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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人来说，这起炸馆事件是对他们国家的一个侮辱，而且大多数人认定它是蓄意的。愤怒的群众开始在北京聚集，他们把怒火对准了美国大使馆——位于北京东部一个绿树成荫的地区——困在使馆里的美国驻中国大使尚慕杰简直成了人质。当人群越聚越多，情绪也越来越对立时，有经验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认识到这场示威活动是自发的。
此时，在中南海——这是毗邻天安门的一片用高墙围绕的区域，里面是中国式的建筑，朴实无华，有宁静的湖泊、幽雅的环境，中国的高级领导人就在这里居住和办公——人们注意到了当前局势的讽刺意味，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批评中国对本国人民的意愿漠不关心，而现在，听取公众呼声就将意味着采取更强硬的反美姿态。
“告诉美国政府，中国人民不是好欺负的，”一位中年人在美国大使馆外对一名西方记者大声说道，“中国不是科索沃，更不是伊拉克。”
在听取了来自现场的报告并提了一些问题之后，江泽民请在场的几乎所有与会者都发表意见。
“在大家都发表了意见并充分讨论以后，”王光亚回忆说，“最后就轮到江主席来平衡中国的长远利益和人民一时的情绪了。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大家都很清楚中国必须作出强烈反应。我们的主权受到了侵犯，国际法的准则遭到了践踏——我们知道中国的公众肯定会密切注视我们的一举一动。”
“但是，”王光亚（他曾就读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补充说，“我们也知道学生们可能作出过激反应。因此，我们大家立即认识到，当时我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怎样对待我们自己的公民，尤其是学生，怎样阻止不恰当的行为，怎样说服他们不要采取过激行动。”
最后，与会领导人共同决定了采取的行动步骤。第一步是，中止有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暂停与华盛顿之间的军事和军备控制磋商，并要求美国赔偿中国在此次袭击事件中所受的损失。第二步是，安排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发表一次电视讲话，讲话将具有双重目的，即既让听众感到中国政府是非常严肃认真地看待这一事件的，同时又敦促公众克制。“江相信，”王光亚说道，“尽管中国遭受了极大的委屈，但我们不能因为反应过度而危及我们的未来。”
“就在外交部这里，”王光亚说，“我们收到了民众发来的大量异常强烈的批评意见，有些态度极为不好。信件堆积如山。我们的电话总机给来电打爆了，我们部的网站也因为收到太多的电子邮件而几乎瘫痪。想想美国人总说在中国没有言论自由，这真是一种讽刺。”
“一些人要我们对北约或美国宣战，或者用导弹袭击北约总部作为报复，”王接着说道，“早前，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发表过一些激烈的讲话，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在听到这些不加掩饰的讲话后主张中俄两国建立一个能够抗衡美国的军事联盟。”
就在发生这样的激烈争论的背景下，江泽民强调保持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性。他敦促坚持当前的外交政策，因为这不仅有利于世界和平，也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
长期以来，中国民众一直高度警惕外国侵略，他们把北约部队在中国的象征性领土上炸死3名中国公民一事视作奇耻大辱。江泽民意识到，共产党必须带头表达这种民族情感，否则将冒对当前的爆炸性局面失去控制的危险。
江主席和朱镕基总理相信，良好的中美关系对于改革中国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是十分必要的，这不是什么秘密，但并非他们所有的同事都完全同意这一观点。普通的中国人已变得越来越反美，这一态度的转变缩小了江泽民的回旋余地。
引言
江泽民的经历（3）
1955或1956年，江泽民（中）与中国实习生和留学生在莫斯科。
1995年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表明，87％的中国青年人认为美国是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57％说他们最反感的国家就是美国。一名大学生在美国大使馆门前守到第三天时表示：“即使政府禁止抗议活动，我们还是要继续示威，直到美国人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一些人颇有点怀旧地谈到了毛泽东，赞扬他在朝鲜战争期间所采取的抗美行动。“现在，每个人都在讲毛主席真伟大。”一名陆军上校这样说道，“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粉碎美帝国主义。”
面对公众日益高涨的愤怒情绪，江决定要加以引导，而不是与之唱反调。他采取行动疏导人们心中的怒火，努力使政府的政策与抗议群众的呼声相协调。他希望确保两件事，一是他的国家保持稳定，二是他的政府安然无恙。总参谋长傅全有上将表态忠于党，并发誓“要保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确保它们不受践踏”。
官方媒体赞扬学生们支持政府。由党支持的学生团体租来了公共汽车，直接把学生们拉到了使馆区。
5月9日，将成为江泽民接班人的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出现在电视上。胡谴责炸馆事件是一起违反国际法的“罪恶行径”，他说中国政府“坚决支持、依法保护一切符合法律规定的抗议活动”。但同时他又补充说，政府将“防止出现过激行为”。这是大多数人第一次听到胡发表讲话，这位下一代主要领导人树立了一个坚强果断的形象。
