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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叶公自然很有钱，起码，在春秋时期属于那种有钱的名人。
而孔子师徒，周游列国，来到叶邑这个楚国的地盘时，早就穷得响叮当了。
在这之前，孔子甚至陷于陈蔡之间，窘迫到了，弟子们偷来羊，烤熟后送给孔子，孔子不问来源，接过来就狼吞虎咽，弟子们偷来衣物，孔子同样也不问来源，接过来就穿。
而到了叶邑后，孔子师徒虽然没有这么窘迫了。
但却也好不到哪里去。
所以，某天，一只羊跑到了曾子的父亲曾点的院子里，自然，这只可怜的羊被直接开膛破肚，祭了五脏庙。
但不巧，叶公知道了这个事情，于是上门找到孔子。
叶公是个要面子的人，当然不好直接质问：你们偷了我的羊，给我个说法。
他就转着圈子对孔子说：“我们这里有个叫直躬的，他爹偷羊，于是将其父举报……”
孔子自然已经通过曾子（曾参）知道了这个事情，同样，孔子也是个要脸皮的，哪里肯让自己的弟子成为小偷（那样，他岂非就成为了小偷的师傅？），于是就狡辩道：“在俺们哪里不是这样的，父亲给儿子隐匿过错，儿子帮父亲遮掩过失，这才是真正的直率坦白，君子之行啊！”
总之，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子的。
一切，都只是当时的特殊形式下，一场有关面子之间的纷争。
但，到了几百年后的今天，这个事情，就成为了儒法之间的大问题。
甚至，成为儒墨之间百年的口水战中的一场焦点战役。
墨翟当年甚至讽刺孔子说：夫饥约，则不辞妄取以活身；赢鲍，则伪行以自饰。污邪诈伪，孰大于此？
意思就是在饥饿困顿之时，不惜妄取以求生，在饱腹有余之际，就用虚伪来粉饰自己，装扮自己，这个世界上还有比儒生还无耻的人吗？
顺便说一句，墨翟对孔子的态度，是诸子百家的先贤里最不屑的。
墨翟先生在世的时候，直接称呼孔子为“孔某”，其不屑如此，墨家的门徒自然有样学样。
譬如曾子，被墨家门徒称为“曾盗羊”，子贡、子路，被称为“乱贡、贼路”……
总而言之，孔门七十二贤，在墨家眼里，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哦，或许有，冉求，是个特例……
但也就是如此了。
到法家，由于子夏先生的缘故，客气了许多。
但在意识形态和屁股，以及追求上面，却是南辕北辙了。
这是因为儒法追求的理想不同。
儒家，要求的是恢复三代之治，以齐周政，最好把井田也复活了，这样，儒家就认为世界将没有混乱、战争、苛政。
百姓也可以相安，天下可以太平。
但法家却认为，这是在做梦！
国家不强大，军队不强大，就要被人宰割。
而要国家强大，军队强大，就要富国强兵，为了富国强兵，就必须集权，必须用严密的法律和充分的物质奖励来激励百姓，使得人人都为了国家，为皇帝而战斗。
在这样的情况下，直躬案，就变得分外的刺眼了。
对法家来说，居然有人胆敢隐匿犯罪分子的罪行？简直是无法容忍和不能接受！
必须干他丫！
因为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法家很清楚，一旦有人可以借口父为子隐，子为父隐，那么，迟早，就会扩大到整个家族，然后宗族。
这样，家族利益和宗族利益，就凌驾于国家利益和君王利益之上，法律的尊严更会荡然无存。
而儒家却觉得，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夫夫妇妇，是一切的核心，不变的真理。
若是一般的小罪，譬如说，偷盗、抢劫、女干X，或者偷税漏税什么的，父子、夫妻、兄弟之间当然要互相包庇和保护了。
除非此人，丧心病狂到了悍然要去破坏国家，祸乱天下的地步，不然就绝不提倡，甚至是反对家庭内部的成员检举他人的罪行。
另外，这也是儒生们立足的根基之一。
南方和三河地区的地主贵族们为什么支持儒家？
还不就是儒家提倡和推崇大家族，大宗族，并且维护大家族、大宗族的利益。
但可惜……
刘彻望着儒家的这些巨头，这些博士，这些精英们，暗自摇了摇头。
汉室和刘氏，最讨厌的就是大家族、大宗族了。
因为这会削弱国家的力量，影响国家的税收、徭役乃至于军队的战斗力。
原因很简单，汉室除了口赋田税以外的其他税收、徭役、兵役，都是按照户口来征收的。
一个五口之家和一个十口之家的差别，意味着国家的力量和财力减少了一半。
而一般的大家族，通常都是几十口甚至数百人聚集在一起。
这等于，大家族大宗族是在挖国家的墙脚来肥私！
是以历代刘氏天子，对于大家族大宗族，深恶痛绝，想尽办法，用尽手段的将之拆散。
在政坛上，更是极力鼓吹“一夫狭五口而治百田”的理想社会模式。
具体到刘彻身上，对于大家族和大宗族，更加不喜欢。
在他眼里，每一个大家族、大宗族都是隐患，都是未来的定时炸弹。
恨不得全部拆掉！
第1415章 裁决（二）
但是，这个世界的事情，通常非常复杂。
特别是涉及到了孔子的问题上，更是必须慎之又慎。
原因很简单，儒家的思想和追求，虽然在刘彻眼里，有些迂腐和陈旧。
但在天下的地主、士大夫、贵族眼中却不是如此。
在许多人眼里，孔子如今的地位，虽然比不上周公，但却是诸子百家之中最强的一位。
即便是庄子很讨厌孔子，专门写了《盗拓》来批判孔子的学术和思想，但是，却也不敢否定孔子在人格上的魅力。
