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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在两天三夜的旅途之后抵达荷城时，又有怎样的遭遇呢？在火车上，由于空间太窄，大多数人只好全程枯站，幸运的少数则轮流蹲在满是尿骚臭的稻草堆上。抵达时，从老俘虏那儿打听到的第一条大消息便是：这个小型集中营（人口仅二千五百名）没有〃炉子〃、没有火葬场、也没有煤气！这表示所有变成〃末世脸〃的人，不会直接被送到煤气间，而要等到所谓的〃病患护送队〃组成以后才被遣回奥斯维辛。这个令人惊喜的大好消息，使得大伙儿心情特佳。奥斯维辛那位资深舍监的愿望终于重视了：我们这么快，就已经来到一个没有〃烟囱〃的集中营里。当下，我们欢笑作乐，管他紧接着又要忍受什么样的煎熬？
清点新到者的人数时，当局发现有名俘虏失踪了，要我们在风雨交加的户外等着，直等到寻获失踪者为止。后来，终于在一幢茅舍内找到了那家伙他因为疲劳过度，在那儿呼呼大睡。点名完毕，我们立刻受到〃游行〃处分；当晚，还通宵在户外枯站，忍受长途旅行后的疲劳及风雪刺骨的滋味。尽管如此，大伙儿还是非常开心！这儿好歹没有烟囱，奥斯维辛则已经遥遥其远了。
有一次，我们看到一群罪犯路过工地。当时，一切苦难的差距，在我们看来何其明显！我们嫉妒那些罪犯，因为他们似乎活得较有保障、较有条理，且较为快乐。他们当然有定时洗澡的机会啰我们悲哀地想着。很可能还有牙刷衣刷、草席（而且是一人一张），每个月还有邮件告知亲人的下落或生死；而这一切，我们老早以前就已经无权享受了。
我们之中，也有人特别幸运，能够进工厂，在户内做工，而成为众人争羡的对象。这种救命似的好运道，每个人都梦寐以求。然而所谓的幸运，毕竟是相对的；幸运的尺度，因而可一再延伸。同样是令人生畏的户外工作队（我就是属于这种工作队），其中就有些队是公认比较倒霉的。一旦置身这种工作队中，你自然会羡慕别人不必每天十二小时都得在陡坡上踩着满腿烂泥清理战地铁道的木桶。大多数的意外事件，都发生在这种工作上；而一旦出了意外，往往有丧命之虞。
有些工作队的监工，特别喜欢整人，因而，我们总要比较谁运气好，不必受其指挥，或只是暂时归其管辖。有一次，我不幸奉派到这种工作队上。要不是两个钟头后发生了空袭警报，以致在警报解除后必须重整队伍，我想我可能早就因受不了监工的虐待而躺上专门承载劳累致死或濒死者的雪橇，被运回营去了。在那种情况下，警报所带来的解脱，没有人能够想像即使是在拳赛中听到一回合终了的铃响，因而避免了致命一击的拳击手，也无法想像。
就连最微不足道的运气，我们也庆幸不已。只要在就寝前有时间捉虱子，我们就高兴得很。倒不是说这有什么乐趣；光着身子站在寒气逼人、天花板上结满冰柱的茅舍内，可不是闹着玩儿的。然而在〃捉虱大典〃中，只要没熄灯或空袭警报，就值得我们千恩万谢了。因为，这件事没办好，我们一整夜休想睡个好觉。
