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恕�
凌志军：现在我相信了。因为在中国，很多事情是被夸张的。以你这样的学术地位和名声，我想这样的评价是可以相信的？
瑞迪：是的。
凌志军：几乎所有成功者的记忆中都会留下一个激动不已的瞬间。李开复总是念念不忘，他当年设想用统计学的方法研究语音识别系统的时候，你不赞成他的方法，但却支持他继续做，以至于“不赞成你，但支持你”
成为他今天指导其他人的一个信条。你认为在科研领域649中，这样的理念的确很重要吗？
瑞迪：这个理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事情在我的迄今为止的生涯中发生过两次，一次是开复。他要用统计学的方法去做语音识别研究的时候，我当时不同意。事实证明，开复是正确的，他成功了。另外还有一个学生，也要做一个东西，我当时也不同意，但我说你要是坚持，就去做。事实证明，也是那个学生对了。他们两个的成功都是很了不起的。我很高兴我的学生当时没有听我的，很高兴他们能有那样的成功，很高兴看到他们的成果。
凌志军：我很奇怪一件事情。当学生比老师正确的时候，在很多情况下，会让学生看不起老师，但是我发现李开复对你的尊敬依然非常强烈。这里有一个问题，他说你的方法虽然不正确，但你给他指出的方向是非常正确的。我想知道，当方向正确，而找不到方法的时候，作为一个研究的指导者应该是怎样的呢？
瑞迪：在这个问题中，没有学生和老师的界限。他们是合作者，是共同的研究者。他们应该去鼓励各种各样的思想，做研究，没有人能保证你一定成功，所以要650非常灵活，应该鼓励去尝试各种可能性，宽容各种思想。
开复这件事情，正好证明了这个道理。
凌志军：但是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前提：要方向正确？
谈到方向，沈向洋还记得，他在做你的学生的时候，提出研究“视觉”，这并不是你的研究方向，但你却说“这没有问题。你出去拿一个照相机把周围照下来，重现出来就好了。”他说，你的这一句话，让他做了10年，终有所得。还说：“这才是大师的远见。”后来的事实表明，你本人取得的成就的确同你的“开拓性”有关，你能对这些往事谈一些想法吗？
瑞迪：我觉得沈向洋给了我太多的赞誉。当时我的脑子里面有很多问题，我知道一些这方面的情况，当沈向洋和我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给了他一个很难的问题。我知道这个问题可以让他做很多年。
凌志军：有时候，一个很难的问题并不是一个马上要做的问题。可能人们需要的东西才是马上要做的东西。
有时候，我们要做的不是现在的需求，而是未来的需求，这就需要大师的眼光，但我知道有些大师是会犯错误的。
瑞迪：我有一本书特别讲到这个问题，我会给你做651参考。确实，有一些研究，在今天看来没有什么，在不远的将来就会给人类带来好处。沈向洋研究的问题就是这种情况，肯定会在将来对人类的生活带来很大影响。
凌志军：李开复的语音识别从开始起步到现在热起来，中间经过了10年。沈向洋的东西也已经10年了，还没有看到热起来的迹象。它还要多少年才能发挥作用？
瑞迪：实际上人们还是认识到了视频的重要性。比如说三维的物体等等。但因为数据很大，是一般的数据量的10倍，所以今天的人们还不是很满意这些成果，从长远来说，这些研究是很有希望的。
凌志军：你的很多中国学生去了微软公司，但现在，他们中间至少有两位到中国来了，你认为这是明智之举吗？你有没有感觉到，在中国从事科研同在美国从事科研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瑞迪：我认为他们这样做非常好。
他们的成就告诉中国，一个中国人也能成为很了不起的科学家。
652凌志军：在中国做科研，会不会遇到更多的障碍？
瑞迪：如果你想从事世界一流的研究，应该有世界一流的设施，在中国，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比如，你没有工具，没有必须的很多资源。对目前在中国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有没有足够的资源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过，在微软中国研究院没有这个问题。
凌志军：你是图灵奖获得者，大家都在谈论你的远见。请再来使用一下你的远见。你认为不久的将来世界各地的华人中间，有没有人可能获得图灵奖？
瑞迪：绝对会有的。而且不是一个，会有很多的中国学者获得图灵奖。
凌志军：出在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可能性有多大？
瑞迪：做这样的预测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有太多的人已经有资格得到这个奖。但我们应该认识到，世界上有很多了不起的学者，这个奖每年只有一个，不得不等待几年以后才会有人获得。我觉得开复现在就有资格得到。
凌志军：中国人对Linux一类的新趋势非常关注。人653们目前最注意的事情不是它的技术水平，而是它的免费商业模式。但免费的技术真的能成为最好的技术吗？换句话说，让消费者免费使用的研发成果，能够对微软这样依靠卖软件获得利润的公司，构成真正的威胁吗？微软会不会垮掉？
瑞迪：我不认为微软会垮掉。免费的商业模式是可行的。现在微软的浏览器的方式就是免费的。不管商业模式怎样变化，微软会不断变换方向去适应。
凌志军：你的意思是，免费软件能成为最好的软件？
瑞迪：是的。免费的软件有可能成为最好的软件。
很多应用厂商会在它的基础上做很多应用软件。
凌志军：你是美国总统信息技术顾问委员会的成员。
你说过，计算技术将深刻影响人们的生活，克服距离的障碍和语言障碍。但在中国，有些人担心西方计算技术的进入将会使东方文化处于不利的地位，他们会说“数字化”的本质是“西方化”。你认为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作为一个有着东方血统、又是在西方获得成功的科学家，你认为计算技术果真能够淡化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的界限吗？如果真的淡化了，是一件好事吗？
