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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威廉斯这位爱尔蒙加的传教士，以前是一位家具铁器商的学徒，尽管被认为是一位呆笨的儿童，但是，在他的工作方面却心灵手巧，技艺高超，因此，师傅常把一些做工要求特别仔细的活计交给他去做。他也非常喜欢摇铃铛和做一些店铺之外的其他工作。一次偶然，他听了一个布道，这使他的想发大大改变，他成了一位主日学校的教师，在传教的中，他的注意力逐渐地转到了公众集会上来，他决心献身于这一工作。伦敦教士协会认可了他的工作，那位五金商也同意他在合同到期之前离开商店。他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太平洋诸岛，特别是塔希提岛、雷亚堤岛和拉罗汤加岛。就像最初的传教士那样，他自己干活，打铁，种园子，造船舶。他竭力教岛上居民文明生活的技艺，教导他们信仰宗教。正是在他不知疲惫的工作中，他在爱尔蒙加海岸遭到了野蛮人的残杀。对于殉道者的王冠，他受之无愧。
力量和勇气力量和勇气（图）（13）
利文斯坦博士的传道生涯是在所有传教士中最让人感兴趣的。他曾以自己特有的一种非常谦逊的方式讲过他的生活故事。他的祖先是贫穷的苏格兰高地人，但是十分诚实。据说，其中一人以智慧和审慎著称，临死之际，他把儿子们叫到身边，说他不得不给他们留下一件遗产，他说：“在我一生中，我极为细致地考究了我所能发现的我们这个家族的所有传统，在我们的祖先中我从没有发现一个不诚实的人，即使诚实不是天生的流淌在你们血液之中，诚实也不是自然而然的属于你们，但是，你们每一个人以及你们的后代都必须诚实行事，而是我给你们留下了这样一条规矩：“诚实”。10岁的时候，利文斯坦被送进了格拉斯哥附近的一家棉花厂作“穿孔工”。他用自己第一个星期挣得的部分薪水买了一本拉丁语法书，开始学习拉丁语，后来在一所夜校里他又学习了数年。为了掌握所学内容，他每天熬夜到晚上12点或更晚，每次都要等他母亲催促，因为第二天早晨6点钟他就得起来上班。这样，他通读了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和贺拉斯的作品，此外还涉猎了各种作品，除了对所能找到的小说感兴趣以外，他还对自然科学和游记散文有特别的爱好。他的空闲时间非常之少，但是，他把这些事件全部都用在了植物学的学习上，或用来到附近采集植物标本。他甚至能在工厂机器的轰鸣声中读书。把书本放在旋转的机器上，当机器转动时，他就一个句子接一个句子地阅读。通过这种方式，这位执著的少年获得了大量有用的知识。长大成人后，他决定坐一名传教士，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为了更好地胜任这项工作，他开始学医。为了能让自己负担得，学习医学、希腊和神学文所需的费用，他勤俭节约，在格拉斯哥的几个冬天的假期里，还到工厂去当一名纺纱工人。这样他念完了大学，在这期间，完全靠自己工作挣钱供养自己，从来没有接受过别人的任何资助。他很坦诚地说：“回顾过去的艰难生活，我不禁满怀感激之情，因为这一经历对我的早期教育非常关键。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愿意从这种卑微的生活开始，经受这种艰辛的考验。”最后，他修完了医学专业的全部课程，写出了拉丁语论文，通过了各种考试，拿到了内外科行医执照。最初，他本想到中国，但是，当时正值中英战争，他的计划无法实现。由于他在伦敦教士协会供职，于是1840年他被协会派往非洲。他曾经打算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中国，他说在他被伦敦教士协会派往非洲时，内心的惟一的痛楚是，因为“这对于一个习惯于按自己的方式行事的人来说，是不能忍受的，而目前的这种工作方式取决于别人。”刚到达非洲，他便满腔热情地干了起来，他对只投身于和其他人的共同劳动这一思想感到难以容忍，但是，当时并没有很多独立的工作可做，于是，他便从事一些建筑业的手工劳动和制作一些工艺品。他把主要精力用于传教，他曾经说过：“传教使得我感到精疲力尽和不适应，就像当时我作为一名纺纱工人夜晚学习时的感觉一样”。除了传教之外，在和博茨瓦纳人共同劳动的同时，他挖掘沟渠，建造房舍，耕田种地，饲养家畜，既教给当地人宗教信仰又教会他们怎样劳动。当他第一次和部分本地居民步行去一个很远的地方时，他无意中听到人们在议论他的长相和力量。他们说：“这个人并不强壮，非常苗条，他显得壮实只不过是因为他穿了件肥大的裤子，他很快就会累得精疲力尽。”这些话使这位来自苏格兰高地的传教士浑身热血沸腾，他忘记了疲惫，一连几天他咬紧牙关从不掉队。最后，他听到了当地人对他步行力量的正确看法。利文斯坦在非洲做了些什么，他又怎样工作，我们可以从他自己的作品《传教士之旅》中得知。这本书是公开出版的游记类作品中最为迷人的一本。晚年他的一个众所周知举动彻底地表现了他的性格特征。他把“柏肯哈德”号汽艇是从国内带去非洲，但是，由于年深日久汽艇已经无法使用，因此他又在国内订做一艘新汽艇，费用估计约2000英镑。这笔费用从他《传教士之旅》的稿费中支付，以前他准备把这笔钱留给子女。“子女们应该自己去赚钱”他说。实际上，他这句话是在说他的钱是另有他用的。约翰·霍华德的一生同样有力地表明了意志的巨大力量。他崇高的一生证明：一个人即使身体虚弱，但是，在一种崇高的责任感的驱使下，为了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也能产生移山倒海的力量。改善监狱囚犯生活条件的想法占据着霍华德的大脑，这使他表现出一种疯狂的激情。艰难、危险和肉体和精神的折磨，都无法使他改变自己这一伟大的人生目标。