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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宋健博士是一名真正的科学家。他在控制论和应用数学领域都作出了贡献，并被认为是国家环保运动的奠基人。在解释启动断代工程的原因时，宋这样写道：“没有断代的历史根本就不能称之为历史。它只能被称为传闻或神话。”
“不要担心那些批评，”江主席对一贯能言善辩的宋健说，“只管做好我们的研究工作。”然后他又强调说：“我们应该保持最严谨的治学态度。”接着他又颁布了一条禁令：“党和政府都不应该对这项工程作出评价，这个工程纯粹是科学。”
第二个工程是新的“中国国家大剧院”，或称为“北京剧院”，这是一个具有未来派设计风格的建筑，计划中的选址在位于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大会堂的西侧。这个工程是由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设计的，基本的设计是一个长220米、宽150米、高49米，闪闪发光的卵形穹窿结构，漂浮在一个人工湖上。剧院不同寻常的顶部可以分开成两部分，是用玻璃和钛合金材料制成的。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吃惊的独特设计，几乎就像是一颗从大海中央涌现出来的巨大水滴，或者就像一个降落在海面上的不明飞行物。这座建筑物中将分别建有一个可容纳2416人的歌剧大厅，一个可容纳2017人的音乐厅和一个可容纳1040人的剧场。来宾将通过人工湖底的透明隧道进入剧院，人工湖的周围将种满花草树木。江主席是一个戏迷，他渴望用一种大胆的方式来宣扬中国的现代化，他支持这一出人意料地获胜的设计方案。
江喜欢站在中南海的南端赏月并观赏南海映月的美景，从这里沿着水面望去，可以看见这座美不胜收的大剧院款款落成。大剧院紧邻人民大会堂，象征着中国既敢于大胆直面现代化，同时又深深依恋着其悠久的历史与传统。
在其工作生涯中，江一直热衷于获取信息和原始素材。作为一名工程师，他处理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一家发电厂停产，仪表的读数是多少？如果一条生产线不能有效运作，问题出在哪里？作为政治领袖，他也处理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会对中国的环境污染产生何种影响？能作出什么样的预测？其他国家有何经验可供借鉴？
作为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拥有多种信息渠道。此外，江个人的办公室也可以接触无数的信息和咨询来源，包括国家的主要研究机构、智囊库和学术机构。但是对江来说，这一切还不够。
江喜欢得到新观点，江向自己信任的人求助，比如说，他的多年至交王慧炯。
王教授是一个瘦削而结实的人，头脑聪敏，口齿伶俐。他长期担任享有极高声望的、中国最高的政策分析智囊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他游历甚广，机智敏锐，但脚踏实地，为人谦逊，不好张扬，对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能力、能源政策、金融政策、城市贫困问题、技术转让以及中美关系等方面有着浓厚的兴趣。系统工程师出身的王慧炯常常使用工程学中的系统方法来处理这些复杂的问题，这与江泽民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王会说流利的英语，对西方的行事方式极为敏感。他曾担任世界银行短期顾问，他的大女儿是计算机工程师，小女儿是知识产权律师，家住华盛顿特区附近。王虽然已年近八旬，但每年仍要参加多达10次的国际会议。
王慧炯说：“当我了解到一些重要的新东西，尤其是从国外得来的消息后，我会直接把这些信息传递给江主席。极少有人知道江是我的朋友，所以没有人会来我这儿特意炫耀什么。我给他提供事实，如何处理是他自己的事。”
第9章 20002004年 展望
第70节 为老朋友腾出时间
“我把自己对所有问题的看法毫无保留地告诉江，”知识分子本色的王继续说，“我什么也不求，没有向上爬的野心，不求任何地位。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我把真实的看法告诉他，事实怎样就怎样，特别是西方的情况和思想，我把事实和观点分开，不给他提政治建议。我从来不参政，我的观点都是学术上的观点。”
他接着说道：“作为一名学者，我能够做到真诚坦率。高级领导人必须应对情绪化和意料之外的反应。江需要掌握最新的信息和最新的发展。他必须了解各种各样的观点。”
“我有时会打电话给王教授，向他请教些问题，”江泽民对一些朋友说，“通常会是些经济学问题，也可能是关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问题，但也可能是其他任何问题。”江很为他这位思想深刻、淡泊名利的朋友感到自豪，他也曾和政治局的同事谈起过“我的同学王慧炯”。
江每次邀请王去他家通常都是在傍晚时分，往往都是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自由自在地长谈，直到吃晚饭，晚饭通常吃些简单的扬州风味的饭菜。王说，“当江和我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像老朋友在一起休息。我们的谈话非常自由，无拘无束。他与其他的高级领导人爱好有所不同，他对文化、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有广泛的兴趣。他并不停留在过去。他特别喜欢科学和哲学。有时我们会拿一些严肃的话题开开玩笑，就像老朋友在私下里那样。我们当然都知道严肃的话题应该认真对待，但是有时开玩笑可以给人新的视角。”王笑着描述一次晚餐，“我们吃饭的时候用的当然是筷子。有时，一粒米饭掉在饭桌上，江主席就会用他的筷子把饭粒夹起来，放回碗里。江说，‘我们必须尊重农民的辛苦劳动。’”
