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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认为，男性在其三到五岁的儿童期，就有仇父恋母的潜意识——“俄底浦斯情结”。俄底浦斯是希腊神话中杀父娶母的悲剧性人物，成为“仇父情结”的一个符号。
但我的儿童期“没有父母”。八岁之后到北京，知道自己有继母之后，似乎也未曾“仇父恋母”，虽然有的是对他们的疏远和不满。
对他们有打自心底里的蔑视和反感，是在我逐渐了解事情真相的三十岁之后；这和“俄底浦斯情结”似乎有点大相径庭；或者，是一个特例。
我的这种“情结”不但被道德和教养的“自我”所压抑，还被另一个梦不断地冲淡，那是一个人性和良心复活的梦。
作为一名教师，我有一个体会，五十岁以后的心态与二三十岁时显然不同；对学生多了一份理解和宽容，对自己多了一份反思。我有时想，父母已垂垂老矣，在他们人生的暮年，也应当能够反省自己的过去，如托尔斯泰《复活》里的主人公聂赫留朵夫。或许，我也能等到他们迟到的歉意，而且不会等得太久。我用这种人道主义的虚幻安慰着自己，用“以德报怨”的信条勉励着自己；因为即便是为了女儿，我也应当维护这个形式上完整的“大家庭”。
这种长期被压抑的情绪终于在梦中爆发了。
我想起媒体上报道的一些杀父﹑弑继母的案例，心有所悟。对于我来说这“似现实”的噩梦，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竟是“似噩梦”的现实。在心理状态上极其相似，不过是发泄的渠道不同。或许有这梦的宣泄，能减少人间惨剧的发生？或许就是这些梦，反成了暴力行为的启示？
我不知道答案。
但肯定的是，理性虽不能阻止噩梦；却能阻止噩梦转变为现实。
幸亏我还没有失去理性。
我，奶奶，还有母亲，是忍让了太多，压抑了太多。
我暗下决心，即便我可以忘记过去的不公正，也不会再容忍新的不公正。
二 。 信贷消费之先驱
1998年9月7日，《北京青年报》的“金融时代”版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百盛购物又添新招 大型家电分期付款——一周来咨询者数万”；右下角有一张商家与我妻子“交接”电脑的新闻照片，说明文字是“邓老师拿到了分期付款买到的电脑”。
文章称：“邓老师也同许多京城老百姓一样，首次在现金消费以外接触到了一种新鲜的消费方式：信用消费。”
“邓老师是百盛接待的第一位分期付款的消费者。她与爱人共同从事教育工作，月收入加起来仅有2000元钱，唯一的女儿今年大学三年级，计算机专业，能够拥有一台个人电脑是女儿最大的愿望。为了这台电脑，邓老师一家省吃俭用已攒了三年钱，每月还要从牙缝挤出150元为孩子租电脑。”……
数万人咨询，第一个尝试；我们“一不留神”当了回第一。
女儿上了大学，并没有让我们松一口气，每学年三千五的学费就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教师长了几次工资，生活已有所改善，加上零星的家教，我们两人一个月的收入达两千多元。孩子上大学每月要生活费不说，平时在计算机房上机都要按小时收费。后来学生们觉得还是租电脑合算，先是几个人合租，后来又个人租。计算机专业的不摆弄电脑不行，我们不是不知道，就是上万元的电脑太贵，恐怕等到女儿大学毕业也攒不够钱。
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也不指望父亲和“妈妈”能伸以援手。他们从来不过问，我们也不会求他们。
我从八岁到北京，精神上就已经独立；虽渴望家庭的温暖，愿意得到帮助，但从不依赖别人，也看不起那种成年后仍依赖父母的“爹养娘饭小儿曹”。
所以百盛大厦的信贷消费还真是帮了我们的大忙。不过报道里没有提到的是：我们自己的钱不够，百分之五十的首付款中还有岳父支援的一部分，为了女儿，我们接受了这个帮助。
父亲一生不抽烟，不喝酒，不苟言笑，从来没有看见他和什么朋友来往，因为他没有朋友。
有一回我和老二聊天，说到现在报上老在讲“三个代表”，也不见解释“三个代表”的内容是什么。他正坐在旁边，激动得站了起来：
“我知道，我来告诉你们！三个代表就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熟练得像学生背书。
他坚持订“党报”，天天学习，自觉紧跟。想当初，他“拥林”和“批林”一样的积极，“学邓”和“批邓”一般的虔诚。别人还会在私下里发些政治牢骚，但他绝对不会。家里讲的，一定是报上写的，一定是领导在会上说的，保证是一字不差。
老四事业顺利，从售货员到会计，由会计到经理，买了一辆二手捷达车；有一回开车送父亲去单位报销药费，一下车父亲逢人便解释：
“这是我儿子买的车，不是公车，我是不会占公家便宜的。”
这是听“妈妈”后来讲的。连她都埋怨：
“你也不是领导，你说这些干嘛？”
父亲不答，一副我行我素的神态。
这已不是什么政治信仰，而纯粹是一种政治表现或政治表演。
如果说以前是为了入党，主要是表演给党组织看；现在的表演，已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只有我能看透他这种近乎变态的表演。
他一生欠革命的“债”，因为对待革命，他也玩了一次“信贷消费”。