他普通普通，并非天才，但是，他心灵纯洁，意志坚强，在所在的那个时代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不仅如此，他的巨大的影响并没有因为他的生命而终结，他不仅对英国的立法产生了持续和深远的影响，而且对所有文明国家的立法影响至今。乔纳·亨利也是一位富有耐心、不屈不挠之人，正是他使得英国拥有如今的成就，使得英国人具有今天的这种性格特征：有生之年心满意足地做好上帝给自己指定的工作，任务完成之后，满怀感激地幸福长眠。“不要为自己立碑作传，而是要通过努力给后人留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1712年亨利出生在英国朴茨茅斯市，父亲是一家船舶修理厂老板，在他很小的时候，一次意外事故，他失去了父亲，成为孤儿。母亲带着几个孩子移居伦敦，这位可敬的母亲把孩子送进学校，含辛茹苦养育他们长大成人。17岁时，乔纳·霍华德被送去里斯本给一个商人当学徒。在生意上，他专心致志，诚信守时，一丝不苟，因此，赢得了所有认识他的人的尊重和赏识。1743年，他返回伦敦，接受了—家在圣·彼得堡专门从事波罗的海地区贸易的公司的邀请，加入成为该公司的合伙人，他带着一支英国商队动身去波斯，这支商队贩了20马车的布匹，接着又到俄罗斯扩大贸易。到了阿斯肯郡后，他们乘船去里海东南海岸的阿斯郡伯德。但是，这些布匹刚刚上岸，一场起义暴发了，他的货物全部被没收。尽管后来这些货物大部分归还给他，但是，他的公司还是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当时，暴乱分子密谋想把霍华德和他的商队抓住，于是，他只得走水路逃跑，历尽千难万险，最后安全抵达了格兰。这一逃亡使他头脑中第一次有了”不要绝望”的思想，后来他把这句话作为人生格言。此后，他在圣·彼得堡居住了5年，生意十分红火。然而，他的一位亲戚留给了他一笔遗产，而当时他自己的资产已经非常雄厚，于是，1750年他离开俄罗斯回到了英国。他回国的目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是检查一下自己的健康状况（这句话真是十分巧妙），全心全意地做一些于己于人有益的事情。”他的余生都用到了他同代人的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上。为了能做更多的慈善工作，他过着一种十分节俭的生活。他的第一批公益事业之一是建设首都伦敦的公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755年，法国要发动侵略战争的谣言四起，霍华德先生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了怎样可以为海员提供物质的最好方法上面，在英国皇家证券交易所，他召集了一个由商人和船主参加的会议，提议成立一个由陆上志愿兵和儿童组成的协会，在皇家海军舰队上服务。这一提议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协会成立了，并委派了各级管理人员，整个操作由霍华德先生全权负责。结果，在1756年成立海事协会，这个机构不仅当时而且至今还在发挥巨大的实际作用。在它成立后的6年里，协会共培训了5451名儿童和4787名陆上志愿兵，大大加强了英国海军的力量。时至今日，海事协会仍积极活动，每年大约有600名无家可归的儿童，在经过教育培训之后，被派去当海员学徒，主要在商业中服务。
力量和勇气力量和勇气（图）（14）
其次，亨利先生还利用闲暇时间建立和完善大都市慈善机构。不久以前，他就对收养弃儿的育婴堂很感兴趣。育婴堂是很多年以前由托马斯·科伦创办的。但是，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父母将子女扔给了慈善机构，因此，育婴堂的存在已经面得不偿失。于是，亨利决定采取行动阻止这种邪行，他公开反对当时视为时髦的慈善事业。在他的坚持下，慈善事业又成功地被引导上原来的健康轨道，时间和实践都表明他是正确的。妓女收容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霍华德先生的努力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他主要致力于教区贫民窟中的幼儿利益问题。当时这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生活可怜和被人忽视，死亡率之高耸人听闻。然而，却和育婴堂事件一样，没有任何人采取什么时髦的慈善行动来减轻教区穷困幼儿的痛苦。因此，乔纳·亨利全身心地投入了这项工作。首先，他独自一人进行调查核实需要救济的儿童的范围。他走访了伦敦贫困阶级的住宅，考察了贫民窟和济贫收容所，对伦敦市内及其郊区的每一个救贫院的情况都了如指掌。接着，他途径荷兰对法国进行了参观，考察了贫民收容所的房子，时刻估量着哪些可以在国内加以利用，这一工作花了他5年时间，回国以后，他公开出版了他的调查结果。随后是开始对大量的救贫院进行改造和维修。1761年，他提出的一个法案获准通过，这一法案责成每一个伦敦教区必须每年登记幼儿的接收、释放和死亡情况。他十分关心法案落实问题，一直不知疲倦地对法案的落实监督管理。他马不停蹄到处走动，早晨从一个救贫院到另一个救贫院，下午从一个议员那里再到另一个议员那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忍受了一次次的回避和拒绝，答复了一个个反对者的提问和诘难，也使自己变得诙谐幽默。最后，通过成百上千次的耐心说服，经过10年艰苦异常的工作，他自筹经费，终于使第二个法案获得批准。这个法案要求：属于教区的身患重病幼儿不准在救贫院里抚养，而必须送到几英里之外的郊区精心护理，直到年满6岁为止。监护人每3年重选一次。穷人们把这个法案称之为“让孩子活命的法案。”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