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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即使是对朋友坦自，也需要精神上的力量。人总不能每天做忏悔。柳比歇夫每天能做到的，仅仅是在他的日记中做记录，然后算出他较弱到什么程度，算出他为幸福付出的代价。在自己的面前做到这样坦率，需要巨大的精神力量。他的意志来自何处？他从哪儿汲取力量在一条孤独的道路上走下去？他身上那种在风雨飘摇之中屹立不动的精神是怎么形成的？这历来都很奇怪——堂吉诃德们、圣徒们、苦行僧们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人没有明显的或者不明显的动机突然变成了革命者，非要走上斗争的艰苦的道路？有客观情况的作用，有环境的影响，可是也有并且常常有本身的基础，有某种注定了的东西，即古时候称之为命运的那个东西。
我摘引一段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柳比歇夫给伊凡·伊凡诺维奇·施马尔高森的信（一九五四年）：
“简短地回顾过去，
以便更好地理解现在
（论因子总量）
“……我出于老年人的唠叨，想向您说明我从我祖先父母遗传来的因子总量。
“您大概不知道，我的父系祖先当时受过相当‘专门’的教育；他们是阿拉克切耶夫伯爵的农奴，但即使这样，他们也没有丧失蓬勃的朝气，买卖做得很顺手（看样子，他们是交田租的农奴）。所以我完全有理由说，我的染色体中有乐观因子，更确切地说，是乐天因子（这词出自拉丁文gilarus——快乐的意思）。我的曾祖父在尼古拉一世治下死于霍乱。我的祖父阿历克赛·谢尔盖耶维奇在八九岁上，几天内接连死了母亲、父亲和两个姑母，都是得霍乱死的。但乐天因子的作用太强了，亲人落葬时他竟哭不出来；为了装样子，挤出几摘眼泪，只好用洋葱。后来，他不管说起什么往事，甚至是那些伤心事，他都是笑呵呵的。倒不是他这个人心狠，也不是对人们的痛苦麻木不仁；正相反，他这个人最好了，无非是乐天因子在起作用。
“我的爸爸也是个乐天派，从来不垂头丧气，不管环境多恶劣，他所有的熟人对他的乐天都真心地感到奇怪。我同我的先人相比，我这个后代当然是退化得相当多了。但就连我，在别人眼里，也是个乐观的人。
“我身上另一种因子，多半是从母系遗传来的，可以叫做争论因子或饶舌因子：爱多嘴多舌，爱抬杠。我母亲娘家姓鲍尔土什金。明摄着，我的祖先得到这个姓不是偶然的。我的外祖父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极爱抬杠；他每次坐火车，总要特地找那些爱争论的人坐在一起——不同他抬杠的人不称他的心。
“我从先人那里无疑还继承了流浪因子（这个词出自希腊文nomados——游牧的意思），甚至是冒险因子，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我的父母都是诺夫哥罗德省诺夫哥罗德县的人。大家知道，诺夫哥罗德人都是地道的流浪汉……
“……为了证实这个流派因子，我可以援引以下材料：（1）我的外祖父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年轻时曾逃到米塔瓦去上学，但又被骗回了老家；（2）我的舅舅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在一八七七年俄土战争前夕志愿从军，参加了契尔尼亚夫斯克支队；（3）我的祖父阿历克赛·谢尔盖耶维奇，酷爱出门漫游。因为当时还没有旅游事业，所以他总是漫游圣地，曾先后两次到耶路撒冷。
“不管是我还是我的妻子（她的母亲，娘家也姓柳比歇夫），都一点也不留恋我们的故乡列宁格勒。我们和大多数染色体中没有流浪因子的列宁格勒人不同，并不想在那里定居。
“应当说，我的祖先身上还有反教条因子。我上面提到的外祖父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个伏尔泰主义者；他阅读过达尔文和鲍克耳的著作，是个颇富于自由思想的人……我永志不忘的父亲，也不是个教条主义者。他是个虔诚的正教徒，但决没有宗教的狂热和偏见。按照萨尔蒂阔夫…谢德林的说法，他的信教不是因为怕鬼，而是因为爱上帝。他的上帝和高尔基外祖母的上帝一样，是善和爱的神。每逢过节，他照例上教堂做礼拜，由衷地感受到正教仪式的美。但一碰到机会，例如在国外，他又去天主教和新教的教堂。每次途经华沙，他又必定要到犹太教堂去听唱圣诗。
“我的父亲没有上过多少学，在村子里读的书，过去所谓的‘读私塾’；职业是商人。似乎可以料想到我们家一定是个古板的旧式家庭。没那回事！我很小就同我父亲争论政治问题，争得热火朝天（父亲的政治观点很温和，因为他不希望发生革命），然而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闭上嘴，我大你小！’他在争论中总是把我当作平辈。
“我可以说，我大概从父系方面还继承了捞因子。我的高祖父阿尔捷米·彼得罗维奇（这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代祖先）当初姓札格鲁宾；这个姓纯粹是个富农的姓。我上面说过，他虽然是个农奴，却做着买卖。可是，在我们一族，捞一把的兴趣，表现方式各各不同。我父亲，表现在物质上（他是实业家，积极性肯定不亚于美国人）；在精神上无疑也有所表现：他从小努力自学，对学问十分热中，至死不变。他是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去世的，终年八十六岁。我在物质上捞一把的兴趣低落了。我的父亲当初因此很伤心。有少数几个人很赏识我的办事能力，他便是其中的一个。他有时候叹着气说：‘唉，要是萨沙能帮我忙就好了，我们能把半个诺夫哥罗德省都买过来。’我选择了科学事业，他是不同意的，但只是在这些个唉声叹气中流露出来。他非但没有阻挠我的事业，还千方百计帮助我。革命后，他自然用不着为我作出的选择遗憾了。精神上捞一把的兴趣，我是全部继承过来了，我努力获取各种各样的、越来越广泛的知识，始终乐而不倦。
