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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国家成就一统天下之基业的资本，没有比辨别人才之高下，并量才使用这件事更重大的了。如果在这一点上做得成功，那身为帝王的人就能使自己既显得耳聪目明，日子又过得安闲自在。
孔子说：“人分五个层次：庸人、士人、君子、圣人、贤人。若能清清楚楚地分辨这五类人，那么长治久安的统治艺术就全明白了。”
那些被称作“庸人”的，内心深处没有任何严肃慎重的信念，做事马马虎虎，有头无尾，为人处事从不善始善终，满口胡言，不三不四。其所结交的朋友三教九流，唯独没有品学兼优的高人。他们不是扎扎实实地安身立命，老老实实地做事做人，而是见小利忘大义，自己总是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们迷恋于声色犬马，随波逐流，自制力差，总是把持不住自己——总而言之，有诸如此类表现的，就是没出息的庸人。
那些被称作“士人”的，有信念，有原则，虽不能精通大道和人道的根本，但向来都有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虽不能把各种善行做得十全十美，但必定有值得称道之处。因此，他不要求智慧有多少，但只要有一点，就务必要彻底明了；言语理论不求很多，但只要是他所主张的，就务必中肯简要；他所完成的事业不一定很多、很伟大，但每做一件事都务必要明白为什么。他的思想非常明确，言语扼要得当，做事有理有据，犹如人的形体一样和谐统一，这样的话，此人就是一个人格和思想非常完整、独立的知识分子，外在力量是很难改变他的。所以，一旦他富贵了，也看不出富贵的生活对他有何增益；如果他贫贱了，也不会对他造成什么坏的影响——这就是士人，亦即知识分子的主要特点。
“君子”的特征是说话一定诚实守信，心中对人不存忌恨。秉性仁义但从不向人炫耀，通情达理，明智豁达，但说话从不武断。他们行为一贯，守道不渝，自强不息。在别人看来，他们显得平平常常，坦坦然然，并无特别出众之处，然而真要在人生的境界上赶上他们，却很难做到。这才是真正的君子。
对于什么是君子，荀子的看法是：“君子可以做到被人尊重，但未必一定要让人尊重自己；可以做到被人相信，但未必一定要让人信任自己；可以做到被人重用，但未必一定要让人重用自己。所以君子以不修身为耻辱，不以被诬陷为耻辱；以不讲信义为耻辱，不以不被别人信任为耻辱；以无能为耻辱，不以不被任用为耻辱。不被荣誉所引诱，不因诽谤而怨恨，自然率性地做他自己的事，端方正直地约束自己，这就叫君子。”
“贤人”的主要特征是品德合于法度，行为合于规范，其言论足以被天下人奉为道德准则而不伤及自身，其德性足以教化百姓而不损伤事物的根本。他们能使人民富有，然而却看不到天下有积压的财物；他们好善乐施，普济天下，从而使民众没有什么疾病和贫困。这就是贤人。
而所谓“圣人”，则必须达到自身的品德与天地间的自然法则融为一体的境界，来无踪，去无影，变幻莫测，通达无阻。他们对宇宙万物的起源和终结已经彻底参透，与天下的一切生灵、世间万象融洽无间、自然相处，把大道拓展成自己的性情，光明如日月，变化运行，有如神明，芸芸众生永远不能明白他们的品德有多么崇高伟大，即使见到一点，也不能真正了解其德性的涯际在哪里。所以，只有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才是圣人。这样的人，古往今来也只有那么几个。
道家的祖师庄周从天人合一的角度来分析宇宙的精灵——人，并也谈到过圣人的人格。庄子说：“刻意崇尚自己的德行，使自己显得超凡脱俗，高谈阔论，冷嘲热讽，凡此种种，都不过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清高脱俗而已。这都是山林隐士与愤世疾俗者的做法，这类人远离红尘，形容枯槁，可他们偏偏喜欢这样做；言必仁义忠信，行必恭俭退让，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标榜品行美好而已。这是天下太平时那些读书人好为人师的做法，有学问的和当老师的，都喜欢搞这一套；一开口就是如何如何立大功，建大名，以及怎样事君为臣、匡正朝野，这都是为追求如何治国济世而已。在朝廷里当官的，为尊君强国而奋斗的，开拓疆土、建功立业的，终生追求的就是这些；隐逸山泽，栖身旷野，钓鱼观花，只求无为自在而已。这是悠游江海之士，逃避现实、闲暇幽隐的人所喜好的。呼吸吐纳，做一些诸如‘黑熊吊颈’、‘飞鸟展翅’之类的肢体运动，只不过为了延年益寿而已。这是导引养生、修练气功者如彭祖一样高寿的人所喜好的；假如有人从来不刻意注重某方面的修养而人品自然高尚，不讲求仁义而道德自然美好，不求功名而天下自然大治，不处江海而无处不安适悠闲，不练气功而自然高寿，一无所有而又无所不有，恬淡无欲而众美会聚，这才是大地之大道，圣人之至德啊！”
人们常常说，某位英雄豪杰做了这样那样的事。但是，什么样的人才算是“英雄豪杰”呢？