在集中营生活里，这种贫弱的欢娱，为大伙儿提供了消极的快乐也就是叔本华所说的〃苦中作乐〃（freedom from suffering）然而就连这种快乐，也是相对性的。真正的快乐（即使是细微的）．可以说几乎没有。记得我有一次曾经草拟一张《快乐明细表》，结果发现，在过去好几个星期中，我总共只有两次快乐的经验。其中一次是这样的：我从工地回来后，苦等良久，终能进入厨房，并且被分发到由冯姓伙夫（也是俘虏）主勺的队伍里。冯伙夫站在一个大锅后，接过每个俘虏递上去的碗，一一盛上汤，众俘虏则一一迅速离开。这人是唯一不看情面、一视同仁、分汤公正的伙夫。他对自己的好友或乡亲，并不会特加关照，为他们捞出锅底的马锋薯，而叫其他人喝薄稀稀的汤。
不过，我无意责怪那些特别关照自己人的俘虏。在那种生死攸关的情况下，谁能苛责别人袒护自己的朋友呢！一个人除非在相同情况下也能够作到绝对的公正无私，否则无权去判断别人。
119 救命仙丹
19 救命仙丹
我恢复正常生活（即重获自由）很久以后，一位友人拿了张画刊给我看，上面登了几帧照片，全是集中营俘虏挤躺在木板床上．眼光呆滞地盯着一名访客的镜头。〃很可怕，不是吗？那种呆滞的表情底下，隐含了多少恐怖啊！〃
〃怎么说呢？〃我问着，因为我的确不懂得他的意思，也因为在那时候，我仿佛重又身临其中：早上五点正，天色仍一片漆黑，我躺在一间土屋里的硬板床上，同其他约七十名与我一样〃受到照顾〃的难友挤在一起。我们病了，不必离营做工，不必出操受罚，却可以整天躺在屋里打盹，等着每天照例要分发的面包（当然，病人的份量较少）和汤（病人的汤不仅较稀，量也大减）。虽然事事不算如意，我们却心满意足，衷心快慰。试想，当我们彼此缩在一起，以防暖气外泄；当我们懒得连手指头都不愿一动，屋外的集合场上，却传来尖锐的哨声与吆喝声。值夜班的俘虏刚从工地回来，正等着点名。我们的房门被推开了，风雪长驱直入，一名筋疲力竭的难友满身雪泥，一拐一拐地闯进来，正打算坐下来休息几分钟，可惜却被资深的舍监给撵了出去。在病人营舍，病人尚在接受检验的期间，陌生人是严禁入内的。当时，我多么替那家伙难过，又多么庆幸自己生了病，可以躲在屋里打盹啊！能够在病人营区呆个两天，甚至还可能再多呆几天这不啻是救命仙丹哩！
我一看到画刊上那些照片，这一切记忆全又浮上脑海。经我解释过后，友人才了解我何以不觉得那帧照片有何恐怖之处。毕竟，照片中的人可能根本就不觉得难受呢！
在病人营舍的第四天，我才刚被分派去值夜班，主任医官就冲进来，请我以自愿方式，前往斑疹伤寒病人区，负责医疗工作。我不顾好友的苦劝，不顾没有一位同业愿效此劳的事实，而决定前往。我知道我在工作队里，必然不久于人世；然而我如果非死不可，总得让自己死得有点意义。我想，我与其茫无目的地苟活，或与其在生产不力的劳动中拖延至死，还不如以医生的身份帮助难友而死去。这种死，我觉得有价值多了。
我这只是权衡轻重而已，并不算什么奉献牺牲。不过，卫生队那位准尉军官却偷偷叫人特别照顾两名自愿到斑疹伤寒营服务的医生。我们一副虚弱模样．使得他生怕自己手上又多了两具尸体，而不是两名医生。
120 独处的渴望
20 独处的渴望
前曾提到，在集中营里，任何事只要与生存活命没有关系，就没有价值。为了活命，营中人不惜作一切牺牲。但这势必威胁到他向所秉持的理念与价值，因而使他陷入精神的惶乱中，尝到价值失落的痛苦。生活在集中营这草菅人命、夺人心志、蔑视人性尊严、视人如待戮牲口（不过却打算榨尽他最后一滴劳力）的世界里，如果不尽力抗拒这种价值失落的痛苦．努力为自己保留一点自尊，终将丧失生而为人，具育独特心智、独特内在自由及个人价值的意识。当其时，你会认为自己不过是一大群人当中的一个；你的存在将退化到与禽兽无异的地步。事实上，集中营大多数的俘虏就是这样：一大群人，像羊群一样任人随意驱赶，毫无自己的思想和意志；而一小撮无赖，则由四面八方密切监视，并以各种酷虐手段任加折磨。他们不断地驱赶羊群，并以吆喝、踢打、棍击来指示方向；至于我们这群蠢羊，则只是一心一意地想着两件事：如何躲避恶狗与如何挣取一点食物。