“最后，我的因子总量中肯定还有好心肠因子。我姓柳比歇夫，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最早姓这个姓的，大概是我的曾祖父谢尔盖·阿尔捷米耶维奇。他跟人打招呼，老爱说‘好心肠的老兄’，由此产生了我们的姓。我的父亲心地特别善良，总是把别人看得很好，比他们本来的面目要好，非要到铁证如山，无可怀疑了。他才会相信人家议论那些人的坏话。
“这便是我的谱系。您可以看出，我的品质得之于我的先人，首先是我永志不忘的父亲，看来也有许多得之于我的外祖父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我从小，他就特别喜欢我，虽然总的说来他是不特别宠孩子的。”
柳比歇夫的自我评价。说明了他在精神方面的标准。说不定，这是他这个人身上最重要的东西。因为每当科学与精神品质发生冲突，我首先关心的最精神品质。不仅仅是我这样。似乎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伊凡·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门捷列耶夭、尼尔斯·鲍尔的精神面貌，比他们的学术成就的细节更为重要。就算这种比较是虚拟假设的吧——我为了强调我的想法，不怕作出任何虚拟假设。一个科学家，他在学术上声誉越高，他的精神品质水平也越叫人感兴趣。
伊戈尔·库尔恰托夫和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学术工作大概是可以相提并论的。但人们总是倾心于库尔恰托夫的崇高的功勋，而对奥本海默灾难深重的悲剧却是沉思默想，思绪万千。人的精华中，最值得称道、最牢固的，是精神价值。一年年过去，学生们没有一点遗憾，若无其事地换了导师、师傅、老师，换了头头，换了心爱的画家和作家。但是，谁要是有福气遇见一个纯洁的、精神世界很美的人，你恨不得把心都掏给他的这样一个人，——谁要是遇见了这样一个人，就没有什么可换了。因为人不可能长进得超过善良或真诚。”柳比歇夫的信札中，不时出现自我评价。他评论自己，都是为了比较。这些自我评价，展示了柳比歇夫及其师友的精神面貌。
医学科学院通讯院士巴维尔·格利戈里耶维奇·斯维特洛夫，是柳比歇夫的一个朋友，曾研究著名生物学家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贝克列米舍夫仿生平。为这件事，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雄奇曾写信给斯维特洛夫：
“……你漏掉了一个特点，那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特点；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出奇的委婉。沉着镇静……因为我在这方面恰恰做得最差，所以我老是向弗·尼·学习他的这个优点。我这人很刻薄，我的批评常常刺伤了别人，甚至是我亲近的人。诚然，这并没有损害了真正的友谊，并且被批评的人常常变成了我的朋友，但往往是流了很多的眼泪。
“……弗·尼·精通拉丁文（希腊文好象很糟糕），休息时喜欢看古罗马作家的作品，虽然我记得他也看希罗多德的东西，不过好象不是看的原文。这是他作为休息干的事，同他的学术工作没有关系……我记得我同他谈过但丁。他是个最热忱的但丁派（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他认为世人对但丁赏识不够。我承认但丁的诗篇确实很美，但并没有感觉到他的世界观的崇高。相反，但丁有许多地方叫我十分气愤。拿他的地狱篇来说，其中素负盛名的开场白（全凭记忆；是否准确，没有把握）：
Per me si va nella citta dolente，
Per me sl va nell’eterno dolore，
Per me si va tra la Perduta gente．
Giustizia mosse il into abto fattore，
Fecemi la divina potestate，
La somma sapenza e il prima amore．
Dinanzi a me non fur cose create，
Se non eterne；ed io eterno duro。
Lasciate ogni speranza voi ch’entrate…或在另一处：
Chi e piu scelleranto’chi colui
Chi a giustizia divin passion porta……
“……这两行的意思是：谁要是怜悯被上帝判了罪的人，那就是最大的恶棍，还有谁比这种人更坏呢。这两行的上文是这样的：但丁在地狱里遇见了他的一个政敌，他请求但丁想个什么法予减轻他的苦楚。但丁答应了，但事到临头他又改变了主意，食言了，并且幸灾乐祸地嘲笑他敌人的痛苦……这还不如那种冷酷无情的多米尼克主义，对朋友和亲人铁面无情，这还要恶劣得多……他的全本《神曲》绝不是神的，完完全全是尘世凡俗的……这两行以及其它许多地方，从宗教的眼光，首先是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是不可理解的。而在弗·尼·的心目中，但丁不仅仅是个杰出的诗人（这我不否认），并且还是个有先见之明的智者，他的‘慧眼’看到了凡夫俗子的肉眼看不到的东西。这样的分歧，在我与许多我这样的人之间显然也是存在着的。那些人不仅把莎士比亚看成是杰出的戏剧家，不仅把普希金看成是杰出的诗人，并且还把他们看成是人类思想的领袖，这是我决不能苟同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弟子在古希腊悲剧中已经达到的道德高度，在但丁的作品里可是完全消失了。就这样，在但丁的问题上，我同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的看法没有取得一致。
“……弗·尼·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