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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柏林的维奇（Vikki）有一个儿时的朋友和邻居。从13岁到17岁她和这个朋友一直都很亲密。这个朋友是个土耳其来的穆斯林。“她的父母认为我是个德国女孩，不是他们的女儿的好伙伴。”维奇承认：“他们常常不允许她见到我，所以我们总是秘密会面。”在她的朋友搬到30英里以外的一个小镇以后，她们的友谊之花就凋谢了。
直至今天，维奇的大多数朋友仍都信同一宗教，尽管她愿意接受信奉各种宗教的朋友。她说：
我和信奉不同宗教的人做朋友不会有问题，只要他们人好、有礼貌，对他们的信念不武断就行。我总是喜欢和一个信仰犹太教的人做朋友。我总觉得，从我们20世纪所经历的痛苦历史来看，它是很令人着迷的。但我还没有一个德国犹太人朋友，所以对这一点我无法说什么，还是让我们来看看将来会如何。
卡尔是（Carl）一个53岁的社会科学家。他有两个最好的朋友，一个是儿时一起上主日学（改革后的犹太教）的朋友，另一个是卡尔移居国外时同在一所大学教书的朋友。“他的种族的和宗教背景都和我不同。”卡尔解释说。但这在他们的友谊中从来都不是问题。他们的友谊甚至持续到卡尔迁回到美国以后。
另类的生活方式
威廉（William）告诉他母亲，他在18岁时成为一个同性恋者。他从不对工作或生活中遇到的任何人隐瞒这一点。他告诉我，工作伙伴最使他烦恼的是：“人们都认为你是一个同性恋者，这很特别。真烦死人！”
我和威廉在他的伦敦办事处拐角的一家旅馆的休息室会面时，他说到以下象征着他的挫折的轶事：
我记得几星期以前，我的朋友布伦达（Brenda）从美国移居到这里工作。她是我几年前认识的。她猜想我是个可笑的女性化的男同性恋者。我无意中听到她对她的朋友说：“这就是我对你说的威尔。”
我不知道你是否看过情景喜剧《威尔和格雷丝》（WillandGrace），我们这儿现在正在播映。我看了大约10分钟，对我来说它毫无吸引力。“我并不是你讨厌的威尔。”我真的很厌烦但事实上我并不想小题大做。我生日的时候，她给我买了一顶装饰着蓝绿宝石的帽子和一本有关一个男影星的书作为我生日的礼物。
这些东西我都不喜欢！为什么同性恋者在人们的头脑中都有一种既定的形象呢？女性对我特别关注，为的是了解同性恋的那种事。她们觉得那就是你想要谈的。这正是人们尽量要发现的共同内容。但你不能因为这就认为别人不好。那些东西应该暂且放在一旁，直到你了解别人，知道人家实际上对什么感兴趣。
我的大多数朋友都是直率的。我只进普通的酒吧。
我不会花很多时间在同性恋者特定的地方进行社交活动。我也要靠自己过日子。
一个30岁的妇女谈到她的一段伙伴关系，不论她的朋友是异性恋者还是同性恋者，这段友谊都强调了一个普遍的主题，这就是友谊是互惠的吗？她的朋友斯图尔特（Stuart）也是她的雇员。一年多来，她为她和斯图尔特的热烈友情一直进行思想斗争。斯图尔特也是如此：
在友谊的初始阶段，我的朋友和我有一种很热烈的关系。几乎就像十来岁的姑娘，我们一天至少在电话上聊上两次。我们总是合用所有的东西。我们常住在一起。我没有一个温暖体贴的家庭。由于某种原因，我从来没有和男性有爱情关系，尽管我已二十好几。所以，对我来说，和一个男性的这种友谊是很新鲜的。
在公司里我给他创造好机会，给他提创新的建议。我把他带进我的朋友圈，给他写推荐信，以便他能得到更多的自由撰稿的工作。我给了他这么多是因为我想让他喜欢我。还真管用……至少有一段时间是这样。
当这样做不起作用时，我当然感到受到伤害，认为他完全是忘恩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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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势伙伴关系与文化差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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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极为艰难地把我的感情、我自己和我们的工作关系分开了。
由于对这种工作中的友谊感到神经过度紧张，又老想弄明白为什么她过去从未有过长久的浪漫关系，她着手进行心理诊治。经过治疗，她开始明白她和那个同性恋男雇员发展起来的亲密友情后面的动力。她觉得她逐渐看清了为什么她对那个朋友会如此神魂颠倒。经过几个月的思考，她正视他们友谊中似乎已遭受的挫折，这一点实际上帮助她排除了对他的迷恋。
我们之间有误解。我寄给他一封电子邮件，而他感到受到了伤害。当我们不得不一起出席一个会议时，我们紧挨着坐了两个小时，一句话也没说。
幸运的是，会议结束后，我们终于说上话了。然而在前30分钟，我们彼此都在向对方发牢骚，之后我们才开始比较理性地交谈。谈话总共持续了3个小时！
他告诉我，这么多年，我的电子邮件和信函给了他极大的伤害，他不想回，回了有失他的尊严。
正是从这里开始，我们有了第一次误解：我总以为他没有认真对待我。我就是这样看待他的沉默的……这3小时的谈话极为艰难，也极为重要。我说：“你知道，毕竟两年来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写的都写了，但你仍然在恨我。”他回答说：“你太小看我的肚量了。”
国际文化差异
如今有这么多国际间的业务要处理，你可能发现你自己比以前拥有更多机会，因为有了可以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男性和女性建立关系的因特网，而不必局限在你的部门或公司。当然，信件和电话长期以来一直都是进行国际联络的方法，但因特网能更加快捷地发展和保持国际间的伙伴关系和友谊，花费也不大。
要牢记，不同国家对工作关系的看法是有文化差异的。应该花时间来了解这些相似点和差异。
