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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恢复了家庭农场（译注：指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引入市场经济，鼓励消费品的生产，并促进了同韩国、新加坡、日本以及中国台湾和香港的贸易。他还开始挑战意识形态的教条。北京发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学习文件，并在全社会范围内鼓励讨论。任何一个人的思想——无论是毛泽东的、马克思的，甚至是邓小平的——再也不会被盲目并无条件地接受了。
此后，邓又宣告说，党应当停止讨论某项政策是“姓‘社’还是姓‘资’”，几十年来这一直是政策能否被接受的试金石。他还宣布市场经济并不一定意味着资本主义。他的意思是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不能照搬到20世纪的中国。邓一个耳朵的听力几乎全部丧失了，但他的幽默感丝毫没有受损，他就自己偏离“严格的”马克思主义开玩笑说：“马克思坐在天堂里，很强大。他看着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不大喜欢。所以他惩罚我，让我成了聋子。”
1978年10月，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两个月，在安徽农村腹地一个叫小岗的村子里，18个赤贫的农民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与会人各家全已濒临饥饿，于是大家达成共识：在共有制的集体体系内再也活不下去了，遂决定把公社大田分到每个家庭，由各户承包，“家庭承包责任制”由此产生。各自独立经营，可以使农民保留自己的劳动成果，而他们迅即获得成功的消息旋即引起邓小平的注意，并有助于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
1998年秋，在“家庭承包制”实行20周年之际，江主席亲临小岗。今日的小村已拥有水泥公路、砖房、现代化校舍和碟状卫星接收电视天线。江主席看到了当年那份合同的影印件，上面摁的是真正蘸血的手印。江朗声念出那些走投无路之下决心辟出一条新路的词句：“……将来要是成功，我们不再向国家要钱要粮。要是不成功，我们这些当干部的愿意坐牢杀头，［我们］向活下去的人托付［受惩罚的人的］遗孤，请抚养他们到18岁。”江称赞这“生动又简明的”语言，并与当年那些农民合影，农民们你争我抢，尽量想跟中国的领袖靠得近一些。
第6章 1976—1985年“在工作中学习是我的习惯”
第28节 历史性的突破
1980年8月21日，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向全国人大讲解有关广东省和福建省新设立经济特区的情况。
1979年1月，中国和美国重新建立了外交关系。几个星期后，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款待正式到访的邓小平及夫人，这是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访美。美国人对中国的观感开始改变。人们说，邓这个戴上牛仔帽的小个子是美国方面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
1979年4月，邓小平提议建立“经济特区”，鼓励外国投资者在特区内设厂，生产并出口消费品。最初的经济特区位于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以及福建省的厦门，它们将成为改革的样板和象征。中国国务院设立了两个部级机构来贯彻实施邓的改革（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两个委员会由同一个人任主任——一位老革命、国务院副总理谷牧。
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讲话说：“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要不拘一格地发现和提拔有前途的中青年干部。”他提倡“四个转变”，以产生新一代的共产党领导人员，要寻求“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人才。
听了邓的指示之后，已完全恢复权力的汪道涵找到谷牧，推荐江泽民在新成立的委员会中担任高级职务。（汪本人刚被委以中国最重要的职位之一：上海市市长。）谷牧在20世纪50年代当过上海市委副书记，他记起了过去的江，并任命他为两个委员会的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成员。
经过4年蛰伏之后，54岁的江终于成了副部长。在几周之内，江以无投票权代表的身份列席了人大常委会的一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有关建立经济特区的简要报告。江还首次被选举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政协代表着中国的各界别、各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各民主党派，它们组成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爱国统一战线”。
江以后将把经济特区称作全国其余地区的“排头兵”、“窗口”和“试验田”。他在建立特区中分管的工作是保持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平衡。他必须鼓励外国投资，同时又要确保任何经济改革都不会危及社会主义的稳定或威胁党的领导权。政府希望经济特区能成为外国资金、物资和专项技术——而不是外国意识形态——流入的通道。为这一目的，经济特区将使用铁丝网和警犬以跟国内其他地区完全隔开。
