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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事主已发现交易异常，迅速通知了深圳证券交易所，此交易被冻结。
第二天，当我到证券公司进行股票交割时，知道这笔交易被冻结了，顿时觉得不妙。在那以后的几天，我一直惶惶不安地处在矛盾中，一方面存在侥幸心理，我无非是在键盘上敲几下或打个委托电话，没留下任何证据，他们发现不了我。另一方面则想到，反正已经做错了，应该敢作敢当，承认了事情也许能化小，争取比较好的结果。
惶惶不可终日地过了一个星期，我始终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办。按捺不住内心的恐慌，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几个同学，同学们一致认为，没有比自首更好的办法。他们当晚就带我去导师家，导师立即送我去学校保卫部自首。我被留下了。
第二天，我被北京市公安局羁押，3个月后被逮捕。1997年12月20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我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刚开始的那段时间我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度过的，那么大的反差，真是接受不了，经过好长一段时间，慢慢能面对现实了。对我来说，这次教训是非常惨痛的，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我现在除了亲友的爱和一技之长，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一失足成千古恨啊，想起往事我就非常难过，非常惭愧。父亲去世后，本来家里是最需要我的时候，可我……奶奶今年90岁了真不知能不能再见她一面。母亲56岁了，这些年受的苦很难用语言形容，我最大的心病是出狱后如何去见母亲，最怕看见的就是母亲头上的白发。
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失去自由。多少次我做梦都梦见出去了，我给妈妈打电话，可是电话总也打不通，在梦中我都能想起自己还在监狱里，醒来时心里凉透了，特难受。
在监狱里，我负责电脑培训，教40个学生，培训后他们要参加统一考试，成绩合格可以获得劳动部门发的等级证书。管教干部很重视人才，有特长的人在这儿都能得到发挥。
这儿每隔一天吃一顿肉菜，每星期可用IC卡给亲友打两次电话，管教干部鼓励我们读书，我的英语和计算机一直没丢，每天坚持背单词，读英文原版小说，《教父》、《双城记》、《廊桥遗梦》都是我在这儿读的。对我影响很大的两本书是《人人都能成功》和《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给我的启示是：人的成功需要有积极的心态，再加上勤奋、正确的方法。人的成功就是要拼搏，那怕起点低一点，只要每天前进一点，就没有达不到的目标。我希望早日重返自由世界，趁年轻多做些事，用自己的汗水洗刷污点。
刘元准备离开那座用高墙围起来的监狱时，邵昌让她看了自己写的一首诗，那是他在狱中收到母亲第一封信后写的：
儿行千里母担忧，忧儿寒来忧儿饥，忧儿在外遭人欺，忧儿年少不知事，忧儿走路误入歧。
儿行千里儿担忧，忧母日日五更起，忧母顿顿煮小米，忧母黑发成银丝，忧母思儿伤身体。
母也忧儿也忧，母子情深无可比。母盼孩儿早还乡，儿盼还乡报母恩。功名富贵全看破，只愿母子常相依。长相依，长相依，母子从此不分离。
2001年6月，刘元忽然收到邵昌寄自家乡的信。原来，邵昌因给监狱管理系统开发了软件，获得重大立功奖励，减刑两年，提前出狱了。
他在信中写道：
“今年5月26日，我终于获得了盼望已久的新生。本来，按照当地传统，离监时应该吃几个鸡蛋（多寡根据实际监禁的年数而定）代表滚蛋之意。但像我这种情形，即宣布减刑后马上获得释放而事先又不知道，时间上就太仓促，来不及做了。我的全部行李就是一个背包，里面几乎全是书籍。办完释放手续后，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监狱的大门。这又是一个传统，其含意是显而易见的。
脱去耻辱的囚装，脚踏簇新的皮鞋（在监狱内是不允许穿皮鞋的），走在碧树蓝天下，呼吸着清新自由的空气，我忍不住想竭斯底里地呐喊：‘我回来了。’我想扑进大地母亲的怀抱，想捧起芬芳的泥土痛吻，想泪流满面，就象阔别故土浪迹天涯多年的游子。”
天才加邪恶等于毁灭
天才加邪恶等于罪恶，也等于毁灭。
2001年4月15日，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小区发生一起命案。
死者关某，男性，24岁，是日本三菱银行的计算机主管。
从作案现场分析，这是一起入室抢劫案，且作案手段残忍，死者身中数十刀。在案发现场，公安人员发现了一部寻呼机，经查，机主是朱正。
家住北京的朱正被列为重大嫌疑人。
几天后，朱正落网，供出共同作案人为于喆。
于喆杀人啦？听到这个消息，别说他的父母不相信，他的老师和同学也都不相信。因为在他们眼里，于喆是个品学兼优，聪明过人的孩子。
于喆生活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到大，他在学校都是佼佼者，三好学生、优秀团员，他得的荣誉证书摞起来足有一尺厚。他学习成绩优秀，高中毕业后即以高分考入某名牌大学。在大学里，他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大学四年的学业，不到20岁，就获得了网络工程学士学位。
