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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看守所（监狱）关押我们是为了让我们改过自新，从肉体上的劳动，到精神上的思想教育。但是心理健康的维护也是一件应该提上议事日程的重要举措。同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普通人在郁闷难受的时候尚且可以看心理医生，更何况监室里的这些特种人群，与外面花花世界的芸芸众生相比，我们的经历、环境对我们的影响，我们的对未来的恐惧——如此种种都急需要有专业的心理辅导人员用无私的爱进行细心辅导治疗。只有这样，才能从本质上减少犯罪嫌疑人出狱后反复作案、恶性循环的几率。
（如果能因为这本书，而使得不久后的规则有所改变。在《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义务》中多一条：享受正常的心理医生的辅导诊疗权，我会感觉非常欣慰的。）
面对着这样一个毫无隐私的环境，想象着即将开始的周而复始的毫无隐私的生活，我不禁心头感到了深深的恐惧。
原因是因为想起了一个流传于我家所在工厂的一个悲剧：
背景是在我父母年轻的年代，那是一个泯灭人性、践踏法律的疯狂躁动的年代，是一个看似人人共治、实则人人被治的混乱的社会。所谓人权，所谓隐私，早已经被当成资本主义大毒草，被批判的一塌糊涂。故事的主角是一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他当时喜欢上了高中同学的她，经常为她写诗画画什么的，而她也为之芳心暗许，天冷时给他织条厚围巾或者织副手套。但不幸的是，随着年代的疯狂，她的父亲依靠歪门邪道爬上了工厂革委会副主任的宝座，而他，只不过是一名普通钳工的儿子。
巨大的鸿沟横跨在两颗彼此深深眷恋的心灵之间，他们义无反顾的冲破世俗阻力，顶住巨大的压力继续交往。但不久两人的秘密还是为她父亲所发现，他为之大发雷霆——自己的宝贝女儿不能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身为副主任的他自然很方便地设置两人交往的障碍，小伙子自知无法跨越世俗，为了她好，他默默地选择了放弃这份感情。最后，送给那女孩一本绘有她全身象的厚厚地日记，以及以前织给自己御寒的围巾，用意自然是表示缘分已尽，留段日记做回忆。
可是那女孩的父亲却火冒三丈，在他看来，这年轻人分明是不死心，于是乎，他背着女儿将日记中部分描写相思的内容和那幅肖像公布在厂门口的“革命公告栏”里，并附之一张署名“革命老将”的批判大字报，批判其腐化堕落，为资产阶级所收买云云。
结果自然是那男孩被送至农场改造，就连他那老实巴交的父亲也因此失去了工作。就在男孩送去改造的第二天，那个被侵犯剥夺隐私的女孩子就在家里上吊自杀了，用的正是送给男孩的那条崭新的围巾。
后来，女孩的父亲因为自己的一时冲动，导致隐私尽失女儿的红颜消逝，而一病不起，从革委会副主任的宝座上跌落下来。
再后来，男孩从劳改农场被释放回来，已经是70年代中期的事情了。他得知她的噩耗，不由拍胸直哭，在他看来，如果没有他冲动下写就的那些日记和描绘的肖像，她也不会去往天国。他根本不明白，这一切本身，并不是他的过错，而是错在那种来源于人们脑海中践踏隐私、泯灭人性的集体无意识。
再再后来，文革结束，开始了平复冤假错案。有一天，这个男孩，（准确讲，那时他已经成为一个尽历沧桑的中年人）家中来了两个陌生人，给他宣读一份文件，给他平反了那个年代的所谓的“罪行”，郑重宣布其“无罪”。并且递交给他一件女孩子的生前遗物——那条用来结束花一般生命的围巾。
对于他而言，十年宛若南柯一梦。只是，梦醒时分，人已化魂。
