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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不菲的薪水，我本来可以选择请假一些时间什么的，但是我为了把告中国足协的事业做大做强，为了给新书的出版做好充分的准备，我毅然放弃了那份让许多年轻人眼红的工作，全身心的投入到图书策划人和畅销书作者这个我人生的方向上来。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还常常刻意把自己放在一个风口浪尖，常常许下公众承诺，告诉身边的每一个人我一个月后身价会怎样、三个月后会怎样、六个月后会怎样，一年后会怎样，三年后又会怎样，因为我夸下了海口，如果不能兑现岂不太没面子，遭人耻笑那不是我一贯的风格，所以我就会逼迫自己实现自己的口头承诺。这样，我的动机就更加明确，努力也就更加直接，目标的达成也就更加容易。
不过，如果你脸皮不够厚，决心不够大，努力不够多，心态不够好，如果你不是强烈的渴望成功，如果你不愿意为成功付出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代价，那你就不要许下公众承诺，也不要自断退路，因为那样会让你更狼狈更尴尬更无地自容，从今以后，你也千万别再指望成为一个成功者。
一夜成名——做事篇 自高身价（1）
成功者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是成功的，相反，绝大多数成功者都是在一穷二白的处境下才穷则思变开始白手起家。
根据成功学的一般规律，成功的第一步是最难迈出的，因为你还没有取得成功，对别人来说利用价值不大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利用价值。所以，一般来说，已成功者在这个时候都不愿意与你交往。只有当你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实现了你人生的第一次飞跃，渐渐开始有了被利用的价值之后，你的社交圈子才会得以拓展，才会有更多的成功者愿意与你交往，你才能获得更多的成功的机会。
所谓“锦上添花”远不如“雪中送炭”，我们先不说取得初步的成功之后该如何如何，现在只谈如何实现成功的第一次跨越，如何在原始积累阶段就得到社会的接纳和肯定。无数历史的经验证明，一开始就树立自己成功者的形象、巧妙的抬高自己的身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汉高祖刘邦就是个中高手。
刘邦小名叫做刘三儿，幼时是当地有名的无赖，既没有显赫的身世，也没有过硬的后台。照理来说，应该是没有人愿意接纳他承认他，天下英雄（更多的是地痞无赖和亡命之徒）也不会因为他的“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死心塌地的追随他一起造反。
然而，刘邦毕竟是一代枭雄，自然有他自我推销的“一套”。他一开始先是找了一些“托”散布谣言彰显其所谓高贵出身，诈称他出生之时有各种异象发生，宛若天命所归似的（他的这一招后来被我国封建王朝的许多统治者如赵匡胤先生之流发扬光大，甚至连我们人人钦仰的袁世凯先生也不甘寂寞，一定也要弄个袁崇焕若干代孙的出身才肯善罢甘休）。
刘邦后来不知道使用了什么手段或者说是阴谋诡计娶了吕文的女儿做老婆，于是他又假托吕文善于看相之名，放言吕文是认为他将来必定贵不可言才把女儿下嫁给他而抬高自身，从而吸引了大批沛县本地的地痞流氓和五湖四海的亡命之徒追随左右。
然而，刘邦营销自己的经典之作还是他的“斩白蛇而起义”。一个无赖乘着酒兴斩杀了一条蛇，本来是极为平常的一件事情，实在是不足为外人道也。然而，刘邦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他知道如何把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无限的放大，从而向自己规划的方向发展。于是，有一天刘邦孤身一人（显而易见就他一个人说了算，没有任何别的见证）在荒郊野外行走的时候，他听到一个不知是何装束的老太太在路边哭诉：“我的儿子是白帝的儿子，变化成蛇，躺在路上休息，不料却被赤帝的儿子杀死了，命啊！”呜呼，此时此刻，刘邦这一地痞无赖赫然已摇身一变为天帝之子，天下想不是他的都难了。
在刘邦及其子孙们的英明领导下，西汉王朝曾一度出现治世的繁荣局面。为了给当时的统治者歌功颂德，“赋”这种我国古代使用较多的文学体裁发展到了一个艺术的巅峰。我们一旦谈到“赋”，我们就不能不谈到作为汉赋集大成者的司马相如；而一旦谈到有“西汉两司马”（与太史公司马迁相提并论，何其荣耀！）之称的“巴蜀第一才子”司马相如，就不能不谈到司马相如的成功学。
司马相如年轻时曾为梁孝王门客，大约是给这些王子王孙们写一些溜须拍马粉饰太平的酸不垃圾文字混一份不错的薪水。梁孝王死后，树倒猢狲散，我们的大才子司马相如顿时从白领阶层沦为下岗工人，不得已收拾行囊领了一份低保垂头丧气的回到了四川老家。
司马相如大才子年轻时可能也如张一一先生般不怎么聚财，既没有存下什么私房钱，也没有花大价钱买中国人寿保险之类，此刻已然是“家贫无以自立”，潦倒万分，怎么办？
四川向来是个出智慧的地方，所以司马相如不会坐以待毙。此时的司马相如已经熟谙“名与利”的辩证法，他深深的懂得，要想自己将来过得好，就有必要现在弄一些光环在头上遮遮穷，只有想办法抬高自己的身价，才能获得更多的机会，尽快的走出困境。
司马相如于是串通好他的好友临邛县令王吉上演了一出双簧。王县令每天早上起床，什么事情都不做，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见穷光蛋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一开始还见一见，不久之后似乎厌倦了小小王县令的大献殷勤，于是频频称病把一方父母官拒之门外。
