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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匹，相偶有过失，即贬为平民，流放终生；如廖光，自诩为诸葛亮第二，长沙一失，便置之“闲散”，最后放逐汶山：对刘封，说他“刚猛难制”，劝刘备借上庸之败而除之。事实上，这些人才，只要使用得当，都是可以建功于后世的。
第二，诸葛亮用人不善于扬长避短，发挥部下特长。如马谡，曾提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著名策略，是一个谋略人才，不该用为战将；如魏延，为刘备亲拔，曾委以独当一面的重任，并累建战功，而诸葛亮却常排斥于门墙之外。
第三，诸葛亮不重视人才的培养。刘备在时，诸葛亮主要是坐阵成都。方法施废，整理戎旅，正是他的特长，刘备死后，诸葛亮事必躬亲，出将入相，独力支撑，辛辛苦苦，压抑了人才的成长。萧何荐韩信，管仲举王子城父，都是用他们的长处来补救自己的短处，诸葛亮有萧何、管仲国之才，却没有萧何、管仲用人之智，终于劳碌奔波，未能成就大业。已至于他所培养的主要接班人，缺乏实际工作的全面培养和锻炼，所以他一旦撒手西归，就后继无人，蜀汉就从此一蹶不振了。
待人智谋第7章 因人任事的智谋（2）
《吕氏春秋》说：“大没有固定的形状，然而有了它万物才能生成，大人物不是事必躬亲，而是使所有的人各尽其能，发挥作用。这就叫没有教导的教导，没有说出来的旨意。”
所以说，做部属的以自己能干为有才能，而做领导的，善于让别人尽可能地发挥出自己的才干，才算是有才能。
在尧的时代，舜作司徒，契作司马，禹作司空，后稷管农业，费管礼乐，垂管工匠，伯夷管祭祀，皋陶判案，益专门负责驯练用于作战的野兽。这些具体的事尧一件也不做，悠悠然地只做他的帝王，而这九个人怎么会心甘情愿做臣子呢？这是因为尧懂得这九个人都各自有什么才能，然后量才使用，而且让他们个个都成就了一番事业。尧凭借他们成就的功业而统治了天下。
得人才者得天下，翻开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这类例证不胜枚举。而要得到人才，知人善任是成事的关键。周武王得吕尚而称王，齐桓公得管仲而称霸，秦得人才而一统天下，汉得三杰而有中国，刘备得诸葛亮而三分天下。
西汉王朝赖三个杰出的人物而建立，即大将韩信、智囊张良、后勤总司令萧何。韩信是故楚王国的一个穷苦的流浪汉，张良是故韩王国贵族的后裔，萧何是故秦王朝县政府的低级官员。假如不是时代动乱，他们只有淹没在人海之中。韩信曾当过项羽禁卫军的低级军官，为项羽当过卫兵，屡次向项羽献计献策，项羽都不能采纳。
唯英雄才能识英雄，项羽只是一员勇敢的将领，不是政治家，所以他不能了解韩信，犹如小学生不能了解大学生的课程一样。项羽不但对韩信失之交臂，对他唯一的智囊，被尊称为“亚父”的范增，也不能容忍，终于把范增逐出政府。
只有刘邦具备当时所有领袖们都没有的才能，他在黑社会中培养出来的高度智慧和宽宏度量，使三个杰出的人物为他效力，使他自己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平民出身的伟大君主。
他对自己的这种智慧颇为自负地总结说：“你们说得很不全面，我之所以能有今天，主要是用人上能够知人善用，任人唯贤。运筹帏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定国安邦、安抚百姓、供应军需、保证粮道畅通，我不如萧何；统领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的精英。但是我会使用他们，这就是我夺取天下的资本。而项羽只有一个范增，却还不能重用。这就是他失败的根本哪！”
用人当相容并蓄
成就事业的资本，没有比辩别人才，量才使用更重大的了。如果能这样做，那就能显得既耳聪目明又安闲自在。
泰山之所以高大，江海之所以深广，都是由于不排外，不拒绝广采博纳。就用人而言，相容并包，博采众长而成事，不只是个胸襟和气度的问题，更是一种用人的大智慧。
无论是志士仁人，还是鸡鸣狗盗，都要接纳而用之，多多益善。因为如果下属全是雄才大略者，必然发生争斗，争功邀赏；而如果全是鸡鸣狗盗之徒，那就无人堪当重任，也不足以成大业。
因此兼容并蓄重在一个“杂”字。各个方面有一技之长的各色人等，都得有。以一个公司来言，主管公关、财务、策划、后勤、人事的人，都应当兼而有之。
按照古人的分类法，品德行为高妙，进退举止皆可为人楷模，有这种品质的人叫做“清节”之士。延陵、晏婴就是这样的人。
待人智谋第7章 因人任事的智谋（3）
能创建法规、制度，使国家强盛，使人民富足，能这样做的人叫做“法孚”之士。管仲、商鞅就是这样的人。
思想能与天道相通，计策谋略出神人化，奇妙无穷，有这种能力的就是“术家”。范蠡、张良就是这样的人。
其德行足以移风易俗，其智谋足以匡正邪恶，其权术足以移山倒海，改朝换代，这样的人叫做“国体”。伊尹。吕望就是这样的人。
其品德可为一国之表帅，其治国的方法能够改变穷乡僻壤的落后面貌，其谋略能够用来权衡时事的契机，这样的人叫做“器能”。子产、西门豹就是这一类人。
具有“清节”之风的人，不足之处是为人不够宽弘大量，喜欢推崇一些人，讥刺河责另一些人，凡事太认真，动不动分辨是非，这就叫做好品评人。有“清节”之风的，可以担任老师。子夏之流就是这样。
