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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大小，只要尝到了掌握权势的滋味，就开始患上慢性“波拖马克病”，苦心等待在华盛顿崛起的日子。
迪克·切尼副总统，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国防部长，他们年轻的时候也是“杜邦环岛族”。美国政治中不存在突然耀眼的明星，只有那些等待很长时间，做过很多贡献，能力逐渐得到承认的人，才能得到相应的待遇。这是华盛顿政治的不成文规矩，它教会了今天的杜邦环岛族要有耐心。
在民主社会拥有权力，就意味着拿着国民交纳的税金做薪水，在那些可能对国民和国家的未来产生巨大影响的事项行使决定权，为国民和国家服务。如果仅仅是头脑聪明，学识渊博，是不可能被赋予这种权力的。首先要向人们证明，自己是超越个人层次，可以为社会工作的人。
在美国，选拔公职者的重要标准，就是他们这一生为了公职目标付出了多少。有些人到了选举季节，突然站出来说自己要为公益事业献身。看他们的简历就会知道，他们大多是为了自己而拼命努力，最后取得成功的人。可是谁也难以确信，这个人今后会为国家和社会付出一切。儿童时代和年轻时代从来没有过为公益事业服务和奉献的经历，难道会因为某一天的突然决定而改变人生吗？我不相信这种可能性。
在华盛顿观察美国精英的时候，脑海里也常常受到“公益”这个单词的支配。在美国的最高教育机构，教师几乎像洗脑似的把“为公益事业而奋斗”的信息种植在学生们心里。在公共机构工作并不是办公共事业奋斗的惟一道路，即使在专业领域或企业中工作，也可以通过捐款的形式为社会做贡献。经常听到这些教诲和从来没听过的人，他们的人生会发生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表现为是否能够超越自己的成功和幸福这些自私目标，想到更广阔的世界。
美国也像韩国，能够接受大学教育的人就意味着拥有了享有恩惠的人生。在二十出头的年纪，不需要从事经济活动继续学习，如果没有国家和社会，或者家庭的支援绝对做不到。在社会中得到最大恩惠的人，理应承担起为没能得到这些恩惠的人工作的义务。这是美国最高教育机构在培养未来领导者的时候，不断注入学生脑海里的信息。
表面看上去，杜邦环岛族是从年轻时代就追求权力的年轻人，其实在这背后隐藏着“要为自己所属的社会变得更美好而奉献”的心理。有些人明明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岗位，却拿着微薄的薪水在市民团体工作，每当看到他们，我就会受到感动和刺激，同时也觉得内疚。对于“你是否曾经超越自己的成功和幸福这些自私的目标，想到更广阔的世界”，我还远远没有资格回答。
试着这样想，我在不知不觉间依赖于别人的奉献走到今天，因此我也有义务为其他人工作。如果这样想的话，世界就会变得更广阔了。
13、烹饪属于自己的时间
黛博拉在华盛顿市中心买了房子以后，举行了一场派对。虽然小区有些陈旧，但是一百年前盖的房子显得很有档次，很优雅。黛博拉的交际范围很广，在他家里可以见到从事各行各业的人们。在黛博拉家里说说笑笑，玩过两三个小时之后，我对黛博拉说，“我要走了”。黛博拉爽快地挥了挥手，说“好的，再见”。
如果我在韩国人的聚会上这样说，朋友们肯定会三番五次地挽留，“怎么这么早就走，再玩会儿吧”。第一次参加美国朋友的派对，即使我中途提出要走，“谁也不会挽留我”，我还为此感到失落。我做好了向朋友们解释为什么必须中途离开的准备，可是竟然没有人问我原因。“哎呀，是吗？那好，那就再见了，再见！”除此以外，就再也没有人说什么了。
深夜，我穿过宁静的城市，走在回家的路上，心里感到无比的轻松。尽情地玩过了，现在我只想着回去写报道，愉快地结束一天的生活。如果是韩国人的聚会，我肯定会受一番煎熬。“别人都留下来，为什么就你一个人要走？”批判的箭矢会无情地朝我飞来，扎进我的身体。最近还有过这样的事情。我去参加韩国朋友们的聚会，因为下面还有别的安排，于是我提前离开了。第二天，有个朋友用批评的语气对我说，“昨天就你一个人先走了”。是的，“就你一个人！”这是一种罪过。
在韩国，重要的“怎样与别人相处”，而在美国，“怎样与自己相处”则显得更为重要。这是“群居社会”和“独立社会”的区别。在韩国，要想过得好，首先要知道大多数人去哪里。就连吃午饭也是这样，如果别人都要了炸酱面，那么自己也不要别出心裁，最好也要炸酱面。如果你不想成为那块棱角分明的石头，就要牺牲自己，跟随大多数人的意见，这就是生活的秘诀。
然而美国却不是这样，如果你的意见不明确，就会让人感觉你这个人有问题，要么就是心怀叵测。美国社会不断地询问“你想要的是什么”，鼓励你做出自发性的选择。对于自己想要什么，你必须要有明确的基准。而且，独自度过的时间要比和别人在一起的时间更多，所以要学会自己独处。
其实，我们需要与自己交朋友。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想做什么事，我现在过得好不好，这些事情只有通过与自己的对话才能了解。独自旅行的好处就在于可以摆脱熟悉的日常生活和平时很亲密的人，拥有与自己相处的时间。
生活在韩国的人们几乎没有时间与自己相处。不管别人是否要求，自己都要表现出诚意，不断追随别人的意见。这样一来，所有的时间都为“别人”消耗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太近，人际关系相当牢固，如果没有足够的冷静和果断，就不可能解脱这种牢固的人际关系。所以说，韩国人投资给别人的时间远远多于投资给自己的时间。