羊总是胆怯地挤入羊群中央，我们也一样。每个人都努力往队伍的中心挤，一则比较能避免挨揍（警卫总是在队伍的前后及两侧走着），再则也可以避风。因此，拚命挤进队伍里头，其实就是为了自卫。在队伍里如此，在其他时候亦然。我们总是努力服膺自卫的第一要规，不要显得与众不同！每个人随时随地，都尽力避免引起挺进队员的注意。
当然，如果可能，甚至如果有需要，也该离开群众。大家都知道，在团体生活当中，如果一举一动都要受到监视，人很可能极端渴望离开团体即使只是离开一下。营中俘虏很渴望独处，也渴望一个人静下来想想。他企盼孤独、企盼隐私，然而不见得能偿宿愿。我在转到所谓的〃休养营〃（rest…camp）以后，就碰上了难得的运气，有了每次约五分钟之久的独处时间。我工作的那间土屋（里头住了五十名高烧昏迷的病人）后面，靠近双层铁丝网的地方，有个安静的角落，在那里有人用几根木条和树枝，临时搭了个帐篷，权充太平间（营里每天平均有六个人死亡）。那儿还有个坑口，和自来水管相通。我只要没事，就坐在木质的坑口盖上，呆望着缀满鲜花的山坡和铁丝网交错下的蓝蓝远山。我幽幽地梦想着，思绪飘向了北方和东北方，搜寻着记忆中的家园。然而，我举目眺望，但见浮云而已。
身边的死尸爬满跳蚤，我却不以为意。能使我由梦中惊醒的只有过路警卫的脚步声。有时，这脚步声是为了召我回病房或回去点收新到药品（只有五片到十片的阿斯匹灵，却要应付五十名病人几天之内的需要）。我每次点收完毕，就去巡视病人，量一量他们的脉搏，并且分半片药给几个病重的。至于病入膏肓的人，我一律不发给药品；一方面是因为服药己无济于事，再则是因为药品奇缺，须尽量留给有痊愈希望的人；病情轻微的我除了鼓励几句以外，别无药品可给。我就这样在病房内蹒跚穿梭，逐一问诊，而我自己却因为大病初愈，仍然非常虚弱。巡视完毕，我又回到坑口盖上，静享独处的喜悦。
这个坑口，有次偶然拯救了三名难友。就在我们获释前不久，当局计划把大批俘虏运往达荷。这三名难友非常精明，企图逃避外调。他们爬入坑口，躲避警卫的搜索。我则若无其事地坐在坑口盖上，佯作不知情地玩着小孩子的把戏．把一颗颗石子丢向铁丝网。警卫看到我，迟疑了一会，但还是走开了。我总算有机会告诉下面那几个仁兄：要命的阎王已经走啦！
121 人命如蝼蚁
21 人命如蝼蚁
集中营里的人命，究竟多么不值，局外人通常很难以理解。营中人心肠虽硬，但每当一个〃病人护进队〃组成之时，大家就更意识到人命全然不受重视的事实。病人衰弱的身体，往往被丢上二轮马车，由别的俘虏冒着大风雪，拉了好几里路到下一个集中营去。在马车离开以前，如果有哪个病人死了，照样要丢上去因为名册上非得正确无误不可。唯一重要的只有名册。一个人的价值，就在于他有个俘虏号码。他名符其实地成了个号码。是死是活倒无关紧要，反正同样是个号码；而一个号码的生命是完全微不足道的。至于这个号码及这个生命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