当学生们在发泄着对美国的怒火时，胡锦涛一边鼓励他们，一边努力让他们保持冷静。胡当时是最年轻的国家高级领导人。要想控制这场危机，疏导学生们的愤怒情绪至关重要，共青团（胡仍与之保持着纽带联系）向学生们提供标语并组织车辆把他们送到使馆区。
大约在同一时候，克林顿总统打来一个热线电话以表达他个人的歉意，但江拒绝接听电话。“这一错误让我十分震惊并深感不安，我马上打电话向江泽民道歉。”克林顿回忆道。他将这一悲剧性的误炸事件称作“这场战争期间最严重的一次政治挫折”。但中国领导集体已经作出决定，任何来自美方的道歉都必须以国家的名义正式作出，而不应该在两国领导人之间私下进行。克林顿放弃了外交礼仪，“公开并反复地”道了歉。
同一天，克林顿正式致信江，“代表美国人民”对炸馆事件表示“道歉和真诚的哀悼”。他强调说，这次袭击事件“绝对不是蓄意的，也不是故意的，而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错误”。“我不怪人们为此而不高兴，我本人也对此感到不高兴，”克林顿说，“但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需要把握分寸。”
在整个中国，愤怒的群众越来越多，并且变得更加喧闹。学生和工人继续向美国使馆投掷石块和垃圾，砸碎了仅剩的几块窗玻璃。在其他城市，人们也组织了针对当地美国使团的抗议游行。美国国务院警告美国公民不要前往中国旅行，并建议那些已在中国的美国公民避开人群。
在被堵于使馆3天以后，美国大使尚慕杰发回了一份现场报告。“我们现在在使馆内，我们被一条警察的隔离线围在中间，”他说，“使馆的建筑被扔进来的投掷物损坏了，窗户破了，昨天扔进来的土制燃烧瓶至少在使馆内引起两起火灾。”尚慕杰补充说。尽管克林顿总统作出了正式的道歉，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也前往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表达了美国政府深深的哀悼，但中国媒体当天对这两个举动都未作报道。
就在炸馆事件发生数小时后，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召集报纸编辑开会讨论报道的口径问题。从那一刻起，每一份报纸——从时尚的《北京青年报》到党的喉舌《人民日报》——都用好几个版面报道炸馆事件，表达了一致的观点并经常使用同样的语言。以大字标题醒目地刊出《震惊—愤怒—抗议》、《这次轰炸是有预谋的》，中国报刊从尝试新闻多样性的道路上退了回来，又开始用同一个响亮的声音说话了。几乎每一家报纸都发表了大同小异的专栏文章，而这些文章又几乎出自同一些军事专家之手，他们提出“证据”证明这起炸馆事件是蓄意的。一直关注腐败问题的电视节目现在也开始批评美国。
对于西方来说，这看上去像是一场旨在改变舆论方向的宣传运动。事实却恰恰相反。尽管媒体始终不能质疑或反对党和政府的意见，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会同意它当时还能操纵人们的思想或意见的说法。相反，是公众决定着媒体的报道。报纸的标题、愤怒的言辞以及专家的观点恰恰都是读者和听众想读到和想听到的，这就像受市场驱动的媒体在西方所做的那样。说炸馆事件是蓄意的，不过证实了大多数中国人所深信的一点，即美国希望遏制和控制中国，并将不遗余力地这样做。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美国人指责中国政府煽动反美仇美情绪。他们天真地将中国媒体的报道解读为是北京利用局势的一种方式。他们错误地认为，炸馆事件将给中国领导人提供一个现成的借口，去做许多西方人害怕他们做的事——走上民族主义的侵略扩张之路。
民意调查显示，有高达90％的受访中国人不相信北约有关这次炸馆事件纯属意外事故的解释——这一统计结果来源于与深谙时势的中国人的交谈。他们说，这一解释并不可信，因为像美国这样一个技术先进的国家不可能会犯这么愚蠢的错误。
鲍里斯？叶利钦给江泽民打来电话，表达了他对炸馆事件“最强烈的谴责”，并补充说：“俄对这一事件的立场与中方完全一致。”江把这次袭击称作“极其野蛮的行为”，并说中俄两国应加强在包括科索沃在内的国际问题上的合作。双方同意，对主权国家进行军事干涉是错误而危险的。在前往光明日报社悼念并赞扬死去的记者中的两位时，江称这次袭击“是对十二亿中国人民的公然挑衅，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践踏”。
尽管克林顿总统已经向江主席道了歉，但人们仍然觉得有待北约和美国作出正式道歉。中国取消了与美国的正常军事接触，中断了有关武器扩散、军备控制、人权以及国际安全等方面的磋商，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了。
在为驻南联盟使馆工作人员回国举行的欢迎仪式上，江授予了3位死去的记者以“革命烈士”的称号，并赞扬了中国人民所表现出来的义愤。他说，这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和巨大凝聚力”，并强调说：“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可欺的！”3年来，江第一次用“霸权主义”来形容美国，这是中国专门用在敌人身上的贬称。他指责美国利用自己在经济和科技上的优势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肆意干涉别国内政”。他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对这一事件承担全部责任，必须对中国政府提出的要求作出全面交代”，并警告说，“否则，中国人民决不答应”。
与此同时，江要求中国人民把他们的义愤转移到发展国家的经济力量、国防力量和提高中国的民族凝聚力中去。他宣称，必须保持社会稳定，并强调指出，中国必须“对国内外敌对势力伺机搞乱中国、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