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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年下半年，在汽车运输队华侨第一大队第一中队。民国三十年十月，在西南运输处汽车运输队华侨第一大队第一中队当驾驶兵，车号：9473，后调华侨先锋总队第一大队第四中队司机。民国三十一年，在华侨第一大队第一中队任少尉分队副。民国三十一年五月，在遮放总站华侨第一大队第一中队任分队副。汽车运输第十六大队补充中队任分队副。
十年动乱期间，他在海南海口市某局被作为“特务”关押的日子里，遭受各种的迫害。1968年“7。17”批斗后，他无法忍受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以斧自斩头颅，幸亏被人抢救了过来。1970年3月26日，他又再次自缢身亡。人死后，原单位通知家属到关押的地方，辨认尸体，确认是王绥和后，单位送到火葬场火化，骨灰也没有留给亲属！
人已死，但当时大舅所在单位的 “革命委员会”于1970年5月20日竟然还做出“给予王绥和开除出革命队伍的处理”，这就意味着他的家庭就不能在单位居住了。遗下六个孩子，年龄最大的20出头，最小的还怀在妈妈的腹中！而他们却永远失去了心爱的父亲！我舅母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抹干泪水，带着这些可怜的孩子，从海口回到了老家海南文昌县新桥镇田舍村种地为生，十分艰难地度过近八年的痛苦日子。
每个人一生总会经历失去亲人的伤痛；而亲人蒙冤而死，更是让生者痛如刀割！而且尸骨都被抛弃！
过了几年，我舅母和儿女们，只好修了一座假坟，每年祭他……
终于，熬到大舅平反昭雪的那一天。
这一天，已在农村长大的孩子们和母亲一起，跪在父亲的假坟前泣不成声，舅母那撕裂长空般的痛哭声，似乎在告慰自己的丈夫，你是清白和无辜的！所有在场的人，都不禁落下了眼泪。哭声，控诉着这场颠倒是非、迫害爱国英雄的“文化大革命”；哭声，掏心感谢邓小平和老一代革命家拨乱反正的英明决策。
1978年，我从乐东出差到广东湛江，顺路回到文昌县田舍村大舅家，看望大舅的家人，和我父亲同是第八批回国抗日的同村王秀球老人，这时也来大舅家看望我。当时，大舅的冤案已平反，单位已开始落实华侨政策。面对国家恢复高考制度，这几个在海口市出生、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没有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要想考上大学重新回到城里，困难相当大，这成了我大舅母的一块心病，一家人这几天正愁成一团。王老这一年也已退休在家，这几天，因为我的第一次到来，就常带着老伴（抗战时，在广西娶的妻子，村里人称广西婆）到大舅母家陪我，广西婆抽着烟，带着浓厚的广西口音给我大舅母出了主意：
南侨机工多少往事可以追忆（5）
“没有文化，是不能考上大学的。农村教育差、又穷，还是先到城里打工，有了钱自己补习再考也没关系。”
“天无绝人之路。绥和已受了这么大的冤屈，上苍不会让这些可怜的孩子们无路可行的……”王老也安慰我大舅母。
果然，几年后我得知，大舅的儿子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在镇里找到一个公职、有了工资，其他孩子的境况也有好转，我为此而感到欣慰。
2006年春节，我再次回到大舅的老家，看望这位年已80岁的大舅母。她身体还很硬朗，还能下田耕种，见谁都是谈笑风生。但提起“文革”期间丈夫的遭遇时，她总是一句话：你大舅太委屈、太冤枉了！虽然，大舅一家经历了一场磨难，是党的政策，又使他们重新走进城市。特别欣慰的是，他们的第三代，继承了南侨机工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品格，考上了湖南大学、海南大学，以行动回报了爷爷，我想，九泉下的大舅应该安息和瞑目了。
1978年那一次见到王秀球老人，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28年前的那次相见，我就知道他是从南洋回国抗日的老人，但没有深入了解这一段历史，感情上根本无法去理解他们的这一段爱国壮举！今天，为怀念这位大舅的同村侨胞、曾与我擦肩而过的南侨机工将士，我向他老人家补上一个深深的鞠躬！
云南省档案馆记录有他的抗战经历。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档案记录：王秀球，1940年2月，华侨先锋总队第二大队第四中队司机；民国廿九年七月，华侨先锋总队第二大队第四中队司机；汽车运输第十大队廿九中队第二班华侨司机；民国廿九年八月，华侨先锋总队第二大队第五中队驾驶兵（七月一日从第十大队调到先锋队）。交通部公路总局第四区运输处档案：交通部公路总局第四区公路工程管理局局本部民国三十八年职员薪俸册。
他的自传记载：王秀球，男，1913年出生，海南省文昌新桥镇田舍村人，家庭成份雇农。1921年2月至1929年3月在村中小学读书；1929年4月至1938年6月在马六甲当胶工、员工；1939年响应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的号召，毅然从新加坡回国抗日；1939年7月至1942年8月被分配在云南省西南运输处当司机；1942年至1948年11月在昆明川滇公路局当司机；1948年12月至1950年9月在昆明新夏公司当司机（1950年昆明已解放）；1950年10月至1952年9月在昆明滇藏公路局当司机；1952年10月至1956年7月在昆洛公路第六工程处当司机；1956至1958年从云南省调青海省运输局第四中队当司机。最后申请退职回海南，同年由文昌县安排在文昌县通用机械厂当钳工；1959年8月调到海南电业局当锅炉工；1960年1月至1961年10月调东方县叉河电厂当锅炉工；1961至1964年调海南冷冻厂当机工；1964年由于海南冷冻厂支援松涛水库，被调入松涛电厂当柴油发电机组工人；1970年松涛水库竣工，被分配到松涛第四工程队。同年9月，因1939年从新加坡归国后抗日的经历，被劝退职回家。1973年落实党的政策，办理退休手续退休回家；1997年7月7日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85岁。