“法家”这类人，并不能做出具有开创性的计划，其思想缺乏长远性，但能承担独当一面的重任，创意新奇，策略巧妙，这可以称之为手段高超。，有“法家”之才的可以负责司法工作，汉宣帝时的名臣张敞和赵广汉就是这样。
“术家”这类人，不能独创新制，垂范后人，但能够在遇到变乱时运用谋略，拨乱反正。他们的特点是谋略和智慧有余，公正平允不足，这可以称之为智囊型的人。“术家”可以作为智囊团，陈平和汉武帝时的御史大夫韩安国就是这样的人。
能写传世奇文，著书立说，可以称之为做文章的大手笔。司马迁、班固就这样的人。能够传承圣人的学问，但不能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做这种工作叫“儒学”。这两种人可以让他去研究历史沿革，从事文字工作。汉代儒生毛公和贯公之类的人一生所做的就是这些事情。
论辩起来不一定合于真理，但反应敏捷，对答如流，这只能叫做有口才。乐毅、曹丘生就这样的人。胆略、勇气过人，才能、谋略超众，这种人叫做“骁雄”。“骁雄”之才可以去让他带兵打仗。白起、韩信就是这样的人。
当然，能兼容并包，不一定能成就大事业。但是，真成大事业者，必然能兼容并包。
公元前238年，秦始皇刚刚上台，准备消灭关东六国，一统天下。东方各国也纷纷派间谍到秦国去作客卿。
秦国有大臣们得知这些情况，劝秦始皇说：“各国来秦国的客人，多数是为了他们国家的利益来搞破坏的。请陛下发令，驱逐一切来客。”
于是，秦始皇下达了驱逐各国客人的命令，李斯等一大批客卿都被免除了职务。
就在各国客卿纷纷打行李卷准备回国之际，李斯向秦始皇上了一道著名的建议书《谏逐客书》。
他分析说：“从前，秦穆公求贤人，从西方的戎人那里请来了由余，从东方的楚国请来百里奚，从宋国请来蹇叔，任用从晋国来的丕豹、公孙友。秦穆公用了这五个人，兼并了二十个国家，称霸西戎。秦孝公重用商鞅，实行新法，移风易俗，使国家强盛，打败了楚国和魏国，扩地千里，秦国强大起来。秦惠王利用张仪的计谋，拆散了六国的合纵抗秦，迫使各国臣服于秦国。秦昭王得到范睢，削弱贵戚力量，加强王权，蚕食诸侯，确立了帝业。这四代先王都是任用客卿而对秦国作出了贡献。客卿有哪点对不起秦国呢？泰山不拒绝土壤，才能高大。河海不拒绝细小支流，才会深邃。虽不是秦国出产的物品，但有很多是宝贵的。有才能的人虽不是秦国人，但有很多愿忠于秦国。现在下逐客令，正是把武器借给敌人，把粮食送给大国。国内空虚，国外树怨，国家肯定危险。”
待人智谋第7章 因人任事的智谋（4）
秦始皇听从了李斯的意见，马上废除逐客令，将李斯等人官复原职。后来，在为秦统一各国立下汗马功劳的人中，尉缭是魏国人，李斯是楚国人，王翦、王贲、蒙武、蒙恬等能征善战的武将，以及顿弱、姚贾等外交人才，也都是外来人员。
身为一个团队的领导，身边应该有不同的人为自己效劳：有左右心腹可以商量事情，有耳目侦察消息通风报信，有爪牙坚决贯彻自己的命令。
没有心腹的人，就好比一个人在沙漠里里走路，没有人能指示方向；没有耳目的人，就好比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没有爪牙的人，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更不能为达到某种个人目的进行钻营活动；
明智的人一定要选用学识渊博、足智多谋，能提出奇妙的智谋，见闻广博，多才多艺的人做自己的心腹，要选用机智聪明、谨慎保密、有很强的判断力的人做自己的耳目，还要选择勇敢行动力强，象熊虎一样勇猛，象猿猴一样敏捷，性格则烈如铁石，作战如楚地龙泉般锐利无比的人做自己的爪牙。
但也有人只有一些小聪明而没有大学问，只有小能耐而不能办大事，只看重小利益而不知大道理，这种人不能担当大任。
用人当扬长避短
每个人所具的才能都是参差不齐的，有些人长于此而短于彼，有的人又短于此而长于彼，很难一个人样样皆精。所以，把人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是用人的上策。
相传在很久以前，弥陀佛和韦陀分别负责一个庙。
弥乐佛热情快乐，笑脸迎客，香客非常多，但他管不好账务，所以依然入不敷出。而韦陀虽然管账是一把好手，但黑口黑脸，最后竟然香火断绝。
佛祖于是进行机构改革，把他们俩放在同一个庙里，由弥乐佛负责公关，由韦陀负责财务，严格把关。在两人的分工合作中，庙里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在智者的眼里，没有一无是处的人，关键在于如何发现和使用。不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天下就没有可用之人。商汤和周武王虽是至圣明主，却不能和渔夫一样划船，泛游江湖；伊尹是贤相，却不能和战士一样纵马驰骋；孔子和墨子虽然都是博学的人，却不能象猎人那样钻山入林，猎杀虎豹。
战国时期孟尝君的门客鲁仲连讲过一段很有见地的话。他说：“猿猴离开树木浮到水面，就不如鱼虾灵活；要说通过险阻，攀登危岩，良马就赶不上狐狸；鲁国曹沫高举三尺宝剑劫持齐桓公，全军将士都挡他不住，但假使曹沫扔掉宝剑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