这一场戏上演了一段时间之后，司马相如果然名声大躁。当地首富卓王孙也忍不住好奇“召”（史书上用“召”，可以窥见卓王孙势力和派头之一斑）来王县令，无非是说某年某月的某一天，自己将设宴款待父母官的这位朋友云云。
如此一来，虽然正中司马相如之下怀，可是他并没有就此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没有轻易的立马就高高兴兴大大咧咧的去赴宴，而是推三阻四摆足了谱才“为不得已而强往”。这里的“为”通“伪”，就是说司马相如直到估摸着卓王孙之流已经等得够呛、耐性已经到了极限才假装极不情愿的勉强去了。
司马相如也就是在这个他苦心孤诣搜索枯肠才好不容易等到的宴会上以一曲《凤求凰》俘获了卓王孙之女——美艳不可方物的才女卓文君的芳心。司马相如继而又用手段骗得卓文君跟着他私奔到成都“当垆卖酒”，曾经“怒其不争”放言要解除父女的卓王孙这时脸面开始有些搁不住了，只得给“僮仆百人，钱百万”给女儿女婿*，司马相如于是拿着老丈人给的钱买田置地，赫然也成了一方土财主。
一夜成名——做事篇 自高身价（2）
司马相如完成他人生第一次跨越的手段虽然不尽光明磊落，但是，他在创业的最初阶段制造社会影响、抬高自己身价的一些技巧和方法，还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在我们还没有成功之前，在我们还没有社会知名度之前，适度的“利用佐证，抬高自身”是非常有必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更大的认可，从而获得更多的机会。
作为中国大陆目前为止最为牛B的品牌行销专家，叶茂中从1996年开始，就放言叶茂中营销策划公司100万以下的单不接，1998年后，他更是大言不惭的说300万以下的单不接。鉴于此，难道是叶茂中真不想接几十万或者一两百万的单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叶茂中不过是借设立门槛来提升公司形象制造舆论影响，从而赢得更多的大客户罢了。没有人会去调查1998年之后叶茂中的公司真如他所说300万以下的单不接，一旦上升到有同行想要去调查他公司的业务状况了，这恰恰说明他的公司已经做得非常之好了。而一个公司的业务状况一般属于商业机密，是不会随便对外透露的，即使是偶有泄密，叶茂中完全可以就用一句“是给朋友帮忙，不挣钱的”蒙混过关敷衍了事。
作为适当抬高自己身价的好处，我是深有体会的：
我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从一写文案的毛头小子逐步爬到公司策划总监的位置后不久，有一次我去一集团公司谈他们公司的企业形象设计（CIS）项目，该公司的董事长虽然表面上对我很客气，可是我分明读出了一丝他对这我这“乳臭未干”小子能力和水平将信将疑的况味。
我知道这样僵持下去，等到接待时间一过，也就意味着这个至少一百万的业务即将泡汤了。我必须当机立断给这个董事长一剂强心针。
于是，我立马让助理打开手提电脑，给这个董事长演示我们公司一些大客户的名单和项目。由于在我们公司曾经运作过的大客户当中，很有几个的实力是远在他们公司之上的，眼见该董事长开始有些心动了，这时候，我又不失时机的从电脑里调出我和“世界百位设计大师”中第一位华人靳埭强先生、台湾设计界泰斗林磐耸先生、“中国CI旗手”贺懋华先生等中国第一流CI专家的合影，并就他们做过的一些著名案例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和评价，好像这些案子都是我主持的一般。其实，我与这几位大师级别的CI专家真正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不足一月，几个比较大的案子我最多算是“参与”而非“主持”，不过，由于我这些特殊的工作经历，再加之该董事长曾经又听过贺懋华老师精彩的演讲，甚是钦佩，他似乎觉得我年纪轻轻就和这些大师们共同作业打成一片，一定是有些真才实学的。
于是，该董事长把开始准备接待我的十分钟延长到半小时，最后，他在董事会上力挺我们公司接手这一项目。事实上，我们后来的合作非常愉快，我们整个的CIS企业形象设计品牌策划也完成得非常出色。
如果我当时没有适时抬出贺懋华老师等三块金字招牌来衬托自己的权威渲染自己的造诣，任凭我当时是怎样的巧舌如簧天花乱坠，要想接下这个项目势必要大费一番周折，由此可见利用权威的人与事抬高自身的莫大好处。
再如我后来“状告足协”的系列营销事件之所以能取得超乎想象的成功，除了我掌握了2004年中国足球一个最重要的趋势（足球环境跌入历史的最低谷，全国球迷难以表达其恨铁不成钢情绪）之外，另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赋予了这一事件“中国第一”的特殊意义。张一一先生到底是否“中国第一个状告足协的球迷”姑且不论，只有拼命标榜自己“中国第一”的美丽身份，才能产生尽可能大的新闻价值。试想，中国可是有十三亿人口啊，拿个第一多不容易啊（除了梵蒂冈那样的小国没有成就感之外），这样的事情不报道报道什么呢，于是全国媒体一窝蜂的跟着我的节奏炒作“中国球迷第一次状告足协”事件，张一一先生一个人躲在角落没事偷着乐，好不惬意。
多接近已经取得成功的人士，尽量向行业的第一名看齐和靠拢，这样往往能对我们努力的方向有一个正确的引导，对我们的品牌形象也有一个较大的提升。
我的“中国第一个对校园爱情和中国足球说‘不’的长篇小说《不》出版之后，我采取的也是这样的策略，非常自负的拿它与《花季雨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