人鬼殊途，面对着遗留下来的围巾，睹物思人，昔日的小伙子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这个疯狂近乎荒谬的事实。
最终的结果，他精神崩溃了，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的疯子。
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环境，那样的人心，有着疯癫的结果，他绝对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我对他的最后一次的印象，是在上初中的时候，在大门口附近的公交站台前看到过他：穿着整齐的他，脖颈处醒目地围着一条陈旧的围巾，在厂门口不断的跑来跑去，一路小跑的他嘴里还不断的哼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之类的哪个年代特有的激情歌曲。
夏天，很热，天亮的很早，他就在这样炎热的早晨，披着厚厚的围巾，来回的奔跑着，穿越晨曦的霞雾，穿越袅袅的炊烟，不断的奔跑，奔跑于时间的长河中，定格在历史的画卷里。
（其实，我一直很想写一篇纪念这位无名者的文章，从小时侯幻想着给他写成一个科幻故事，一直到现在，这个念头始终没有中断过，如今终于一偿所愿。希望每个看到这个故事的读者都向他们祝福：在天国里成为一对快乐的夫妻。
所以说，人有时侯还是应该相信有上帝和天堂的，好用以平和自己那颗已经不堪的心灵。）
时光飞逝，到了20世纪90年代，物质上空前丰富的国人开始反省自身，开始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精神层面，关于人性，关于人的各种权利，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安顿的一本《绝对隐私》红遍大江南北，便是最好的例子。
说及安顿，顺便说一句，关于那个年代的盗版侵权。安顿的书大红大紫之后，一部部诸如《绝对化隐私》、《再说绝对隐私》之类的仿冒书籍充斥于坊间，更有甚者，直接是安顿的粗糙翻版，封面模糊一些，错别字多一些，纸张轻薄一些，价格便宜一些。但这些仿冒的、盗版的书在当时却大行其道，甚至有压倒正版之势。进入了21世纪的盗版业，应该比那时更为成熟昌盛，不知我这本书之后，会不会冒出来署名“雷锋彩荣”的“另一世界，八天八夜”之类的作品，（笑）
报纸上有篇描写豪猪的文章，豪猪冬天寒冷的时候便挤在一起取暖，但太拥挤，彼此却受不了对方身上的尖刺，所以聪明的豪猪学会了保持距离，既能彼此取暖又不至于扎伤对方。文章最后作者还由此总结人类社会亦如同豪猪群落一样——亲疏有间。那，身处监室的我们呢，最多算是一群被剥去外皮的豪猪，气息奄奄地堆畏在一个角落，等待对我们命运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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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可以描绘很长的篇幅，但在当时，却只是脑海瞬间掠过的念头。
“你为啥事进来的？”李建国拍拍我的肩膀，侧着眼睥睨我道。
说实在的，李建国长的倒也相貌堂堂，只是眉宇眼神间时不时流露出一股獐头鼠目的感觉，让人感觉浑身不舒服。
第十四章
“传播淫秽物品罪。”我抬头望及，众人皆是幸灾乐祸状，显然，他们对我的遭遇来讲，充其量算是往井里扔的一块石头。
“眼镜儿。”从床铺中央传来一阵充满冷漠甚至有些不友善的声音。
“你倒腾的是书还是碟呀！”
“书，租书。”我平静道。
