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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一次，化学老师给我们布置课堂练习。我做错了一道题，是因为粗心大意，而不是不会做。老师将我狠狠训了一顿，罚我回家后做100道化学题。
那天晚上，我做题一直做到凌晨。心里虽然百般委屈，却不敢说半个〃不〃字。如果当时不是一心想上大学，我一定受不了这份委屈。其实这种惩罚在不少校园一直盛行，罚读一百遍书的，罚抄写一百遍课文的，罚去学校操场跑10圈的。老师也许是恨铁不成钢，可是，这种惩罚在学生心灵留下的阴影和伤痛也许会伴随一生。老师们以为这样的惩罚可以让学生长记性，可以让学生不再犯错误，但是它带来的后果，也许是学生对学习、对学校的惧怕和厌恶。
上小学3年级时，我爱上了摄影。开始，也就是拍拍风景照、人物照。后来，我进行了一种尝试，就是将正活动着的人或动物拍成一组，有点象动画片。我将这种反映连续动作的照片给同学看，同学说，你这拍的有点象电影。我一下子很振奋，觉得拍电影也许并不是什么难事。
虽然当时的想法很幼稚，但是后来我知道了，我的兴趣和爱好其实早在小学时就开始潜伏在身上，只是为了考大学我闭目不见而已。因为上大学与玩摄影比起来，前者似乎实惠得多。上了大学，便有了一种身份和地位，还会有一份好工作好收入。而摄影，它并不能给我带来上大学能带来的一切。
但是，上高一时，我又一次产生了搞摄影的冲动。一天，我无意间看到了一篇报道，说由于城市建设，北京的胡同正在逐渐消失。
我产生了一个冲动，我想去拍胡同，去将那些正在逐渐消失的胡同拍下来，留下一份史照。我甚至有一个很宏伟的拍摄计划，要将北京城里的所有胡同都给拍下来，并结集成书，就叫《北京的胡同》。
上高一那年的寒暑假，做完作业，我就背着相机、骑着自行车出去，见胡同就钻，拍完了，还找那些爷爷奶奶或大伯大妈们打听胡同的来历和历史，记下了不少资料。一直到上高二，寒暑假时，我还偷空骑自行车出去拍照。那时候，我陆陆续续已经拍下了几十条胡同。可是到了高三，一日重似一日的学习压力终于使我不得不中断了拍摄计划。
为了考上大学，我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爱好，那是我对自己内心欲望的一次妥协。后来我才明白，那种欲望并不是我自己的，它是外界强加给我的，因为我并没有想过：上大学以后呢？以后的路怎么走？回想初中到高中那6年，其实是糊里糊涂过来的。我从来就没有问过自己将来想干什么，从来没有真正审视过自己。因为在那时，上大学似乎已成为我的终极目标。
这种随波逐流，在我填报大学志愿时又可略见一斑。1997年，我参加了高考，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总分超过了重点大学本科录取分数线。填报学校和专业时，虽然我很想上电影学院，可是听说电影学院不是重点大学便犹豫了，觉得亏了。父母建议我报考上海一所重点大学。母亲是上海人，对上海怀有一份特殊感情，我也很喜欢上海这座城市，于是，学校很快就敲定了。父母问我想学什么专业，我将那所大学所有的专业都看了一遍，似乎没什么感兴趣的，后来觉得自己化学还可以，就胡乱填报了〃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当时我的感觉，就好像一场马拉松比赛终于跑到了终点，我只知道自己是胜利者，其他我就不关心了。（未完待续）
所学的并不是自己所热爱的
进了大学才发现我犯了一个错误，所学的并不是自己所热爱的。
刚进大学时有一阵子兴奋和新鲜。可不到一个月，这种感觉就没有了，随之而来的是沮丧、失望、苦闷和彷徨。
因为我发现，所学的并不是自己所热爱的。我对〃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压根儿就没兴趣。这时我才知道，当初一个轻率的选择已铸成了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
我为自己错误的选择懊悔。但是，我已没有改正的机会，学校不允许转系换专业。
最初，我也曾试图说服自己学一行爱一行，也曾尝试着进入学习状态，但是，我最终不能说服自己，如果学了一辈子、干了一辈子，也不爱这一行怎么办？我为这个假设的结果不寒而栗。
不热爱自己所学的专业，也就没有了学习的热情和动力。第一个学期我算是硬着头皮撑过来了，各门功课勉强及格。可是到了第二个学期我再也打不起精神去听课了，同学去上课，我就躲在宿舍读自己喜欢的书。那个阶段我读了很多书，尼采的、弗洛伊德的、泰格戈的、惠特曼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托尔斯泰的、雪莱的、海涅的、普希金的、孔子的、老子的、钱钟书的、冯至的……。有许多书都是原来我一直想读而没时间读的。我还开始写诗，不是为了发表，也不是想当诗人，而是宣泄内心的苦闷。在当时，读书和写诗成了我缓解内心苦闷的一种手段。
那段时间我很彷徨，我不知道脚下的路该怎么走。如果就此放弃，寒窗十几年的努力将付之东流，如果不放弃，学一门自己不喜欢的专业是一种痛苦，也许会是终生痛苦。就在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计算机系一年级的S君（请原谅我不说出他的名字）。
