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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得，晓得呦！这是我的一个堂哥嘛。他是你什么人呀？”
“是我爷爷。”
“哦，那按辈分，你应当叫我姑奶奶哩！”
我连忙叫了一声姑奶奶，老太太高兴地答应着。
原来还真是个亲戚，据她说，奶奶搬到北京后，就是他们家帮助照看这所院子和代收房租。
我又说了父亲的名字，她也记得，并记得爷爷有两个儿子，他是老二；我问她，是否还记得当年老二离婚的事。
“晓得，晓得，闹得厉害呦！后来，他老婆带个女娃儿走了，他跟吕家的一个姑娘——也是常家的亲戚嘛，也走了。吕家的人气死了，她爹要登报。”
她忽然想到什么，问：
“你是哪个呀？我还没来得及问你呢。”
“我是无敌。”
“哦，你就是无敌呀，晓得！晓得！老听得他们无敌无敌的叫。唉，过去的事了，我也说不清了嘛。”她不愿再说下去了。
我于是转开话题，当问到小时一起玩耍的年龄和我差不多的一个女孩子时，她说：
“论辈分那是你的姑姑！她不在南京，在外地工作呢。”
我吃了一惊，我一直以为她是我的一个堂妹。
老人家记忆力奇强，不过也没有给我更多的信息。我先前已知道父亲和他表妹的结合曾遭到双方家庭一致的反对，父亲和外公的几次争吵中就翻过这本老帐，看来他们对这段历史都耿耿于怀。我能理解外公，以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观念，那反对几乎是必然的。
我不明白老人家说的“她爹要登报”是什么意思。“她爹”，即外公，反应之激烈可以想象。外公毕业于“南京辅仁大学”，受聘在一所小学校当校长。爱女与有妇有女有子之夫如此，定觉斯文扫地，“登报”之说想必是气极时要付诸极端的措施，未必实行，因为实行起来也没有意义。
外婆对我的嫉恨，也是由女儿的不伦之恋而起。她把心中的不满，完全发泄到年幼的我身上；几十年之后也未能稍有消除，可见当年的积怨之深。
同样的事因，在外公，其结果是对我的同情；在外婆，其结果是对我的嫉恨；这是人性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奶奶和父亲，外公和“妈妈”之间也很明显。同因不同果，同果不同因，固然常见；但如此强烈的反差，却让人感到困惑。
在大讲阶级斗争的时期，“出身”是很重要的，其理论依据就是所谓的“家庭影响”；照此推理，一家人的行为品行应大体上一致才对，可事实上，却有大量的反证。
希腊哲人柏拉图认为，人类灵魂的车夫赶着两匹马，一匹马是高尚的，而另一匹却是卑劣的。汉代思想家杨雄也有类似的说法：“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按这种观点，人之善恶在于对灵魂的驾驭和对人性的修养。
然而据观察，育婴室内的新生儿就表现各异：有的爱笑，有的爱哭，有的沉静，有的烦躁，有的敏感，有的迟钝；这是他们内分泌系统的差异造成的。这能否预示他们将来的性格和行为？进一步说，这能否解释有些人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善行与恶行？
这次走访，使我进一步确认了影响我命运的那次婚变。
也就是说，在一九四六年二月前后，二十五岁的父亲打走了我的生母，抛下年幼的女儿和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带着高中毕业才十九岁的表妹，不顾两个“封建家庭”的反对，坚决离家出奔。
这真是一段佳话。
在北京，我曾看见父亲拍着桌子向外公大叫：
“当初你反对我们，现在不是还得投靠我，为什么不找你自己儿子去？你儿子不养你吗？”
外公坐在那里无言，我真为外公难过。
明代学者李贽在《夫妇论》中道：
“夫妇，人之始也。” “夫妇正，然后万事无不出于正。”
这“封建”的理论其实不无道理。
当然，从另一角度说，有这样“二三其德”的男人为夫为父，不是幸事。就这一点而言，母亲和姐姐没有失去什么。
我一整天在南京到处游走，想找回幼时的回忆。
公园里澄清见底的湖水没有了，街旁挑担卖螃蟹的小贩没有了，我家附近那可撵鸭子的池塘也没有了，只有乡音还那么亲切。
有几个老婆婆在街边用地道的南京话神态安详地聊天，我站在一旁听呆了。意识朦胧之中，我似乎听到奶奶的声音，我贪婪地听着，如痴如醉，眼泪夺眶而出。
我想念奶奶。
奶奶去世之后，我多次在梦中见到过奶奶；多次梦中醒来，泪流满面。或许是出于对儿子的失望，奶奶在我身上倾注了她全部的心血。
南京有一种泡炒米的小吃。是把米炒得焦黄，吃时用开水一冲，加上点糖，又香又甜，是我小时最爱吃的一道美食。大概是四五岁的时候，我要吃泡炒米，奶奶给我冲了一碗，我看着嫌少，闹着不要，奶奶不说什么，端起碗自己吃了；我心疼不已，抱着奶奶的腿大哭，奶奶又给我冲了一碗，和先前的一样多。
从那以后，我长了记性；懂得了知足，不敢再贪心。
家里的院子种有花生，花生刚收下来我就要剥开吃，奶奶制止道：
“生花生不能吃，吃了耳朵要聋的！”
我不敢再动，后来到上初中时我还记得这条戒律，下乡劳动不敢吃生花生；同学们直笑话我，但我仍坚信奶奶的话是对的。
小时，衣服上的扣子跑掉了，奶奶就把我叫过去；那时南方的床上都铺有稻草垫子，奶奶从垫子里抽出一根稻草棍儿让我衔在嘴里，然后才给我钉纽扣；说是在穿着的衣服上动针线有忌讳，会和别人有口角，衔根稻草就没事了。