“在哪个学校？”这时我抬头看了一眼，总算看清那个板着脸对我没好言语的人是何方神圣：紧贴头皮的头发微显卷曲，方头大耳狮子鼻，只是额头左上角的一道疤痕让人看着有些心惊，随着青筋的起伏一拱一拱的，宛如一只毛毛虫。
“※中后门”我迎向众人投来的视线，坦然道。今天已经说了这么多回，也不在乎这多少的一次。
“靠！”那只长着“毛毛虫”的脑袋歪向尖面猴塞的亮亮。“竟然是你老婆的学校耶，你还不快问问？看你马子有没有借黄书看。”
这话在我听来，不由深深皱起了眉，犯罪嫌疑人低下的层次，世俗的好奇心，简单粗俗的语言，这一切说明了现实社会与象牙塔的巨大差距，以及周遭人群的真实状态。
“那你是哪一家？起点还是火狐狸。”亮亮鱼一般钻出了紧裹在周围的被褥，赤裸着坐到床边道。
“火狐狸。”我极力回避那一簇充满异样的目光，仿佛我是腐烂的肉堆而他们是四周盘旋伺机而动的秃鹫。
“来来来，过来让咱仔细瞅瞅，没准我还见过你呢。”亮亮不怀好意地冲我招着手。
我随及不情愿的一步一蹭，挪到了宽大的床铺边，距离那发问的亮亮不过寸余。
等及他漫长而又充满淫亵的目光扫遍我全身，我不禁有种恶心之及的感觉——就象是被一个偷窥狂人视奸。这种感觉随着我呆在这里时间的增长而越发强烈，以至于我后来怀疑他是否是一名潜在的“同志”。
“亮亮，见过他没？”毛毛虫问。
“嗯，没见过……”亮亮迟疑道，话音未落，毛毛虫便张嘴国骂起来“X你妈，到这儿还敢糊弄人玩，你是不是皮痒痒了。”作势就欲丛床上一跃而下。
“别急，陈超。我有几年没去过那里了，原来是个女老板，后来怎样就不知道了。再说，这小子这么细皮嫩肉的，你就好意思动手呀。”亮亮阴阳怪气道。
“呵呵，亮亮呀亮亮，你的小媳妇是见不着，搂不上了，这坏毛病可难改，又惦记啥了？”那个叫陈超的青皮嗤笑道。
“去去去。”亮亮仿佛被说中心事般，匆忙掩饰，又转过头问我：
“原来那个女的是你啥人？”
“我的妻子。”我平静道。
但是我的平静却换来的是炸锅一般的热闹，监室里顿时声音嘈杂一团。睡在通铺左首把头（也就是靠近便池的方位）的一大高个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嘴里嘟囔道：
“这么晚，还不睡觉。这么大声吵，小心管教抓住站半夜。”说罢，翻了个身子，将被子压至身下，注意之下，才发现他的脚腕上，霍然戴着一副亮晶晶的镣铐。
“嘘，咱们小声点议论，”一个瘦削的年轻人道，他真的很年轻，年轻的象个没长大的孩子，看遍监室内所有人的样貌，我估计他是这里面最年轻的人犯。他用手作了一个禁声的手势，又指指他旁边趴伏的大高个。“人家正在做梦和媳妇忙乎呢，咱们可别打扰他的春秋好梦了，这梦下回还不知道啥时候能再续上呢。”
众人瞅瞅大高个露出来肉乎乎的大屁股，皆会心地笑了笑。陈超紧接用鼻子“哼”道：
“你多大了，就结婚？我现在还光棍呢！”
“23岁，去年结的婚。”
通铺右首把头呆着的，正是那名叫吕小刚的中年人，叹口气，道：
“看看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了不起，比我结婚早了整整7年，我这算是长见识了。”话语间的酸味，足以开一家调料行了。
“嗨，”亮亮故做神秘道。“兄弟，你看咱们都关在这里的分上，告诉咱们你和老婆在一起都干些啥？”说罢，看看四周，得意地放浪笑了起来。
他那象小丑一样的表演，自然博得众人的阵阵笑声，刺耳的笑声就算捂住耳朵也是徒然，纷纷钻入我的耳朵。无比强烈的怒火在心底瞬间地点燃，而我此时正像即将烧开的水一般，尽管内心已经狂热到失去理智的边缘，但表情依旧是极力控制的冷静。仿佛，他们所说的那个人不是我一般。
事后想想，忍一步当海阔天空，忍既是福；该出手时就出手，无须一味忍让。这其中忍让与出手的辨证关系，可谓一股麻绳上交织搀杂的两节绳头一般，没有人能详细的区分。忍与不忍，何时是对，何时为错，很多时候，都是要以漫长的时间与流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