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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文帝没有提拔那个小吏。
张释之的话虽然偏颇，但却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狮子如果只知道咆哮，还不如马蜂的毒针厉害，立论高杆而不去实施，还不如踏踏实实的埋头做事。
世上有许多人，读过很多年的书，甚至做到了XX学科的博士、博士后，动辄就发表洋洋洒洒数万言的论文，可一旦要他解决实际问题，他马上傻眼了。因为这种人只会照本宣科，而不学以致用，又怎么能成为大人物，成就大事业呢？
在很多情况下，低论调甚至不置一言反映的不仅是对自己才能的自信，更是一种包容万物的大气度、大胸怀。宋朝的王旦就是这样一位海纳百川般的大人物。
宋真宗时代，寇准与王旦是枢密院同事。寇准常在真宗面前攻击王旦，但是王旦都一笑置之。
后来寇准罢相，辗转无聊之际，只好回过头来转托别人求王旦，想要一个职位。王旦听说后对来人说：国家官员的职位，哪里可以随便请托要求？我不接受私人的请托。
寇准觉得很没面子，对王旦更不满意，逢人就说他的坏话。
不久之后，寇准又被任命到中枢担任要职，他参见真宗的时候说：“如果不是陛下知臣，我怎么能有今天呢。”
真宗摇头告诉寇准：“你能担任这个职位，都是出于王旦的极力推荐。”寇准非常羞愧。
古人说：“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把握行与言分寸的关键在于审时度势，该多讲时大胆放言，不能少说，否则言犹未尽；该少讲的，不能多说，否则言多必失；该沉默时，奉行沉默是金，三缄其口。
处世智谋第2章 行而不言的智谋（2）
语言是行动之仆
苏格拉底是古希腊哲学家，聪颖异常，机智善辩。
一天，有位年轻人来找苏格拉底，说是要向他请教演讲术。他为了表现自己，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
待地讲完，苏格拉底说：“可以考虑收你为学生，但要收你双倍的学费。
年轻人很惊讶，问苏格拉底：“为什么要加倍呢？”
苏格拉底说：“我在教你怎样演讲之前，必须给你加一门课，那就是怎样闭嘴。”
苏格拉底不喜欢滔滔不绝的人，他对人说，“上帝给了我们两只耳朵，而只有一张嘴，显然是希望我们多听少说”。
在生活中，我们不能过分地依赖雄辩的作用，有很多纠葛与问题，再雄辩的语言解决不了，但是用行动可以轻易解决。如果用雄辩解决了，最后却无法与事实相符，比不解决的影响更坏。但是一个行动本身可能带有多重的含义，如果当事者不说明，是没有人能够从旁边揭穿的。
有师徒俩住在一座寺院里。师父非常有学问，弟子只有一只眼睛，因此读书很少。一天晚上，一个高僧来到庙里，要和师父辩论佛学问题，师父对他提出的题目感到非常困惑，吩咐他的弟子去辩论。
过了一小会儿，那个高僧来见师父，并且说：“你弟子真是个厉害的家伙，他非常机智地赢了这场辩论，所以我要走了，晚安。”
师父说：“在你走之前，告诉我经过吧。”
高僧说：“好，我先伸出一个手指代表佛陀，接着，你的弟子伸出两个手指，表示佛陀和他的教导；为此我伸出三个手指，代表佛陀、他的教导和他的门徒，接着，你聪明的弟子在我面前挥动着他紧握的拳头，表示那三个都是来自一个整体的领悟。”随后，高僧走了。
过了一会儿，弟子气冲冲地跑进来：“那个高僧是个非常粗鲁无礼的人。”
师父说：“噢？告诉我怎么回事。”
弟子说：“他一看见我时，马上伸出一个手指头侮辱我只有一只眼睛，但因为他是一个新来的人，我想还是礼貌些，所以我伸出两个手指，祝贺他有两只眼睛。这时，这个无礼的坏蛋伸出了三个手指，表示在我们中间只有三只眼睛，所以我气疯了，威胁要用拳头打他，他才算罢休。”
这并不是一则笑话，而是一个有深刻禅机的故事。我们也许对其中的深刻含义各有各的理解，但从最浅显的意义上来说，有一点则是肯定的：此时无声胜有声。
南唐广陵人徐铉以学识渊博和通达古今闻名于北宋朝廷。
有一次，江南派徐铉来纳贡，照例要由宋廷派官员去作陪伴使。宰相赵普不知究竟选谁为好，就去向宋太祖请示。
太祖想了想，令殿前司写出十个不识字的殿中侍者的名字，太祖御笔一挥，就随便圈了其中一个名字说：“这个人就可以。”
这使在场的所有官员都大吃一惊。赵普也不敢再去请示，就催促那侍者马上动身。那位侍者得不到任何明确指示，只好莫名其妙地前去执行命令。
处世智谋第2章 行而不言的智谋（3）
一见面，徐铉就滔滔不绝，口若悬河，所有人都叹服他的能言善辩。那位侍者大字不识，当然无言以对，只好频频点头称是。徐铉不知他深浅，更加搜索枯肠喋喋不休地想和他辨论，但是在一起住了好几天，那个侍者无一言相对。徐铉口干舌燥，疲惫不堪，只好闭嘴不说了。