这就是王秀球，一个海南籍南洋华侨雇员、华侨归国抗日战士、新中国的归侨建设者所走过的路程。
在海南岛的西南部，我父亲陈邦兴被几次下放，最后落脚在一个黎、苗族集居的偏僻的乐东县城里，作为“里通外国和国民党特务”被监督改造。抄家前，父亲秘密将一台便携式美国军用发电机转交给徒弟羊学明保管，因当时他是转业军人政治背景好。“文革”中父亲将我托付给他，带我回到羊学明的老家乐东县九所公社一个极其贫困的农村暂住。抄家时，当年父亲抗战留下的“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荣誉纪念章”和“美国盟军颁发的奖状”等证件被拿走。仅保留了一个美国军用水壶，后来作为证据轮番地批斗，逼他交待“特务任务”，让年迈的父亲精神和肉体上遭受了严重摧残。父亲带着对我的骨肉情，以无比坚强的毅力忍受着痛苦的折磨，最终他挺了下来。终于等到了他的“解放”，获得自由。
四十多年前，这小小的发电机，曾经是我儿时的玩具，至今记忆难忘。为了找到它，2006年10月6日，我几经周折，在中学同学吴海波和黄进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这一家人。而眼前的房子，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
羊学明的家，依然是当年我寄宿的老屋，所不同的是，这屋子更加破旧；屋前左边走廊存放的一口棺材没有了，随羊学明的母亲而去了。而当年这口棺材让我头一夜惊惧得不能入睡。第二天，老奶奶告诉我，这是她的房子，小孩在上面休息会长命。之后我才壮起小胆在她的“房子”上坐坐，看着老人在操持家务。午饭时的那只白切鸭子，至今仍香味犹存……
羊学明叔叔几年前病逝了，父亲托付他保管的美国便携式发电机，几年前被他的小儿子当成废品卖了……遗憾中，我和他们家留下一张“全家福”，收入书中，记录曾经对我们一个“特殊”华侨家庭的帮助。
父亲被监督劳动改造，子女也被株连。至今，我右手肘关节上还留下缝合了九针的伤疤，这是因为被诬陷，这是因为我成了“里通外国、特务分子”的儿子而受到的伤害。
南侨机工多少往事可以追忆（6）
一天，我和许多小朋友一起放学回家。路上，另一位男同学，因走路不慎被树根绊倒地上，右手掌划破皮出血并粘上了鸡尿，当时，我和几位男同学急忙帮扶起他。可是，万万没想到，这一帮忙却引来灾祸。他回家怕父母责怪，却撒天谎编造谎言告诉父母，说我推他摔倒在地。他父亲当时是县里出名的造反派。一听是特务陈邦兴的儿子推倒他的宝贝儿子，便不分青红皂白，带着一帮人持枪冲进了我家。当时，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吓着了。母亲搂着我在怀里，用她那撕裂肺腑的哭声向他们求饶，不要对我父亲下手。这时，我看到父亲，已木呆地坐在一个破旧的华沙小车拆下的沙发上，一言不发而脸色发青！不一会，他猛地站了起来，一手把我从母亲的怀里揪出，一手从鸡舍门后取出椰子绳，一头将我双手捆绑，再将绳的另一头抛向茅草屋外的一棵桉树叉上。我两脚离地，被悬挂在桉树上。紧接着，只见父亲抓起一条赶鸡的半开圆竹，使足全力愤怒地向我的身体扑来……
当我醒过来时，发现自己已经做完手术躺在医院的外科病床上。医生说我的右手肘关节被打裂，动脉血管也打断了，缝合了九针！据与我家一墙之隔的防疫站医生告诉我，如果没有这些上班的叔叔和阿姨，没有你母亲及时的呼救声，你一定会死在爸爸的竹棒下！我的受伤，惊动了学校，有很多老师和家长都来慰问我。在场的小孩把真实过程告诉了他们的父母。这些有同情心的人们，都知道是因我父亲处境造成，而我是无辜的受害者！
父亲1939年回国，编入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第9大队的这段抗战历史，成为30年后的特务罪状，并留给我幼年的胳膊上这道缝了9针的伤疤。两组数字相加正是39，它不是一组庆幸的数字，而是“文革”所造成的悲剧数字，让人永远不能遗忘的数字。
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落泪，包括我母亲去世的时候。一个华侨老兵，经历无数个战场，面对生与死的考验，都非常刚强，视死如归而没有胆怯过，但十年浩劫中的迫害，却让他胆怯和绝望。
父亲一直为我的无辜受伤而内疚！但我从不怨恨父亲，因为他当时已被逼得没有退路。父亲也曾有过那无奈之举，但他终于在我母亲的哀求下生存下来。可以想见，他的内心是受着怎样的一种煎熬！
“文革”后期，虽然父亲的历史问题得到公正的结论，也恢复了工作，但当时被打成“国民党特务”的这一类人，在一些造反派的眼中仍是另类。有位造反派就因为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而对我父亲怀恨在心，暗中报复，不但在工作中刁难，而且在分房的问题上设置障碍，使父亲始终都分不上房，我们长年居住在漏雨的茅草屋。20世纪70年代中，因为茅屋着火，父亲为救火还受了伤。在下放乐东的整整20年里，我们从县委到医院，住了16年的茅草屋。
1977年，我们在新任院长的关心下，才搬进了新的瓦房。父亲参加革命三十多年后，第一次住上瓦房，门窗浓浓的油漆香，让我们一家三口，仿佛进入梦幻般的新生活。但父亲兴奋过后，更多的是回顾和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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