S君来自青岛，虽然他学的专业令许多人羡慕，可他自己并不喜欢，他喜欢的是音乐，他收藏了1000多张CD，书桌抽屉里，放衣服的箱子里、纸盒子里装的全是CD。自从进了大学，S君就很少去听课，不是躺在床上听CD，就是趴在桌子上写词作曲。大一上学期，他每门功课都亮了红灯。我没有问过S君，他为什么要读自己不喜欢的专业，也许是父母武断的决定，也许是阴差阳错的无奈，也许是象我这样糊里糊涂进错了门。因为在我的同学中，不少人就是这样进来的。
如果在大学生中作一个〃你所学的专业是你喜欢的吗〃的调查，我敢肯定，起码有一半人会答〃不是〃。因为当初，大多数人都将考上大学作为底线，而并非将志趣和爱好作为底线，不管是考前填报志愿还是考后填报志愿，都会有人为了能上大学而作出无奈的选择。在我的同学中就有些人是因为〃服从调剂〃被调剂过来的，现在所学的专业与他本人报考的专业风马牛不相及。
如果这个调查结果成立，该是一件多么可怕而又不幸的事啊，也就是说，大学生中有一半人是在学自己不感兴趣的专业。不知有没有人对大学生的就业去向进行过追踪调查，他们中有多少人是在干本行？如果学了4年又干别的去了，对于个人来说，辛辛苦苦拿到的文凭只不过是一块敲门砖。可是对于教育资源本就短缺的国家来说，却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当然，我是进了大学以后，才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是进了大学以后才知道，真正理想的专业是建立在个人兴趣、爱好基础上的，只有那样，学习才是一件快乐的事。可是，我已悔之晚矣。
认识S君后，我们常在一起唱歌、弹吉他、聊天，也倾诉各自心里的苦闷，我们觉得，仅仅为了一张文凭在学校混下去，是浪费生命，不如离开学校去做自己感兴趣的、喜欢做的事。
到那个时候我已经明白了，我之所以对所学的专业提不起兴趣，是因为那个在儿时就潜伏着的梦苏醒了，摄影才是我最喜欢最热爱的。
1998年5月，我给父母写了一封信，态度坚决地提出要退学，并谈了退学的种种理由，我说，我不愿将生命耗费在我不感兴趣的学习上。我不知道我的信给父母带来怎样的震惊和不安。
几天后，母亲从北京赶到上海。我以为母亲一定会严厉地训斥我、数落我，没想到，她见到我后平静地说，你不喜欢现在的专业，我跟你爸都能理解，但是，你不能不上大学。
那天晚上，我和母亲在学校旁边的林荫道上一边散步一边交谈，母亲讲了许多鼓励我继续上大学的话。她说，这个社会是一个重文凭重学历的社会，没有大学文凭你将如何在社会立足？她说，我不反对你以后去干自己感兴趣的事，但是必须先拿到文凭，即使以后不干这一行了，有个大学文凭，出去的身份是大学生而不是其他。
最后，母亲答应让我转校，改学文科专业。
从不求人的父母，几乎动用了他们所有的关系，上海另一所重点大学终于同意让我转到该校广告专业。
虽然这并不是我喜欢的专业，但我不忍心伤害四处为我奔走的父亲和母亲。1998年9月，我作为该校98级新生入校学习。（未完待续）
还用得着学吗？
既然结论有了，还是唯一的，还用得着学吗？
刚进校我就打定了主意，好歹将4年学完，拿到本科文凭后再去干自己喜欢干的。
没想到，不到一年我就坚持不下去了。我的失望是从哲学课开始的。
我对哲学一直怀有好感，如果没有哲学家，人类也许还在黑暗中摸索。可是学校开的哲学课却让人失望。单一、陈旧的教材，死板、僵化、照本宣科的教学，使这门课变得索然无味。
哲学本是引发人思考的学问，本是思想火花的撞击，可是我们的哲学教材却已经将自认为正确的观点和结论告诉你了，不管你同不同意，你只能接受这样一种现成的观点和结论。考试时，你的回答也只能是这种现成的观点和结论，只能是一种标准答案。往往在考试前，老师就告诉我们哪些是重点，哪些内容应该背记，让我们在教材上划出来。没有谁敢斗胆将自己的观点和结论交上去，除非你不在乎那门课的学分。所以，就是一个学期不去听课，只要考前背几个晚上也一定能过。既然别人已经代替我思考了，我还需要思想吗？这样的哲学课培养的只会是思想的懒汉和唯命是从的思想奴隶。
这个世界一刻也没停止过思考，每一个时代都有以思考为职业的哲学家。从古希腊哲学到现代哲学，从泰勒斯、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尔、休谟、康德、到20世纪分析哲学家群体，在浩瀚无边的思想海洋里该有多少智慧的浪花，可是我们的哲学课却视而不见。这样的哲学课只会使我们成为井底之蛙，思想神经萎缩。
大一上学期临近期末考试时，老师让我们写一篇论文，我写的题目是〃哲学的末路〃，探讨的是哲学的危机和困境。几天后，老师找我谈话，说：〃你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最后评价你的还是考试，如果考试时你这样答题肯定不行，你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但是答题时，你必须按标准答案做。〃当时我心里就很悲哀，不知是为老师，还是为自己。既然结论和观点都是现成的，而且还被规定为是唯一的，还用得着我去学吗，还用得着我去思考吗？
记得哲学家康德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人不应该被作为手段，不应被作为一部机器上的齿轮。人是有自我目的的，他是自主、自律、自觉、自立的，是由他自己来引导内心，是出于自身的理智并按自身的意义来行动的。〃
而我们的哲学课，从一开始就不打算教我们如何去思考，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培养我们具有批评性思考的能力，而是用统一的思想和观点、统一的训练手段，让我们在强大的社会机器上做一个特定的垫片或铆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