实际上，当时宋廷上有陶毅和窦仪等博览群书的大儒，说起论辩之才，未必就输给徐铉。但宋太祖作为大国之君，接待小国使臣，没有派他们去争口舌之长短。因为两强相争，谁也不会服谁，反而有失大国体面。
宋太祖不屑于言谈争论，最终却统一了江南；徐铉有如此高妙犀利的谈锋，却不能治国兴邦，最终不免于国破家亡。
两相对比，正如奥修所言：所有的辩论都是没有用的和愚蠢的。辩论原本是很傻的，因为没有人能够通过讨论、通过辩论达到真理。
周武王灭亡商朝后，听说当地有个淳厚宽让的智者，武王就去拜访他，向他寻问商朝之所以会灭亡的原因。
这个智者回答说：“大王想知道这个，那么就让我在中午的时候来告诉你吧。”到了中午，那位智者却没有来，武王很恼火。
周公说：“大王不要生气，我已经知道了，这个智者真是位君子呀！虽然自己的国君灭亡了，他却不想诽谤他，因此故意不来赴约。他这是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大王，许诺而不守信，就是商灭亡的原因呀。”
这位智者既避免了诽谤以前国君的恶名，又委婉地劝诫了后来的当权者，这样细密的用心，已经把行而不言的智谋演化成了人生的艺术。
东汉的宠仲达在为汉阳太守时，听说本郡人任棠气节高尚，是一位奇人，现隐居在乡间以教书为生，到任后就先去拜访他。
然而，任棠见了庞太守，一声没响，只是在门口的屏风前放置了一大棵白菜和一盆水，抱着自己的孩子趴在门前。
太守的随从都认为任棠倨傲无礼，庞太守却沉思着说：“他这并非无礼，而是在晓喻本太守呀。一盆清水，是要我为官清正；拔出一大棵菜，是要我严惩横行乡里的强势宗室；抱孩子挡住门户，是要我体恤孤弱呀！”庞太守感叹不已地返身回府，在施政过程中抑强扶弱，公正清廉，果然得到了民众的拥戴。
行而不言的智谋需要看对象，一份再巧妙的用心摆到蠢人面前，也只是对牛弹琴。试想一下，商都智者和任棠的心意，只有像周公和庞太守这样的智者才能理解，才能流传下来。这样看来，世上因不被理解而被埋没的人难道会少吗？
莫卖弄口舌之利
当今有不少人为了沽名钓誉，不惜以口舌之利败坏别人的名声，他们不知道，待人做事，如果一味多嘴多舌，可能就会适得其反，甚至可能触犯忌讳，触上霉头。泄漏天机的人，易遭天遣。打听人机的人，易招人怨。
明成祖时期，广东布政使徐奇进京觐见皇上，带了一批岭南的藤席，准备馈赠京城的官员，不料刚进京城就被巡城官扣下了。巡城官把送礼的名单交给皇上。皇上一看，礼单上“群贤毕集”，唯独没有杨士奇的名字，很欣赏他的廉洁，就单独把他召来询问。
处世智谋第2章 行而不言的智谋（4）
杨士奇说：“当初，徐奇从给事中受命赴任广东时，众官员都作了赠别的诗为他送行，所以他才用藤席来回赠。当时臣有病没有做诗文，不然的话，我也在馈赠之列。今天虽然众官员的名字都在礼单上，他们是否都接受礼物，还不知道，再说东西很小，恐怕也没有其它目的。”
杨士奇一解释，皇上的疑惑打消了，就将名单交给宦官烧掉了，从此再未过问此事。
杨士奇不不愧是开方便之门，闭是非之口的大人物。这名单一烧，皇帝对大臣们不再有疑心，许多官员也免于一场无妄之灾。杨士奇不借机卖弄口舌，为自己出名而用心，这种大智谋，又岂止是一句厚道或者忠君为国所能涵盖的呢？
宋代赵普历任两朝丞相。他曾放置了一口大缸在座椅的屏风后面。凡是有人上书涉及宫中的敏感事宜，他都挑出来放在缸中，等到缸装满了，就派人弄到郊外去烧掉。
这种清静无为的处世智谋饱含着黄老思想，也曾经为宋代另一位丞相李沆所认同，他曾经说：“当今国家的设施制度已经非常细致完备，我虽然高居相位，实际于实际政事没有太大的作用。如果说有，那么只是把宫廷内外牵涉到利害关系的条陈、奏折一律不予上报，姑且用这个办法辅理国事罢了。假如轻率地将宫廷内外所提的建议一一实行，损失就太大了。提建议的人可能只是图一时的进取，哪里是替老百姓考虑呢？”
在当时，很多官员充斥在政府机关里，不了解社会的实际情况，却为了表明自己的才干，通过各种途径上奏折，轻率地出谋划策，比如新建一些机构，改革一些制度。这些人只用了一张纸，却可能让黎民百姓蒙受许多损失。
到了清议之风盛行的时候，这种弊端就更显露无遗。清议派这些费正清所称的“躺在安乐椅上的战略家”，可以视为卖弄口舌之利的代表人群。以清朝洋务运动时期为例，清议弹劾之风也盛极一时。
李鸿章创建工业、倡导商务、修铁路、办电报等都曾被弹劾。1881年，李鸿章为了开平煤矿运输，修了第一条唐胥铁路。这条铁路是修成之后才奏报的，而且还故意把铁路说成是“马路”。
但是反对派想到了他们所能想到的任何理由：比如说机车行驶会震动东陵，黑烟会伤害庄稼，使小民失业等等，几经周折，这条铁路才被允许运行，最初还只准用马来拉！铁路风波一直持续到1889年，闹到李鸿章已经动工的津通铁路被迫停工。
李鸿章对此痛恨至极，认为言官制度是最容易坏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