有一权威教授，他在法国长大，20世纪60年代搬到美国，但每年都要返回法国住上两个月。他仔细考虑了两国在工作和友谊上所呈现的差异。对他来说，这些差异是一种分歧同时也是互补的。
根据我在美国的经验，很多友谊是在办公室里开始的，法国则不同，友谊更多源自家庭。在法国有一种固有的文化观念，它把美国人描绘为工作时交朋友，失去工作也就失去朋友。
在法国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仍然还在我生活中占据很大部分。而在美国虽然我很少四处旅行，但除了我妻子以外，好像已经没有什么青年时代延续下来的友谊令我印象深刻了。
家住柏林的安妮特·穆斯（AteMoos），为一家提供德国旅游服务的美国公司当旅游顾问。她仔细观察了德国人和美国人在工作关系方面的差异：
有一则很通俗的德国谚语：“工作归工作，玩归玩。”这充分说明：在德国，工作就是工作，友谊就是友谊。
德国人一方面有他们的业务熟人，另一方面有他们的朋友，二者很少掺和在一起，尤其是在客户和供货商的关系上。例如，我有一个朋友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她从不和她的客户交朋友，因为这是不合适的。
对于我们德国人来说，如果对我们的客户不太熟悉，反倒更自在。我们宁可和合乎礼仪的陌生人打交道，而不愿和不拘礼节的熟人打交道。通常和你的朋友相处时才会不拘礼节。
在美国，“闲聊”是每个人都精通的。这样说完全没有贬损的含意。然而在德国，人们并不像美国那么开放。很多人反对“闲聊”，因为他们认为那是浅薄的。
在美国，人们总是说：“喂，什么时候来和我们一起吃顿饭！”但他们其实并没有这个意思。而德国人对待这种事情是很认真的。他会真的来到这个美国人家门口的台阶上等，或者打电话告诉对方自己来赴约了。美国人当然会有点吃惊，因为这种邀请只是谈话时的一种客套而已，并不是真正的邀请。
德国人每件事情都当真。假如你问他们：“你好吗？”他们会确切告诉你他们怎么样。他们会说：“噢，很好。我母亲病了，我的车坏了，我感到有点不愉快，因为我的男友说我太胖了……”这就是两个不同民族的差异。
公司内部的关系也是有不同的。在德国许多人在公司里遇到他们的恋人，而许多同事过不久就成为朋友。所以，假如你们一起共事，就有可能成为朋友。
作为比较，下面我们来看另一个人对工作和友谊的典型描述。伊莱亚·施奈德（EliaSchneider）是位电影导演，他在他的家乡南美洲以及曼哈顿、洛杉矶都生活、工作过。
在委内瑞拉，你把你所有的朋友带去吃饭是很正常的办事方法。同事是很容易成为朋友的。他们和老板及雇员都是朋友。整个公司是建立在友谊的基础之上的。
我喜欢和这样的人一起工作，友谊比是否达到生产目标更重要。我们工作为的是在一起，为的是过得愉快，为的是一起分担出现的问题并赚一点钱。假如你把两者颠倒过来，你就可能被视为局外人。每年圣诞节我们都交换礼物，这一点很重要。
我在加拉加斯时，我们把每星期二夜晚定为女士之夜。为我出版短篇故事的出版商是委内瑞拉最主要的文化协会的执行董事，也是作品的编辑和其他一些人的朋友。我们无所不谈，一起开怀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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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势伙伴关系与文化差异（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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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在这里（洛杉矶）很怀念原先的时光。我发现这里的人更善于控制自己，总是很注意他们所说的话。基本上很谨慎，并且你达到什么（工作）目标是唯一要紧的事。我相信，即使人们想与众不同，想把友谊作为目标，取款机可不允许，因为所有的价值都是以你赚了多少为基础的。
西班牙一个已婚的广告公司经理针对她的国家的工作和友谊反复说明了相似的看法：
在西班牙和朋友合伙做生意是很有代表性的。同事可以成为朋友，但是基于对等的身份，同事与同事、老板与老板成为朋友。商务上的联络活动通常在办公室进行，而不是在家里或饭店。生意通常在吃午饭时谈成的。朋友确实经常合伙做生意。
丹麦一位65岁的实业家因为他的工作性质使得与他交往的人遍布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欧洲的其他角落，还有美国。他对工作和友谊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我们大体上可以把它分成两类，雇员之间的友谊和强有力的人际关系网，“老熟人的关系网”。在丹麦，我们的圈子大约有200个人，他们分别来自25个以上不同的上市集团公司的董事会。他们的儿子或女婿经常被他们的父亲或岳父介绍给其他公司，那是一小部分人造成的混乱局面。
对普通的工人和雇员来说，情况就很顺利了。人们在工作中相识以后，就有很多会面甚至结婚的例子。实际上，办公室是认识合作伙伴的最常见的地方。
我们和谁一起做生意呢？很像在美国：我们和那些同我们一起打高尔夫球、网球、羽毛球的人做生意，而其中很大比例那些自从进入中学或大学就相互认识的人。
在所有4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人们利用人才公司来找新的董事会成员，找总经理还有级别较低的副总经理，然后再由公司内部的人事部门决定该聘用谁。找工作的过程中也会有丑闻，被聘用的人可能无法达到工作的要求，但这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政府或地方市政当局内部地位高的人常常推举他所认识的人在公司中谋得一份工作。
朱莉娅·斯图尔特（JuliaStuart）写了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