当年携表妹出奔，若是跑到别的什么地方躲一两年，也就罢了；可他非要戴一顶“红帽子”以正视听。革命队伍的人想必也不像他想的那样好糊弄，带个漂亮女人来“革命”，怎么看怎么像是私奔。他革命的“首付”空洞而可疑，连自己也心虚。
所以他要不断地付出，不断地积累革命的资本；他要和那个私奔的卑劣自我划清界限，他要证明自己是“真正的”革命者；否则他无法归还自己欠下的心债，无法圆当初的弥天大谎。
一生正人君子的表演，为的是掩饰二十五岁时的荒唐。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修炼，这种表演已融入了他的一言一行；连他自己，也相信了自己的演技，甚至于忘了这是演技，以为自己就是个“本色”演员。
这是个忘记了下场，或已然是下不了场的演员。
这是一种被虚伪格式化的大脑，任何假话或表演都无须再进行思想，可以自然地流露。
一辈子假面桎梏，自欺欺人；这是命运对他的嘲弄，还是命运对他的惩罚？
三．明确的信号
二ＯＯＯ年，新世纪开始，我的女儿大学毕业。正赶上计算机人才炙手可热的大好时机，所以顺利地当上了“白领”。
教师的生存环境也越来越宽松，我和妻子除了在学校授课，还做些家教，有时还到外校兼课，我还给一个教育网站写稿子。家庭的经济状况开始有所好转。
在家人的鼓励下，我到驾校报了名，卷入了“学车热”的大潮之中。
记得小时候“六一”节免费乘公交车，我总要站在司机后边感受开车的感觉；一边看着外面的街景，一边盯着司机换挡打方向盘；看司机能将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操控得停走自如，真是叹为观止；以为除了开飞机开火车，开汽车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事了。
所以，我小时候曾有过许多的梦想，有当诗人，当工程师之类；都没敢梦想过开汽车。
六十岁左右学车的人，或许都和我差不多，是要圆一个过去未曾有过的梦。
我学车时闹过不少笑话，过环岛时，教练发口令说：
“环岛直行！”
我一下子踩了刹车，惊疑地问：
“环岛直行，不是开到环岛里去了吗？”
“是转过去，直行！”教练说。
我口里念念有词：
“那就是先右转，后左转，再右转。”
把教练气得没办法。
2002年夏天，我家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了一辆红色的两厢“赛欧”。老四家也换了一辆新车，一辆白色的“赛欧”。
两个儿子家有了新车，爸爸照例要抒一下革命之情：
“老百姓买汽车，过去哪里有过，啊？在过去，想都不敢想！如今不得了，真是开明盛世，开明盛世啊！”
摇头晃脑，绝对的声情并茂，不过我们是听惯了。
秋天，“妈妈”要去趟南京（爸爸不愿意去），走之前和我说，她往返要一个月左右，这段时间由我和弟弟们轮流照顾一下爸爸。
“我们四个人安排一下不是问题，你就放心吧。” 我说。
没想到过了几天，爸爸打来电话：
“无敌，你妈坐火车走了。她已经安排好了，平时老二老三老四他们早晚抽空来照看我，周末两天你来管。”
好一个“安排好了”！
要是在过去，我会默认这个安排，容忍这个“小小的”不公正；但这次我要说“不”。
“为什么没和我商量？我周末没空。”
“你来不了，我可以住到你那里去的。”爸爸还不想改变主意。
“你们不和我商量，我不接受这个安排。”
说罢我放下电话。
这是我给出的一个明确的信号。
如果他们永远不懂得什么是公正，我起码要让他们懂得什么是别人无法接受的不公正。
我要“帮”他们改改不公正的“习惯”。
后来从老四那里得知，这个安排实际上是爸爸和老三定的。打出“妈妈”的旗号，想必是以为我会避免与她冲突而不得不接受。为这么一件小事，爸爸还要动如此的心计，真是莫名其妙。
当我抽空去看爸爸时，他非但不解释，不认错，还在那里给我唱高调：
“街坊们都说咱们一家人和和气气，安定团结，是邻里的榜样……”
“你是高级教师，有修养，应当顾全大局，以团结为重嘛……”
我真想如梦中那样，照着他那张虚伪的脸狠狠地抽一记耳光。
“妈妈”从南京回来后不久，到医院做了胆囊摘除的手术。
先是说请个看护，后来还是决定让几个妯娌和从南京赶来的妹妹轮流在病房值班。妻子值班时我尽可能用车接送，否则她就要挤将近两个小时的公交车。
住院期间，儿女们跑前跑后，我的女儿还给“奶奶”带来了鲜花慰问；同室的病友都十分羡慕，跟“妈妈”说：
“你的儿女多好，你真有福气哟！”
“妈妈”指着妻子说：
“我的大儿媳妇是老师嘛，人最好，最老实了！”
手术很顺利，半个月之后出院，出院那天我开车接“妈妈”回的家。
看见“妈妈”平安回家，爸爸当着众多人的面，总结性地发言：
“这次你妈住院，乐乐（妹妹的小名）立了大功！”
众人都听楞了。妹妹过意不去：
“也不是我一个人忙，大嫂，弟妹她们都挺辛苦的。”
过些日子我们去看她，“妈妈”给我们准备了“礼物”，给我的是一双皮鞋，给妻子的是一件衣服，我打趣地问：
“怎么，要论功行赏啊？”
“妈妈”回答：
“他们也都有。我这个人，不愿意欠别人的情。”
她说这话时带着几分的自得。
如同过去对我们说：“老三讲了，他是交朋友不交亲戚。”也是带着一种自得。好像是悟出了一条别人不懂，又颇值得自傲的人生真谛。
她还给我的“人情”——那双皮鞋，小，磨脚，穿了一次就扔在床下。给妻子的衣服倒还合身，好像是穿了几次。
2003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