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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运动的导火索是一个叫张莘夫的政府官员，他在和一群苏联工程师争夺中国东北一家工厂的控制权时被杀。这家工厂原为日本人所建，厂里的先进设备也是日本人安装的，日本战败以后，工厂被遗弃。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苏联军队进军中国东北，随后开始和中国人抢夺战利品。张莘夫就是在试图阻止苏联人运走工厂里的机器时被杀的。
国民党把苏联人描绘成与中国共产党人有瓜葛的外国入侵者，企图为镇压共产党制造一个口实。对于共产党员和他们的同情者来说，这只是一个拙劣的花招，但随后发生了不祥的变化。他们得知，国民党组织者计划煽动群众去破坏俄罗斯人拥有的《时代日报》所在的大楼，并洗劫附近的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大多数人并没有看出国民党的幕后动机，”童说，“他们出于爱国热情参加了示威。”
包括江泽民在内的一群支持共产党的学生，明智地决定与其阻止这场反苏抗议活动，不如加入其中，再设法改变它的进程，因为中国老百姓已经被“张莘夫事件”刺激起来了，强加阻止是不可能的。这样，他们在表面上是在支持国民党政府，但实际上保护了共产党的主要盟友苏联，使其免受损失。
大约3万名学生和其他群众参加了张莘夫的追悼大会。随后，庞大的游行队伍通过了上海闹市区，向外界展示他们高昂的爱国热情。但是在抗议者抵达《时代日报》办事处和苏联领事馆之前，两大群看上去十分忘我的学生出现在两栋建筑物所在的街道两头，阻塞了交通。后面蜂拥而至的示威者实际上无法靠近报馆和领事馆。
带头的国民党人被搞迷糊了。他们根本挤不过去，而挡住他们去路的学生似乎又是支持这场示威的（其实这些学生的真实意图是要保护苏联的机构）。人群越来越拥挤，后面的抗议者不知道前面的情形，只能不停地叫唤，“走啊！走啊！出什么事了？”但在呼喊了一些口号之后，大多数示威者失去了耐心，纷纷涌向旁边的小巷。苏联的设施保住了。
“表面上，”童宗海在回忆起这一事件时评述说，“我们学生响应政府的号召，支持了游行。但实际上，我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保护了苏联的财产，控制了群众的情绪。每一件事都有两层含义，表面含义和深层含义。”
这种策略后来为江泽民终身依赖。这一计划就像中国功夫里的一个妙招，一下子化解了巨大的力量，而不是去硬碰硬。50多年后，江泽民又一次以这种方式化解了中国民众对外国人的怒火——但这一次的外国佬是美国人，而江已是中国国家主席。
第2章 1943—1947年“我是一个爱国者”
第10节 集体主义精神
1946年春，当教堂的钟声响彻校园时，江泽民正与张公纬在散步——张是江3年前在南京参加“清毒运动”时认识的。在江的同学中，张公纬是他的密友之一。作为江的同乡，张早在扬州时就听说过书香门第的江家，听说过江泽民的养父——江上青壮烈牺牲的事。张是受中共地下党支持的学生会的副主席，颇有职业革命家的风范。
尽管谈笑风生，看上去无忧无虑，但他们对他们所戏称的“伪学生运动”却久久不能释怀。在那场运动中，张是“总指挥”，带领着3000名学生和教授冲进火车站，强征了一列火车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递交他们的请愿书。他们清楚地记得他们是如何呼喊口号的，“科学不伪！”“求学不伪！”他们还记得早前在南京举行的清毒示威游行中，他们如何在孙中山的铜像前肃穆地伫立，哀悼这位中华民国的缔造者。
1946年4月，江加入了共产党，此时距他20岁生日还有4个月。他的入党介绍人是王嘉猷，从南京到上海，他们一直是同班同学。上海处于地下的中共党组织的力量和人数正不断壮大，吸引了不少学生加入进来，其中几位后来成为中国政坛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高级领导群体中的显赫人物。
同年6月23日，大约5万名来自超过300家单位的学生、教师、职员和劳工在上海北火车站集合，从这里出发举行反内战、要和平的游行。共产党组织的这次集会游行，标志着从4月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日益激烈的政治活动达到了高潮，尽管这些活动的公开目的是争取和平，但共产党的真实用意是要在与国民党争夺民心的斗争中赢得优势。到6月底，反战抗议活动开始把矛头指向国民党，指向二战以来一直是国民党盟友的美国。
然而，对江泽民的两个妹妹来说，这位年轻的革命者始终是一个玩伴。江泽慧对她哥哥的最初一些记忆也始自这一时期。1946年夏，江返回扬州老家过暑假，两个小妹妹便吵吵闹闹地吸引他的注意，要他展示一下力量。
“他伸开两臂，与地面约成45度，”江泽慧回忆说，“然后让我和姐姐一人抱住他的一只胳膊。我哥然后把我们两人吊了起来，直到他的手臂与地面平行。”
两个兴高采烈的孩子就像树上的猴子一样挂在他的手臂上。江泽民一直保持着这一姿势，“像个体操运动员那样，”江泽慧回忆说，“他真的对自己的膂力感到很自豪。”