奶奶似乎预见到我未来的独立生活，每到家里吃炖鸡时，都把“针线包”（鸡心）挑出来给我吃，说吃了会做针线。我吃了数不清的“针线包”，算是为后来的住校生活做了早期的“心理训练”。
在南京，过年（春节）有很多的规矩，奶奶嘱咐我要“文静”点，不许乱跑乱说话，要像个大人似的，奶奶还领着我到一间大房子里去磕头。那好像是常家的宗庙，烧着很多的香，摆着很多的点心，上面供的是祖宗牌位还是画像我记不清了。许多不认识的大人们先磕头，大人走后是小孩磕，磕完了就可以分吃供盘里的点心，所以分吃点心的这一节最开心，也记忆最深。当然，还能在此时认识一些同龄的小朋友。
奶奶是在一个有人情味的家庭长大的，她的“解放脚”就是证明。奶奶出生在清朝末年，女子还时兴裹小脚，那是件很残忍的事。我清楚地记得，奶奶在洗脚时，一面抚弄已经变了形的脚掌和脚趾，一面对我和女佣叙说当年裹脚的经历，我听着心里都直发紧：
“阿唷，疼死了…，毒毒地疼呦！睡不着觉，脚一着地就钻心的疼，疼出一身的汗。我整天的哭嘛，我爹妈心疼我，就给我把脚放了…”
我想，这在当时，没有一定的爱心和勇气是做不到的。
奶奶把上一辈的慈爱传递了下来，但是，她的善良竟然没有打动自己的儿子。
当年外公家风波骤起之时，也是爷爷家纠纷难解之日，最后爸爸决绝而去，一定让奶奶伤心不已。
八一年，爸爸退休。因为有四六年与表妹的“北上”之举，是四九年之前参加的“革命”；按政策，享受离休干部的待遇。“遗憾”的是，他三十多年如一日的入党夙愿仍未实现。尽管有“革命资历”，有“历次政治运动”中“没有犯过错误”的资本；除了 “割资产阶级尾巴”（交房产）的革命行动之外，据说在单位还“奋不顾身”地救过一次火（毫发未伤）；可是，党支部的领导换了一拨儿又一拨儿，哪一拨儿领导也没有把他接纳入党。
爸爸不灰心，退休后仍然参加单位党支部组织的“积极分子”的活动，一次不落。为了不落后于形势，他在家订了“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不但自己读，还时不时对家人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有一天晚上，家里人正在那台黑白电视机前看节目，爸爸忽然感慨道：
“你看看！你看看！资产阶级有多么的腐朽！”，
我和弟弟们不知怎么回事。爸爸指着他手里的“参考消息”说：
“这报上讲，日本人发明了一种电视遥控器，坐在沙发上就可以换电视频道。”
我们还是听不明白。
“你想想看，站起来到电视机前换一个节目，这样的举手之劳都不愿意做，你说这资本主义社会有多么腐朽！它不解决劳动人民的问题，它简直…”
他看别人没有反应，一个人仍在那里感慨不已。
这并不妨碍他日后坐在沙发上，心满意足地使用电视遥控器。
南京传来外婆的死讯。“妈妈”不说话，爸爸大惊小怪地说：
“在咱们这儿还好好的嘛，一定是心情不好，一定是心情不好！”
据说外婆和儿媳有些合不来。不过依我看，即便如此，也怪不得别人。
正文 第六章 心灵的深渊
（更新时间：2005…9…4 10：27：00 本章字数：13269）
第六章 心灵的深渊
一．不容借住
八○年，原“北京农校”的孙叔涵老师找到我，孙老师在“中国农学会”工作，正在筹备成立“中央农业广播学校”，用远程教育的手段，对农民进行文化知识的传播，打算让我参加化学教材的编写工作，原农校的程老师是主编。我于是被借调出去，教材从编写到出版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八二年，“化学基础”“土壤肥料”等第一批教材出版，在中央台开播。程老师是化学课的主讲，讲稿由大家分工来写，录音时我和另一位老师在录音间外作“业务监听”，发现有口误之类的立即叫停返工。中央台的录音很严格，半个小时的节目有时要录上半天。“农广校”是新生事物，可谓开中国农民远程教育的先河。我们化学编播组有五个人，干得都很投入；学员也发展得很快，全国各地有几十万人。
八四年初，利用寒假的机会，“农广校”组织化学教材的编播人员到基层走访调查，去了山东，江苏的一些地方。因为是打着“农业部”的旗号下去的，每到一地，陪同我们的有省，地，市，乡的各级干部，享受贵宾级的待遇；这个阵势让我们有点不自在。见我们几个教师出身的人缺乏思想准备，带队的农业部干部对我们说：
“这没什么，当年农业部副部长到山东，有警车开道，摩托车队护驾，地方上就是这样。”
山东农村的状况显然比北京郊区的农村要差得远，在德州郊区的一个学员家里，简陋的土房是家徒四壁，连个坐的地方也没有，唯一能看到的“现代化”的东西，就是用来听课的半导体收音机。那位学员见到我们时激动万分：
“可看见中央的老师了！我一定好好学，报答上级领导的关心！”
后来到了江苏，一些学员还让我们签字，合影，让我们体验了一次当“名人”的感觉。
但我们还是感觉有点不自在。
最后一站是南京，到达时已是阴历的年底，返京的车票极不好买，于是大家决定在南京先住下，索性等乘车高峰过去再走。我由此得空看望多年未见的母亲和姐姐。
姐姐已于几年前调到南京，在姐夫任教的“华东工程学院”工作，结束了多年的“两地分居”。
在学院的教师宿舍，我又见到了姐姐一家人。大年三十，能和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