哪怕是另外一个曾经集中火力，猛烈抨击儒家文化和思想的韩非子，也是承认：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
至于刘彻，更知道，倘若单纯以道德、性格来看，孔子的人格魅力，确实是无可阻挡的。
事实上，即使是今天，虽然法家和墨家以及黄老派内部，许多人批判孔子。
但却也有更多人崇拜和推崇孔子。
如贾谊贾长沙，就曾经公开称赞，周公之后，中国能称得上圣人的，唯有孔子而已。
是以，其实，到今天，孔子和儒家文化早就已经深深的与中国，与诸夏文明，融合到了一起。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孔子及其儒家文化，已经成为了中国文明的一个器官。
就像法家、墨家、黄老派一般。
想要割掉，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甚至可能落得半身不遂。
是以，刘彻从未想要过要消灭或者清洗儒家。
他又没有疯！
看到儒法两派，似乎要当庭斗殴了，刘彻连忙站起来，笑着道：“卿等所说，朕知道了……”
这才让几乎就要上演一场全武行的儒法两派统统低头拜服。
“直躬之案，在朕看来，应该如此裁定……”
随着刘彻的话，群臣以及学生、博士们全部跪下来，恭听圣裁。
毫无疑问，这也将是这桩历史悬案的最终裁决。
刘彻见着这场面，也是有些兴奋，此刻，他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一处神圣庄严肃穆的宪法法庭之上，而他则拿着法典，将要做出最终也是最后的解释。
他很清楚，他接下来说的每一个字，都可能影响上百年甚至千年的中国法律、社会、制度。
是以，每一个字都必须斟酌再斟酌，慎重再慎重。
必须要负责，对自己、对国家、对历史负责。
“朕闻，仲尼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直躬之案中，直父盗羊，其苦主失其羊，朕甚闵之！依汉律，盗赃过六百六十钱，黥为城旦舂，不盈六百六十钱，二百钱以上，完为城旦舂！直父盗羊，当为公室告，论法而制！”刘彻缓缓地说道。
随着他的话，儒家群臣和学生们都是面如死灰，手脚冰凉，偏偏发作不得。
因为，这确实是现行的汉律的规定和条文。
而直躬他爹偷的那只羊，按照如今的市价，六百六十钱大约是没有，但二百钱肯定是值的。
所以，完为城旦舂是没跑了。
这黥为城旦舂和完为城旦舂，实际上都是相同的酷法。
只不过前者在脸上刺字，通常是刺一个与罪犯所犯的刑罚相同的字来羞辱或者说提醒其他人。
而这完，则是简单的惩罚。
当然，在具体的刑期上，也各自不同。
至少，后者还可以活动、出钱来减刑或者得到赦免，但前者却是你有钱也买不出来。
这也是汉室，为何小偷和强盗，通常都是一类人的缘故。
因为，无论是偷盗还是抢劫，在实际上，得到的惩罚都是一样的。
若是群体性犯罪，那更是要被处死。
甚至可能牵连、连坐家人。
是以，法家众人，都是欢欣鼓舞，高兴不已。
甚至有人在心里生出一种“正义在今天终于得到声张”的感觉。
但刘彻却知道，这个事情，不能就这么解决。
不然的话，肯定会产生无可估量的后果。
毕竟，现在是封建社会。
哪怕是法家，也是推崇忠孝的，并且强调维护家庭之中男性家长的地位和威权的。
不然也就没有公室告和非公室告的区别了。
更何况，刘氏自己可是号称“以孝治天下”，皇帝驾崩，其谥号之中必有一个孝字。
刘彻要是这么玩，那就是在打自己和自己的父祖的脸！
所以，他接着道：“直躬检举其父，依律当免其罪责，并按制奖赏，然，直躬检举其父，在人伦之上，却颇为不取……”
这也是当今法律和社会现实的冲突所在。
更是一个大顽疾。
当前的汉律，在某些程度上，可以说有些刻板、死板。
就拿这公室告和非公室告的转变来说吧——依照汉律规定，家庭内部的犯罪行为（假如不牵涉其他人），那么，家庭内部的人是不可以自己检举的，检举了也没有用，官府绝对不会受理，相反，假如你一而再的告状，甚至可能会被直接打死！
但是，假如有外人来告，而你家庭内部却不能检举，最终，犯罪事实被证明，对不起，全家连坐！
这种脑回路，是法家的思维主导下的产物。
但问题就在于，这样的法律，没有人情味，死板、固执，没有旋转空间。
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别说是如今了，恐怕再过两千年，也很难被人民所接受。
是以，汉律的许多条文，特别是公室告和非公室告之间的规定的执行情况，其实完全看主政的官员自己的个人意志和想法了。
遇到法家官僚，自然是严格执法，无有宽宥。
但，儒家、黄老派的官员，却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他们压根就当没有这些法律。
只要事情不闹大，像缇萦救父那样，闹到皇帝面前，他们就不会去管。
所以，在很多地方，豪族地主，打死下人和奴仆甚至是妾、子女，就跟打死一条狗一样。
许多豪强的院子里，埋得尸体，不是一件两件。
苦主和苦主的父母兄弟，欲告无门。
这肯定是不行的。
最最重要的一点，这样的律法，会造成许多社会问题和道德悖论。
所以，后世的统治者，干脆就懒得再管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