1980年秋，主管特区工作的委员会奉命组织一次由联合国资助的旅行，考察12个国家的主要进出口中心和自由贸易区。江泽民被任命为代表团团长。代表团由10名中国人和一个联邦德国的向导组成，包括几个特区的市委书记和来自各部委的各类技术和法律专家。
在新加坡，对代表团的接待并不怎么友好，比如，不允许他们进入一家飞机零部件制造厂的生产区。第二天早上，在向坚持说英语的新加坡官员抱怨时，江发现翻译有点儿跟不上，于是江亲自承担了全部的翻译工作。身为代表团团长，这是极不寻常的。江对这些新加坡华人官员不说中文感到不太高兴，所以在下午的会上他坚持要求他们说中文。结果讨论才变得较有收获。
代表团在40天里走访了东南亚、北美和欧洲，最后在日内瓦——江在那里简要地向联合国官员介绍了情况——结束行程。“江的报告很有外交策略，”代表团成员、厦门市委书记陆自奋回忆说，“事实是除了我们在新加坡的会谈，整个行程一无所获。在其他任何地方，会谈都缺乏实质性内容。尽管如此，江泽民宣传中国新经济改革政策的工作仍是非常出色的。后来，是江推动了在厦门开辟2。5平方公里的经济特区的最终决策。在所有的经济特区，中央、省及市政府对控制权都有不同意见。”
陆补充说：“江是一个务实的专家。在整个行程中，他非常投入，诸事亲自操劳，没有一点高级干部的架子。”
尽管在国外待过相当长时间，江还是对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感到震惊。他指定新加坡的巨龙工业园区和爱尔兰的香农自由贸易区作为中国可能学习的榜样，并有了如何组建特区的构想。
代表团返回以后，江泽民和他的小组准备了一份开拓性的报告。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的梦魇仍历历在目，报告中的建议确实是大胆的。其中包括的政策有允许地方政府授权减免税收、转让土地和保留外汇等。另外，报告建议允许外资企业按其自身意愿雇用和解聘工人。对一个共产党国家来说，这些都是激进的观点，只有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才有权批准。
江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了这一提案，并成功地使人大有条件地同意推行该计划。（他在人大的发言得到了好评，被称作雄辩、幽默、有表现力和逻辑性强。）虽然提案不是一致通过，而且江被告知经济特区将接受监督，但这一决议无疑是个历史性的突破——无论是对江个人而言还是对国家来说。他不再是个技术官员，而已经跃到政策制订的最前沿：江泽民已经成为邓氏改革的早期贯彻者，并成为代表中央政府在深圳作出实质性决策的第一人。他说：“经济特区的所有项目都应着眼于长远，并且与国际标准接轨。”江泽民现在已是日后被称作“邓小平理论”的理念的拥护者。这一角色将对他十分有利。
1982年的一天，在一次会议结束的时候，江泽民走向张爱萍将军，当时的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他们以前见过几次面，但这一次江有件个人的事情。
“您还记得江上青吗？”江泽民问。
“当然记得，我们是好朋友。很可惜，他英年早逝！”
江泽民说：“他是我的养父。”
“真的？”张爱萍大吃一惊，“怎么以前没听你说过？”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
“这么多年来，我还一直打听寻找上青的亲属，没想到你就是他的儿子！”
“他牺牲时我才13岁。”江泽民补充说。
张爱萍喜不自胜，问了许多上青亲属的情况。
随后江泽民提出了他的请求。“当地政府想为我父亲立个墓碑，我想请您题字。”
当天，张爱萍就书写了“江上青同志之墓”这7个字。墓碑的背面是逝者的同志所写的墓志铭。这时距他牺牲已有43年。
第6章 1976—1985年“在工作中学习是我的习惯”
第29节 更成熟了
1980年10月29日至31日，江泽民率代表团参加联合国组织的世界自由贸易区参观活动。
1982年3月，江任副主任的两个委员会同其他几个与经济相关的部委一起合并成为一个新的大部，被称为对外经济贸易部。当时唯一的女副总理陈慕华被任命为部长。当她宣布她的高级班子成员时，江泽民的名字不在其列。不过，这一次，他已有了两个强有力的支持者——国务院的谷牧和上海市长汪道涵。江又一次从好时机中受益：国务院刚刚决定批准建立一个新的电子工业部。
1982年5月，江泽民被任命为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这是个重要的提升。
1982年9月，邓小平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致开幕词，题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此以后这就成为定义中国改革计划的词组。邓认为，马列理论必须适应中国的文化，这也是江后来进一步发展的主题。对西方人来说，邓的改革似乎是试探性的蹒跚学步，但在中国，这些改革却被视为大胆而影响深远。
就在这次党代会上，江泽民成为中央委员会——制订政策并选举产生政治局——的第210名委员。通过进入中国政治权力的核心，江已经越过了成为高级职务候选人的最后一个障碍。他几乎完全符合当时的四项标准：出身革命家庭，做过30年有知识的管理人员，又是几个领域的专家，而且只有56岁，相对来说仍属年轻。
当江第一次出席党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坐到座位上的时候，他环顾四周，感到非常地亲切自然。他认识许多中央委员，包括几名在上海地下党时期的同事。一些老一辈的领导曾同他的养父江上青共同战斗过，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了江的支持者，尤其是张爱萍将军。江最近的领导是副总理谷牧，谷还是中央书记处成员，这是个管理党务的机构。
当时，崇尚消费的观念开始出现，电子工业必须努力满足新的需求。据说在毛时代，大城市里结婚的年轻人希望拥有的是自行车、手表、电扇和收音机，到邓时代希望拥有的是彩色电视机、录像机、洗衣机和冰箱。为了迎接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