江泽民也在政治上增强自己的力量。他已经深深地涉足政治，甚至开始让自己的家人也卷入了在当时是非法的活动。王嘉猷代表南京的共产党组织，询问江是否愿意帮助他们的老友厉恩虞（他曾领导过“清毒运动”）。作为组织过多次运动的共产党员，国民党正在通缉厉，他需要转入地下并找到一个安全的落脚点。江泽民毫不犹豫地提出让他躲到自己的姨妈家去。
厉恩虞以江泽民表弟的家庭教师的身份搬了进来。江和厉已经3年没有见面了，但两人在共同事业中所结成的友谊却丝毫未减。厉向江介绍了许多进步的革命著作，两人经常交流读书心得。他们尤其喜欢看的一本书是1934年出版的艾思奇写的《大众哲学》，毛泽东在撰写他的名篇——《实践论》和《矛盾论》时就曾参考过这本书。厉恩虞是江泽民眼中的“老大哥”，对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有广博的认识，他帮助江提高了在政治理论方面的修养。
江泽民还帮助厉恩虞维持生计。当时整个国家正面临着经济灾难，而厉又不能抛头露面，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有时，两人会和江的姨妈一起吃饭；另一些时候，江会分给厉一些他从联合国机构领来的救济品，或者用自己的教书所得买的一些简单的食物。厉恩虞在江的照顾和保护下生活，直到1948年11月共产党即将取得全国控制权时为止。
在以后的岁月里，厉恩虞成为南京中学的校长；“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尽折磨，直到1975年才获得平反。1978年，他死于癌症。非常令人遗憾的是，他没能亲眼看到他曾经向之传授共产主义理论的年轻人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的总书记。1998年7月，厉逝世20周年之际，江主席专门撰写了一篇文章《忆厉恩虞同志》。
“江泽民请我到他姨妈家去见厉恩虞，”童宗海说，“因为他想帮助我进步。江泽民总是鼓励他的朋友求知上进。这是非常机密的事情，如果我不是非常值得信任的话，江泽民是决不会邀请我的。通过江泽民的介绍，我也和厉恩虞成为朋友。我们3人时常谈论人生、信仰和道德，有时也讨论共产主义理论。在这个方面，我把江泽民看作是我在思想上的良师。”
江主席后来不断强调中国人民应该维护“集体主义精神”，不应该只顾个人的前途，这实际上直接来自他当年参加学生抗议活动的体验。“这句话在我听来是如此熟悉，”童说，“江泽民身上的‘集体主义精神’具有深厚的根基。他看到了团结协作的力量。”
回首往事，童说，尽管江在那些抗议、请愿、游行和示威行动中扮演了日益积极和重要的角色，他并不是单枪匹马地去做。“一个人是发挥不了这么大的作用的，”童说道，“江泽民甚至也不是主要领导者。这些都应归功于地下党。”
童宗海指出，江泽民敢于冒一些有备之险，他从不冲动或头脑发热。他在处理重要问题时非常谨慎，说话时也很小心。“在日本人侵占时期，”童回忆说，“有时我会哼唱一些抗日歌曲。如果我唱的声音有点大了，江泽民就会提醒我小点声。‘小心！’他会对我说，‘如果让特务或汉奸听到了，你的麻烦就大了。’”
同样，有一次，当童听到江在唱一首特别慷慨激昂的歌曲时便询问这首歌的名字，江说他也不知道。几年之后，童终于得知这首歌就是《国际歌》。即使到两人毕业的时候，童仍然不知道江已经加入了中共地下党。“我唯一知道的就是他在政治思想上很进步，”童说，“江泽民从不给他的好友造成压力！”
直到1946年秋，江、童及他们的同学才被正式允许入读上海交通大学，被录取为四年级的工科学生。
第2章 1943—1947年“我是一个爱国者”
第11节 “江博士”
这是一个动荡不定的时期。即便交大也在考虑严酷的裁员，取消除工科以外的所有课程。江继续参加公开的抗议活动，尤其是支持教育的抗议。这些抗议活动要求给贫困学生与教授以经济资助（并削减军费）；前一年的夏天，为此目的，学生还组织了“尊师”运动来筹款。
尽管肩负着许多校外活动的责任，但江的学习成绩依然保持优秀。上海交通大学工学院下设3个系：机械系、电力系和土木工程系。江选了头两个系的课，这两个系在上海交大排在最前。他主修发电和运输。
交大的课程非常严格。学生们不仅每周要上几乎40小时的课，而且每天还必须完成大量的作业和实验。每一个月下来都有一次评估测验。有一些课程，每学完教科书上的一章都要考试。学分的评定十分严格：以每一次月考的成绩加上期终考试的成绩（所占比重很大），再得出一个平均分。
江的时间非常紧张——他要阅读文学作品，参加学生运动，还要为共产党工作，因此经常和其他学生一样旷课。不过，正是因为缺课，他才更加刻苦勤奋，开夜车学习以补上白天拉下的课。
然而，江从不夸耀自己的学习本领。“我们的系主任有问题最喜欢问王慧炯，”江泽民几十年后很直率地对他的朋友们说道，王当时就在场，“他总能回答出来，还答得非常好。他喜欢学习，而且十分勤奋。他是我们的班长。”
“我们在一个实验组，”江回忆说，他是指王慧炯，“直到今天，我还留着我的实验笔记。我还保留着当年的无线电工程教科书。每次看到它们，比方说一个有关交流电的实验，我的记忆就会像潮水一样喷涌。”
“教学全用英语，”江继续说道，“教科书、实验报告、讲课、考试——这一切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