汉代有本有名的专讲谋略的书，叫《玉钤经》（亦即《素书》），据说是张良的老师黄石公写的。这本书中对所谓的“英雄豪杰”有这样一个定义：“如果一个人的品德足以让远方的人慕名而来，如果他的信誉足以把形形色色的人凝聚在一起，如果他的见识足以照鉴古人的正误，如果他的才能足以冠绝当代，这样的人就可以称作人中之‘英’；如果一个人的理论足以成为教育世人的体系，如果他的行为足以引为道德规范，如果他的仁爱足以获得众人的拥戴，如果他的英明足以洞悉下属的举动，这样的人就是人中之‘俊’；如果一个人的形象足可做别人的仪表，如果他的智慧足以决断疑难，如果他的操行足以警策卑鄙贪婪，如果他的信誉足以团结生活习俗不同的人们，这样的人就是人中之‘豪’；如果一个人能恪守节操而百折不挠，如果他多有义举但受到别人的诽谤而不发怒，见到让人唾弃的人和事而不苟且勉强，见到利益而不随随便便去获取，这样的人就是人中之‘杰’。”总之，只有符合这些标准的人，才是“英雄豪杰”。
品德行为高妙，进退举止皆可为人楷模，有这种品质的人叫做“清节”之士，延陵、晏婴就是这样的人；能创建法规、制度，使国家强盛，使人民富足，能这样做的人叫做“法家”之士，管仲、商鞅就是这样的人；其思想能与天道相通，计策谋略出神人化，奇妙无穷，有这种能力的就是“术家”，范蠡、张良就是这样的人；其德行足以移风易俗，其方略足以匡正邪恶，其权术足以移山倒海，改朝换代，这样的人叫做“国体”，商代的伊尹、西周的姜子牙就是这样的人；其品德可为一国之表率，其治国的方法能够改变穷乡僻壤的落后面貌，其谋略能够用来权衡时事的契机，这样的人叫做“器能”，郑国的子产、魏国的西门豹就是这一类人。
但是，世间万物都是有两面性的，上述各种类型的人才也不例外：具有“清节”之风的人，不足之处是为人不够宽宏大量，喜欢在推崇一些人的同时讥刺苛责另一些人，凡事太认真，动不动就一定要清楚地分辨是非，这就叫做好品评人，子夏之流就是这样；“法家”这类人，并不能做出具有开创性的计划，其思想缺乏长远性，但能承担独当一面的重任，创意新奇，策略巧妙，这可以称之为手段高超，汉宣帝时的名臣张敞和赵广汉就是这样；“术家”这类人，不能独创新制，垂范后人，但能够在遇到变乱时运用谋略，拨乱反正，他们的特点是谋略和智慧有余，公正平允不足，这可以称之为智囊型的人，陈平和汉武帝时的御史大夫韩安国就是这样的人；能写传世奇文，著书立说，可以称之为做文章的“大手笔”，司马迁、班固就这样的人；能够传承圣人的学问，但不能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其所做的学问叫“儒学”，汉代儒生如毛公和贯公之类的人一生所做的就是这些事情；论辩起来不一定合于真理，但反应敏捷，对答如流，这只能叫做有口才，乐毅、曹丘生就这样的人；胆略、勇气过人，才能、谋略超众，这种人叫做“骁雄”，白起、韩信就是这样的人。
总之，中国古往今来的人才，其类型大抵都包括在上面所列的范围内了。身为部门领导的读者可以按照这个标准衡量一下手下的人才，努力将人才用到最适合他（她）的地方去。
《孔子家语》里说：“从前，贤明的君主一定要对普天下的名流都了如指掌，不但知道他们的名声的好坏，而且知道他们品质的优劣，这样才能恰如其分地授予他们相应的官衔，使他们显得尊贵荣耀。这样一来，天下就好统治了。”孔子在这里所说的，意思就是帝王君主们要对人才品行的等级要有个基本估量，识才是一门需要领导者兼具相关经验和专门知识的大学问，历史上那些成功了的帝王，往往在识才上就占得了先机。
除了会识才，还要会用才
造器尽其材，用人适其性。用一种人才，便成就一种事业。赵王用赵括而亡国，诸葛亮用马谡而前功尽弃，这些血的教训足以提醒我们对用人的重视。
人的才能大小是不同的，就像用升无法盛下斗中的东西一样，盛不下就会溢出来，溢出来就全浪费了。用了不该用的人，怎么能没有危险呢？傅玄说：“品评人才可分九类：一是有德行的，这类人可用来作为政权的根基；二是治理之才，可以让他们来推究事物变化的规律；三是政务之才，可以让他们从事政治体制的运作；四是学问之才，可以让他们搞学术研究；五是用兵之才，可以用以统帅军队；六是理农之才，可以让他们指导农民耕作；七是工匠之才，用以制作器具；八是经商之才，可以用他们来振兴国家经济；九是辩才，可以发挥他们讽谏和议政的长处。”这样做就叫量才使用。
成汤的辅相伊尹说：“如果心智能与天道相通，能不断地顺应事物的变化，了解万物发展的情况，言论足以用来调合阴阳，正确地核准四时，掌握风调雨顺的规律。这样的人，要推举他作三公。所以，三公的职责是不懈地研究社会和自然的发展规律。”
对于相当于三公的宰相的职责，西汉时的陈平说得更明白。当年汉文帝问陈平：“你所负责的都是些什么事情？”陈平说：“陛下不嫌我愚钝，让我当宰相。当宰相的任务就是，对上辅佐皇上，调理阴阳；对下要使万物各得其所；对外镇抚四方，对内团结民众，并且要让各级官吏各尽其职。”汉文帝夸奖他说：“讲得好！”
汉代魏相（宣帝时为御史大夫）曾上书说：“我知道《周易》中讲过：‘天地协调，所以日月运行正常，四时相宜；圣明的君臣统治天下配合协调，少有严刑峻法但百姓悦服。’大地运行，生于阴阳消长。阴阳的规定由日月限定，各有各的责任，不能互相冲犯。贤明的君王谨慎地遵守自然的法则并尊养人才，所以设立柔顺如月的宰相，以顺应四时，掌管政务。君主言行合乎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