相反，在美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比较疏远。人口密度低，物理距离远，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因为他们彼此不侵犯对方的私生活，所以人与人之间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在美国的生活很孤独。如果我不主动举行派对或聚会，生活就会一直保持安静。只要我不想，没有任何人会侵入我“私生活的领土”。在韩国，即使自己坐着不动，好像也会有什么东西从周围滚到自己身边，想要步步跟随真的很难。但是在美国的生活却“自动”保持安静。
我在美国生活的第一年，所有的喜悦和痛苦几乎都来自我学习“烹饪属于自己的时间”。美国人只要高中毕业，大部分就要依赖自己的力量生存。20岁左右，就要学会独立。不仅是经济方面的独立，在社会层面也要决定自己应该怎样生活。
在这方面，我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在“像藤蔓相互纠缠”的社会里，我在不知不觉间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别人像对待自己的问题那样帮我解决问题，我虽然感觉有压力，但是一直依赖于这种生活。
那些藤蔓在支撑我的同时，也压抑着我。当我从这些藤蔓中摆脱出来，孤军奋战地适应美国社会的时候，我才真正明白，要想得到自由和独立，就需要付出孤独和责任的代价。不管别人说什么，我都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同时也要独自承担这种选择带来的风险和负担，这些都是我通过亲身体验才理解的。我很痛苦，就像和很多人乘着大船航海，突然让我自己乘一叶小舟，渡过汪洋大海。当然，这其中也有着更大的喜悦，我可以选择自己想去的方向，可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速度。
可是，我毕竟是韩国人，有时还是觉得适当追随别人更稳妥。所以听到朋友说“只有你一个人先走了”，我就会像犯罪似的，心里感觉非常不安。我怀念那种没有时间孤独的稳固的人际关系，甚至还患上了思乡病。不过，“如果你自己不做决定，没有人可以代替你”的警告也时常提醒我，让我保持清醒的意识。
不管怎么样，人生总是要由自己选择，自己承担责任。与别人一起度过的时间也很重要，但是当我们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和他们做着同样的事情，在同样的时间和同样的空间，我们拥有共同的体验。
因此，只有在单独一个人的时候，让我不同于别人的真正差异才能表现出来。我不能按照别人的要求去做，所以独自度过的时间就要具有独立性和创造性。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独处的时间就不存在了。这样看来，真正意义上的管理自己的时间，归根结底就是如何度过属于自己的时间。
14、懒惰生活的快乐
有一天我在看早报的时候，看到了一篇报道，非常有意思。那篇报道的内容是个看来很懒惰的英国人写的一本书，题目叫《懒惰生活的方法》（HowtobeIdle）。作者汤姆·霍格金森在英国创办了《懒虫》（Idle）杂志，被称为“懒惰生活的专家”（在韩国，这本书被翻译成《理直气壮地享受懒惰生活的方法》）。
“为什么清晨一定要早早起床？”这本书从这个深奥的问题开始，论述了睡觉、做梦、慢吞吞吃午饭这些事情的重要性，我怎么能不被吸引呢？以前曾经听说过“缓慢生活”的说法，还从来没听人这样露骨地提倡“懒惰生活”，我被深深地吸引了。
于是，我丝毫没有表现出懒惰，马上就去书店买来了这本书。我以为这应该是有关“方法论”的书，相信这本书肯定和那些讲述成功秘诀、幸福方法、健康生活的图书摆放在一起，于是我往那边的书架走去。可是我没有找到。于是我问店员，店员说，“那本书在生活幽默区”。
我哈哈大笑。坦率地说，如果当时不是在书店，我真想笑得满地打滚。也难怪，这本《懒惰生活的方法》，怎么可能与被美国人奉为神灵的成功哲学书摆放在同一个书架里呢？是我的想法太局限了。对于美国人来说，这种故事只不过是生活里的“幽默”。
我们的懒虫代表选手是这样开头的，“早睡早起能够使人变得健康、富有和聪明吗？”世界上最懒惰的人之一，也是作者的朋友，每天早晨都对叫自己起床的妻子这样说，“等我遇到有早起价值的事情，我再早起床”。
现代人都争先恐后地想比别人提前起床一小时，每个瞬间都尽量提高效率，生活得忙忙碌碌。作者却对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做出了彻底的批判，他认为懒惰也有懒惰的意义。他称赞白天睡懒觉，提醒人们不管是否生病，都要偶尔请一次病假，还奉劝读者充分享受喝茶的时间。追求懒惰，而且我们的最终状态——死亡也是懒惰的状态，这就是我们的人生。
他对以“星巴克”为代表的美国咖啡厅文化进行了攻击。咖啡属于胜利者，是专门为那些早早起床，不吃午饭，拼命追求金钱和社会地位，精神极度空虚的“狂人”准备的东西，你们真的幸福吗？你们不能尽情睡懒觉，只能依赖咖啡因让自己振作起来，被压力折磨的时候，需要服用抗忧郁剂，然后疯狂地工作，拼命想要获得成功，可是，你们真的能得到健康、富有和聪明的生活吗？
突然，我感觉自己曾经喜欢过的这种简单有序，充满活力的美国生活，竟然是那样没有意义。喝着咖啡打瞌睡的下午，千方百计地让自己瞪大眼睛，这让我感到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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