激起了爱国华侨和热血青年的抗日烈火。1939年8月响应陈嘉庚的号召，王云峰参加第九批回国服务团，编入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第九大队，在滇缅公路上投身抗战运输。1942年5月惠通桥炸断，从此滇缅公路中断，加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南洋沦陷，他生活无助，便应征到印度参加抢运援华军火，最后转入中国驻印军炮兵团，在印度兰姆伽整训，后参加缅甸反击日寇战争。1945年他从印度回到国内昆明，后调贵州继续从事抗战运输工作。抗战胜利后，编入国民党炮兵团，后脱离国民党部队参加解放军。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2年受伤回到祖国养伤，同年复员回到海南琼海家乡。
1939年海南岛沦陷后，妻儿从家乡到新加坡寻找王云峰的下落，杳无音信，最后妻子只好与一位善良的乡侨成家，在新加坡生儿育女。而王云峰的母亲也以为王云峰已牺牲，便在1942年按海南家乡的习惯为他修坟、立神位，没有想到1952年他却活着回到家乡，从此，家乡流传他是死而复活。当改嫁的妻子最后得知，王云峰竟然还活着，并且已经回到了故乡琼海，痴情的阿莲便带着新加坡的孩子们回到了王云峰的身边。这就是被人们诵传为“破镜重圆”的传奇故事。
报效祖国的热情激励着每一位年轻的华侨。其中，瞒着家人改名应征的海南籍南侨机工谢章农，就是其中的一个。
2006年10月7日上午10点，在谢老儿子的引领下，我来到海南万宁龙滚镇青山园村，在一栋低矮的海南老式瓦房内，见到了这位87岁的老人。谢老戴着一副老式花镜，拄拐杖行走，虽年事已高，但身子尚很硬朗。让我更为惊奇的是他的记忆力。他对往事的回忆滔滔不绝，仿佛是在昨天发生的故事一样。
谢章农，1919年出生在海南省万宁龙滚镇青山园村， 1934年跟随母亲南下漂洋过海和父亲团聚。谢章农因家境贫困，年幼时便被迫自谋生路，此时通过亲人介绍在新加坡长泰街的一家书店打工，当一名售货员。谢章农的真名叫谢锦善。他19岁那年，适逢南侨总会招募机工回国服务。为能达到参加抗战服务团回国的条件，他把自己长期积蓄的40元零用钱拿了出来，到汽车教练所当学徒，苦练三个星期后学会了开车。尽管豪情万丈，热血沸腾，但年轻的谢章农遇到了来自家庭的压力。因为他是家里的独子，全家人都指望着他传宗接代，父母是绝不会同意他回国参加抗日的。于是，他就悄悄地到新加坡筹赈分会报了名，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谢章农。因为所招募的机工都必须在20岁以上，在报名时他还将自己的年龄多报了一岁。 一切如愿以偿，谢章农参加了第九批“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在动身前的一个晚上，谢章农让姑妈替自己向父母告别，姑妈抱着他痛哭了。他对姑妈说：“我这一走，等抗日胜利了就会回到你们身边的。要是不能回来的话，父母就权当没有生过我这个不孝儿吧！”
1939年8月14日天刚蒙蒙亮，谢章农就和五百多名机工一起，从新加坡乘坐“丰庆”号轮船出发了。在甲板上，大家都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告别南洋》、《义勇军进行曲》、《全国总动员》等歌曲。
南侨机工多少往事可以追忆（18）
8月23日到达云南昆明。训练结束后，谢章农被分配到短途运输队，负责从昆明运输桐油等到下关，再从下关把军用物资运回昆明。“每天都在死亡线上挣扎。”谢老这样概括当年日夜奔驰在滇缅公路上的情形。滇缅公路蜿蜒于海拔500至3000多米的横断山脉中，经过苍山、怒山、高黎贡山等高山，穿过漾濞江、澜沧江、怒江等大河，一路上的悬崖陡坡险谷，处处都是“鬼门关”，车毁人亡的事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有一次他亲眼看着一辆装满油料的车，因为急转弯的时候轮子打滑而翻到悬崖下去，在坠落过程中车辆打了约十个筋斗才摔到悬崖底下。他自己也有一次踩急刹车时车子差点摔下悬崖，幸亏旁边有一个土坎挡住了。他下车来一看，大半个车头都已经伸出悬崖之外，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
在这样的路况下，司机们还得时时小心日军的轰炸。在运输途中，日军的飞机经常在头顶上盘旋，看到汽车就投炸弹，很多司机就这样惨死了。
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机工们还是毫无畏惧，为祖国的抗战日夜奔驰在滇缅公路上。一些有文化的机工还谱写了一曲《马达进行曲》来鼓励自己和机工兄弟们。
历经风雨，饱经沧桑。如今87岁的谢章农和儿孙们安静地生活在万宁龙滚镇青山园村。 1995年，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给谢老颁发了《荣誉证书》。当年回国的海南籍南侨机工只有少部分回了海南。回海南的这些南侨机工中，很多已经去世。他非常想念这些一起战斗过的海南籍南侨机工。
当我回到北京制作他的录像光盘时，谢老在录像带中所说的最后一句话，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当年我们从南洋回来，就是一个目的：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不当亡国奴。我对国家的贡献不大，能活到今天，无怨无悔。”
到2006年10月，海南岛上还健在的南侨机工，仅有三位，他们是谢章农、黄迎风和吴惠民。黄迎风老人，与我父亲有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