江泽民偶尔还会向另一个人讨教，他就是宋健博士，他主管中国的科技工作长达10年之久。“我喜欢和江主席谈话，因为他对探索新观点有着一种强烈的渴望。”宋说，“他会打电话问我一些具体的问题，或讨论某个话题。其他一些情况下，他可能就想探讨一下某一个哲学问题。有一次他问我，世界为何存在于三维之中？我来到他的办公室，整整和他谈了一个小时的第N维空间！世界各国领导人中对第N维空间的代数感兴趣的并不多。后来谈到一些数学家时，江开玩笑说，‘你们这些人是在多维空间里思考的；我还是得生活在三维里。’”
宋健接着说道，“江主席通常会在晚上10点以后往我家里打电话。接到他的电话我从不会感到诧异。最近他问我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有何差别，并问量子力学是如何与这二者相联系的。”
一次江提出了个有点像是究竟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他问宋，“是先有理论还是先有实践？”宋说，“我知道关于这点有各种看法：是理论指导实践使之更有效，还是实践发展理论使之更真实。实际上，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问题，”宋又评论说，“作为一个工程师，江是从实践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尽管宋健是在科学的意义上来看待这一问题的，但江泽民念念不忘的却是政治理论。
“我对江主席说，我赞同现代哲学的观点，”宋健数周后得出结论，“先有实践后有理论——我们从现实世界的论据中推导出我们的理论，理论回过来可以检验并证实或驳斥新的论据。这个过程叫‘归纳法’，其间科学发展出一般规则来解释具体事例。因此实践先行，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江想了一会儿，然后表示同意。为这个看似矛盾的问题能被解答而感到高兴。
“通常当我们一起参加社交或政治活动时，”宋健接着说，“他会走到我跟前问我，‘你有没有听说什么新的理论？不要让我一无所知！’”江对于新的科学思想的浓厚兴趣，似乎赶得上某些人对新的谣言的兴趣了。
“对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来说，生活在江主席领导下的中国，这是一件幸事，”宋说，“外国人无法想像贬低知识分子的那几十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当时我们经常听到一些荒谬的口号，例如：‘不要读书，书读得越多越愚昧’什么的。江主席能给人以启发。这正是科学界给予他最强有力支持的原因——尤其是他的‘三个代表’思想，这极大地推动了‘先进生产力’。”
如果你想通过他所交的朋友来了解一个人，那么王慧炯和宋健对江泽民就很有作为目击者的发言权。
他的另一个老朋友是亨利？基辛格。基辛格回忆说，“相交多年以后，江主席开始向我阐释他对中国国内发展进程的看法，并不特别征询我的看法。他说如果中国出现动乱，中国就无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将会对全世界产生无法估计的影响。不管我说什么，江主席都会非常认真地倾听，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反对。有时，他可能会在后来的某个时间采取一些类似于我所建议的措施。”
江泽民还会为那些纯粹意义上的老朋友腾出时间来。童宗海是江的大学室友，还帮江找到了他的第一份工作。他们之间的友谊历经半个世纪的考验。由于时局艰难，在1948年两人分开之后的数年间双方音讯全无。1952年前后，两人才在北京匆匆见了一面，当时江是在出差参观。童说：“江泽民找到能源工业部，当时我正在和苏联专家一起工作。我们紧紧拥抱，聊起了自己的生活和家庭，我们本来想出去吃顿饭，但我们谁也掏不起进饭馆的钱。”
“江主席还是和他以前一样，”童说，“我们见面的时候，聊起了老朋友和过去的伙伴，像厉恩虞，聊聊他们现在在哪里，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我告诉他一些他可能不知道的事情，而他告诉我一些我肯定不知道的事情。比如，江告诉我他所了解的1943年南京的禁毒运动，讲地下党是如何利用日本人与中国的傀儡政府之间的矛盾而壮大自己的力量。在江告诉我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共产党利用了这次斗争。他当时也不知道。我们只是出于信念和热情参加了抗议示威，因为我们认为这对我们的国家有利。50多年后，我们一起回忆起当时的游行有多危险。对那些日本军警来说，向我们开枪根本算不了什么。”
童解释说，“这场禁毒运动是我们人生的转折点。我们终于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了，我们的社会良知得到了延伸，学生们之间的联系加强了。没有这样的运动，学生们就不会在国内革命战争中联合起来与国民党进行斗争了。江泽民很善于把同志们组织起来。我曾有几张学生时期和江一起拍的照片，比如我们的毕业照，但由于我们穿的学士服被激进的‘左’倾分子认为是‘洋玩意儿’，所以在‘文化大革命’时他们撕毁了我的照片，只剩下了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