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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在1979年6月完成了高中学业， 8月以全班第一的成绩获得了林肯技术学院的大专毕业证书，10月份起身前往加州，开始了在英特尔的职业生涯。
真是神奇的一年！
第二部分：见证前往加州
我的室友杰克（Jack）喜欢弹吉他，他是只大烟枪，还吸毒，酷爱改装后加大马力的汽车和摇滚乐。鲍勃（Bob）喜欢收集枪支、手榴弹和爆破材料，是个“新纳粹”。可想而知，对于我们这样三个住在一起的单身汉来说，宗教信仰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不了重要位置。
一天，我们散步回来，进到客厅，我们看到杰克、鲍勃和他们的朋友正围着一个奇怪的、散发出古怪味道的东西。我和琳达去了另外一个房间，在那里聊天看照片。她问我那些人在那儿干什么，我淡淡地说：“在吸毒。”
琳达大吃一惊：“如果警察这会儿正好赶到，我也会被抓进监牢的！”她再也不愿到这儿来了，还积极鼓动我另择新室友。
我的亲戚们都非常反对我去加州工作——
“地震会让海水淹没加州。”
“加州女孩会疯狂地爱你，而后弃你而去”。
“那里的人个个游手好闲。”
“当心卷入那里的邪教组织。”
因为要迁往美国大陆的另一侧，我在长辈们眼中成了一个不肖子孙。
我还记得驾车抵达圣克拉拉第一天的情景。在埃尔凯米诺雷亚尔（El Camino Real）和圣托马斯（San Thomas）高速公路的交叉路口，左边是一辆低矮的改装车（low…rider）正跃跃欲试（如果你不熟悉这种改装过的汽车，那得亲眼见到才能相信真有其事），右边是一辆加大马力的汽车，低音炮震耳欲聋，连我的车都跟着颤动。绿灯一亮，我刚要起步就已有三辆车抢先冲过路口。于是，在下个路口我掉了头，开到旁边一家餐厅的门口，找了个边座坐下，要了一杯咖啡。我真有点糊涂了，我到这儿到底是干吗来了——这简直是个疯狂之地。
然而，这还只是开始。几天后我在英特尔参加新人培训，主讲人突然尖叫起来：“地震！快钻到桌子下面！”我把手里的东西一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趴到地上。那天傍晚我呆在家里，正在厨房桌边看材料，突然余震来了。我大惊失色，向后一跃跳过椅子，像只猫一样落在房间的正中央。宾州至少不会地震，我想。如果当时我有钱或者有张机票，我肯定会飞回我那熟悉温馨的家乡。我相信这也是上帝的旨意，他要让我在生活巨变之前做好准备。在我准备好迎接这些变化时，他让我了解到当时生活方式的种种不足和最终结局。
除了几个和我一样从林肯技术学院到英特尔来工作的年轻人之外，我在加州举目无亲。所以合租一套公寓就显得顺理成章了。我的薪水对一个东海岸的农庄伙计来说算得上是一笔财富了，但我很快发现生活费用也很高。我连自己租一套公寓都不敢想。而且，身边有几个熟悉的人对一个离家万里的十八岁小伙儿来说也颇感安慰。
我的室友杰克（Jack）喜欢弹吉他，他是只大烟枪，还吸毒，酷爱改装后加大马力的汽车和摇滚乐。鲍勃（Bob）喜欢收集枪支、手榴弹和爆破材料，是个“新纳粹”。可想而知，对于我们这样三个住在一起的单身汉来说，宗教信仰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不了重要位置。
前面提过，我从小就在每个星期日去教堂礼拜。但是，到加州不久，杰克就怂恿我把那辆1966年出厂的老爷车重新漆一遍，这辆车简直惨不忍睹。它本来是青绿色的，但一次事故后父亲和我用一辆65年产轿车的蓝色前脸替换了前挡泥板和前盖。车身也有点锈蚀了，后盖也有敲打和修补的痕迹。瞧，它现在就是这副样子。杰克对漆车颇有经验，而且他也实在受不了室友的破车天天停在那儿，这让他很没面子。所以我们开始给车重新上漆。
如此这般，在加州的第一个周末我没有车用，就决定步行到最近的教堂，而不是最符合我信仰根基的联合基督教堂。这座圣克拉拉基督教堂（Santa Clara Christian Church）离我的住处只有几个街区。
在那里作完第一次礼拜，两个女孩，卡伦（Karen）和琳达（Linda）前来迎接我这个新到的访客。她俩总爱咯咯地傻笑，但很友好（就像对待访客应有的态度一样）。当我说到我刚来加州，在英特尔工作时，琳达马上就问：“你在自助餐厅吃饭吗？”我不禁一愣，这就是你在教堂欢迎某人加入时问的第一个问题吗？我困惑不解地看了她一眼，她俩又咯咯地笑了。
好吧，不过是两个傻乎乎的高中女生，一点也不吸引我。后来我知道她在一家食品公司工作，英特尔的自助餐厅就是这家公司经营的。所以她那个奇怪的问题并不傻，但无疑让我们彼此给对方留下了不太好的第一印象。
同样，琳达当时也觉得我没有什么吸引力。她觉得我是个自作聪明、招人讨厌的家伙，而她自己年长几岁，远比我成熟。我们根本算不上是一见钟情。
又是一次神奇的巧合在等着我！开始的时候我常想，只要再过几周，等我的车能开了，我恐怕就不会去那间教堂，而是找一间更贴近我信仰倾向的教堂了。同时，我开始参加这里的青年团契，而这位年轻的女士也总是在那儿。就这样，我和琳达慢慢熟悉起来。