在父母和老师眼里，他是一个文质彬彬、性情温厚的好学生、好孩子。其实，这只是于喆在人们面前展示的一面，他的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只能在网络世界里才能看到。那是另一个于喆，一个完全陌生的，也许更接近真实的于喆。
在网络世界里，于喆以“无情”的名字行走。在这个“谁都不知道我是一条狗”的网络世界里，于喆不用再扮演好学生、好孩子的角色，也不用以文质彬彬、性情温厚示人，他骨子里深藏的冷漠和狂傲找到了释放的空间。他在网络上扮演着技艺高超的黑客角色。他参加过针对美国、日本的黑客大战，“黑”过美国著名公司的网站。“无情”这个名字因此在网上不胫而走。并由此被IBM公司发现，于喆被该公司聘用为高级程序员。
可是做一个高级白领并不是于喆的理想。在科技时代长大的于喆对网络世界有着近乎狂热的痴迷。在他的眼里，网络是高手的玩具，是游戏的天堂。所有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梦想和野心，所有无处表露的人性弱点，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都可以尽情地展现。
他甚至认为，虚拟的、尖端的网络是用于高科技的，平民的用途很小。他梦想着建立一个“骇客帝国”，那个帝国将是高手的天下，在那里，所有的人都将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
于是，于喆给自己设计了这样一条道路：运用自己的黑客特长，开办防黑客的网络安全公司，在5年内包揽国内所有大网站的网络安全服务。他自信“至少会比张朝阳强”。这种自信缘于他的“精英理论”，在他心目中，把网络平台平民化的张朝阳无疑属于“下里巴人”，而“黑客”之类的高手才是“阳春白雪”，才是网络世界的真正主人。
开公司需要钱，于喆渴望快速获得财富。知识分子的家庭不可能给他这笔财富，去IBM公司做高级程序员虽然有令人羡慕的薪水，可是比起开公司需要的钱，仍是杯水车薪。渴望财富的欲望使于喆的心理迅速地扭曲，邪恶的魔鬼在他心里出现了，他认为获取财富最好的捷径是将别人的财富据为己有，要据为己有就只能去偷去抢。他想找一个同伙。
于喆想起了朱正。朱正是于喆的“发小儿”，朱家与他家是邻居，两人从小在一块长大。可是两人走的路却不同，一个进了大学，一个却因抢劫、盗窃进了监狱。2001年3月，因为对钱同样的渴望，两个人又走到了一起。于喆将自己想弄钱的想法告诉了朱正，朱正与他不谋而合，他也正想着弄笔钱上学。
行动之前，朱正和于喆准备了足有半个月。他们买来了水果刀、绳索等凶器，怕刀子不锋利，还在磨刀石上开了刃。他们还伪造了物业管理人员的证件，准备了洗涤灵和刷子，想假扮成清洗工人。
他们将作案的目标定在望京新城。他们听说住在那里的大多是有钱人，而且是新建的小区，地点较偏僻。
2001年4月15日上午，他们背着包、扮成清洗工人去了望京新城。他们随意进了一幢居民楼，顺利地上了电梯，随意按下了7层的按钮，然后又随意地敲开了一家房门。
这户人家姓关，当时只有关某一人在家。见门外站着两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便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于喆说是来清洗管道的。关某未及多想便开了门。他俩假装进厨房清洗管道，于喆还“好心”地对关某说：“这儿挺脏的，您进屋吧。”说着，一个眼色递给了朱正。朱正马上将刀架到了关某的脖子上，于喆立即进屋翻找钱物，可是翻箱倒柜只找到了十几本集邮册和一个寻呼机。朱正问关某钱在哪里，并在他脖子上割了一刀。关某奋力挣脱逃向屋外，可是刚跑到门口就被堵在门口的于喆用铁扳手击倒了，这一扳手砸在关某的脑门上，造成颅脑两侧蛛网膜下腔出血、脑水肿、小脑扁桃体疝形成。关某倒下时，在门上留下了一道鲜红的血手印。朱正又扑上去向关某颈部连砍18刀，刀砍断了，于喆又递上去一把新刀。
一个无辜的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惨死在他们的手下。被杀前一天，关某还和朋友度过了一个快乐的假日……
杀人后的于喆表现出了在网上做黑客时的“冷静”。逃离现场时，他带上了门，并用火柴棍把门锁堵上，以拖延被发现的时间。他拿走了集邮册，把寻呼机留给了朱正。然后两人匆匆下楼逃离了现场。
刚走出望京新城，朱正发现自己的寻呼机掉在了作案现场，于喆让他赶快回去取。分手时两人约好下午在团结湖公园门口见面。可是于喆下午并没有按约定的时间去团结湖公园，他匆匆赶到订票点订了一张飞往上海的机票。
当没敢去作案现场找回寻呼机的朱正，再拨于喆的手机时，于喆早已关机逃之夭夭了。
警方根据遗留在现场的呼机把朱正列为重大嫌疑人，与朱正来往过密的于喆也被从上海“请”回北京协助调查。面对侦查人员的提问，于喆编的谎话似乎天衣无缝，他说他最后一次见朱正是在4月13日，15日上午他呼朱正，说他要出差，然后他就去了飞宇网吧。下午便坐飞机去了上海。他用这套谎话来证明自己和朱正没在一起，更没有作案时间。
由于朱正仍在逃，于喆的话真假难辨。回到家里的于喆惶惶不可终日，他又逃到了上海。可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朱正落网后，逃到上海的于喆很快就被抓获归案。
11月1日，法院开庭公开审理于喆、朱正入室抢劫杀人案。可是，当被害人的父母捧着儿子的遗像走上法庭时，面对遗像上死者的眼睛，于喆竟一脸漠然。无论是问讯笔录还是庭审笔录上，于喆甚至没有对死者及其家属说过一句道歉的话。
于喆的罪行和冷漠激起了公愤。人们不能容忍“只要成功，就可以不择手段”，更不能让一个对罪行毫无忏悔之意的冷血杀手得到宽恕。望京新城的居民、死者生前的同事、同学联名写信，要求法院严惩凶手。他们认为：“第一次犯错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