我们几位室友都是不折不扣的单身汉，根本不通家务。不过，我们还是决定筹备一顿感恩节大餐，邀请自己在加州的几个好友。我邀请了琳达。饭后收拾完餐具，我和琳达出去散步，谈到了自己还有信仰等种种话题。
散步回来，进到客厅，我们看到杰克、鲍勃和他们的朋友正围着一个奇怪的、散发出古怪味道的东西。我和琳达去了另外一个房间，在那里聊天看照片。她问我那些人在那儿干什么，我淡淡地说：“在吸毒。”
琳达大吃一惊：“如果警察这会儿正好赶到，我也会被抓进监牢的！”她再也不愿到这儿来了，还积极鼓动我另择新室友。
她开始积极地将我带回主的身边，还找了圣克拉拉教堂的几位女伴一起为我代祷，让我能离开这个鬼地方，而且是马上！
这只是她为这个自以为是的宾州小伙子开始漫长祈祷旅途的第一步。
我开始定期参加圣克拉拉教堂的礼拜，也参加青年会的活动。慢慢地，我开始认识到自己每周其它六天中的生活方式有违我的信仰。你知道，我在联合基督教堂的氛围中长大，就像今天许多主流教派的信徒一样，教堂对我们来说是个令人愉快的地方。牧师的布道让我们内心充满愉悦，鼓励我们去追求更好的生活。教堂也主办一些很好的社交活动。这些教堂里有很多好的基督徒，就像我家乡小镇的教堂一样。但是，这些教堂并不重视讲授福音，不重视培养信徒个人与耶稣基督的亲近关系，并不强调说明罪孽和它的后果，也不强调信徒按照新约安排自己的生活。随着我慢慢领悟到福音的内容，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生活正在远离教义的要求。虽然我坚信自己是个基督徒，也向琳达和其他人这样宣称，但我与耶稣并没有建立起真正内在的联系，也没有什么信心。
第二部分：见证两项英特尔最高纪录
两项英特尔最高纪录：加班与求学深造
我的职业生涯就瞄着做一名工程师这个小小的目标开始了。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工作上，我热爱这份工作。学校里没有课的时候，常常会每周工作80或90小时，总是打破我们部门的加班工资纪录。有那么几次，我的加班工资太高了，人事部门竟开始抱怨。我只是告诉他们，不管付我多少个小时的加班工资都没问题。如果你喜欢自己的工作，他们还用得着为此付钱吗？
我之所以接受英特尔的工作，原因之一就是要继续学习。任何全职员工只要学习与工作有关的课程并得到B的成绩，公司就会全额报销学费。
我从1980年3月开始在圣克拉拉大学就读全日制课程。刻苦攻读三年，终于获得了电子工程学士学位。紧跟着又去斯坦福大学深造，1985年6月我得到了硕士学位。然后，我又花了一年时间在斯坦福攻读博士学位。根据英特尔的报销规定（员工每周必须工作30小时），我开始了以最少的开销完成昂贵学业的旅程。虽然十五年前我就不再到学校上课了，但我相信我仍然保持着在英特尔报销学费数额的最高纪录。
我在英特尔的第一任上司是戴维·布朗（David A。 Brown）花了很大功夫来安慰我的父母。实际上，在我动身离开东海岸之前，他就给我父母打了几次电话，向他们保证：当他们年少的儿子前往加州时，“一切都会好的”、“我保证他会没事的”。英特尔是家非常体恤员工的公司，我被安排在微处理器部门的Q＋A小组工作。
上班第一天，戴维向我讲述了他要我做的事。当时他正在进行一系列质量和性能试验，他要我把晶片放进试验炉，定时作一些试验，以验证测试板的性能和这些晶片的负荷。然后再把他们放进炉子加压，再做一些试验。这些并不是我工作的全部内容，但也是我第一份工作的主要部分。
我坐在那儿听他说，并很快在头脑中勾勒出一幅非同寻常的职业目标：我要坐在桌子那边。我要成为那个决定各项试验、进行数据解释并制定下一步工作方向的人。决定做什么的是工程师，技师不过是打下手作些辅助工作。做一名工程师，这就是我当时的职业目标。
我的职业生涯就瞄着这个小小的目标开始了。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工作上，我热爱这份工作。我不在学校学习的时候，常常会每周工作八十或九十小时，总是打破我们部门的加班工资纪录。有那么几次，我的加班工资太高了，人事部门开始抱怨。我只是告诉他们，不管付我多少个小时的加班工资都没问题。如果你喜欢自己的工作，他们还用得着为此付钱吗？
我之所以接受英特尔的工作，原因之一就是要继续学习。既然我很清楚自己想做一名工程师，就开始了相同程度大学课程的学习。在我接到的各项工作邀请中，只有英特尔的工作时间最灵活。而且，任何全职员工只要学习与工作有关的课程并得到B的成绩，公司就会全额报销学费。
根据这项规定以及我和上司就工作时间达成的协议，我从1980年3月开始在圣克拉拉大学就读全日制课程。刻苦攻读三年，终于获得了电子工程学士学位。紧跟着我又去斯坦福大学深造，1985年6月我得到了硕士学位。然后，我又花了一年时间在斯坦福攻读博士学位。根据英特尔的报销规定（员工每周必须工作30小时），我开始了以最少的开销完成昂贵学业的旅程。虽然十五年前我就不再到学校上课了，但我相信我仍然保持着在英特尔报销学费数额的最高纪录。
就在这样紧张的全职工作和全日制学习中，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