654瑞迪：世界上的文化本来就是非常丰富的。大家都知道，在耶路撒冷，有一堵哭墙，过去人们要到墙边上去哭，现在，有些人可以在巴黎，用手提电话来哭，表达自己的哀悼之情，也可能用一个录音带表达。科技的发展，对于文化来说是一种扩展。但是，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每一个民族怎样保存他们文化中特定的东西，简单地复制也是有问题的。这样就需要有创造性的研究员，做相应的研究，既满足他们自己的文化需求，同时也是世界的科技。
与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瑞曼德．比克赫尔茨的对话（2000年5月25日）
凌志军：在美国，张亚勤被认为是电子工程界最有成就的科学家之一。有人甚至说，华人中“无出其右”。
这是否名副其实？张亚勤是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
最年轻的院士（31岁），你认为他是当之无愧的吗？
瑞曼德：绝对名副其实。仅仅推荐就必须经过相当漫长的过程，至少要有5位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写655推荐信，再经过专业协会的专家委员会覆核。这些成员都是该领域的知名人士，他们通常将所有提名的候选人分成几等。最终决定由完全独立的委员会作出。通过第一道程序的被提名者非常少，只有15％，甚至更少。这么小的比例在我的协会里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IEEE规定，将录取成员人数压到0。1％。
凌志军：在你的所有学生当中，张亚勤是最优秀的吗？与你的其他学生比起来，他有没有一些独到之处呢？特别聪明？特别勤奋？特别有激情？天赐良机？也许他和其他人一样，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瑞曼德：毫无疑问，他是最好的学生。给他讲课和提供指导，对我来说是一种愉快。和他相处不到一星期，我就意识到他非常特殊。他极其聪明，异常勤奋。他的知识远远超出自己的专业，这一点从一开始就十分明显。
实际上，他有机会去麻省理工学院，到美国后第一个秋季开学就到了乔治．华盛顿大学。我立即让他参与图像项目，试图将他留住。剩下的就是历史了。还有，在我的记忆里，在获取博士资格的通信考试中──这是非常难的考试，他是惟一获得满分的。
656凌志军：张亚勤说，在科研道路上，你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你给了他什么呢？
瑞曼德：如果我对他产生了影响，那只是把我对所有学生和自己孩子说过的话也告诉了他。我说，一个人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东西是：要做就要做到最好。去追求你真正喜欢做的事情，不是因为它“时髦”，而是因为你将在这个领域出类拔萃，独占鳌头。不要担心能不能找到工作，在任何领域，只要你是最优秀的，就一定能找到工作。当然，成为最优秀的人需要勤奋和天赋，亚勤兼而有之。
凌志军：你对比尔．盖茨的看法如何？在中国，有人把他描绘成一个惟利是图的人，也有人说他是英雄。你说呢？
瑞曼德：我认为，比尔．盖茨让世界变得更好了。
无论是在商业领域还是在技术领域，他都是一个聪明人。
在个人电脑开发和软件支持应用产业，他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富有远见地创立了一个“开放体系”，让成千上万独立开发者的天才智慧得以发挥。我不认为他是一个自私的人，如果说他犯了一个错误，那是因为他太专注于657微软的成功，而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当你占据相当优势的时候，你必须愿意让一些别人也做得很好的事情同样得到发展。微软进入网络太晚了。
凌志军：难道微软真像杰克逊法官判决的那样，是有罪的？
瑞曼德：我认为审判太严厉了，拆分微软将对消费者产生不利影响。微软有些事的确做得不对，但这样的惩罚措施不能解决问题。
凌志军：让我们再来谈一些与张亚勤有关的事。他在一年多前回到北京，就任微软中国研究院首席科学家，这是明智之举吗？这对他的研究有好处吗？你认为他应该长期呆在中国，还是应该过一段时间就回美国去？
瑞曼德：亚勤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对祖国怀有很深的感情，而且知恩图报。他以前经常说，要回中国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我自己到过中国几次，亲眼目睹了中国人渴望融入现代世界的热情和才能。在北京建立研究中心是他做得最好的事情。研究中心将留下一笔永久财富。亚勤还很年轻，在为研究中心打下基础后，他应当继续自己的研究。他真的是全世界的财富，尤其是，他658来自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
凌志军：听说你访问过中国，还曾会见中国最重要的领导人江泽民，你认为中国是一个有良好科研环境的国家吗？
瑞曼德：我想我见到江泽民先生是在他担任国家主席之前。大约是1987年，我带领一批数据通信专家到上海，访问了交通大学。即使在那个时候，交通大学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尽管那时他们不得不使用落后的材料。1994年，当我带领摩托罗拉代表团重返北京时，我简直不能相信这里发生的变化。那时，我很高兴见到了电子工业部的部长，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人。
凌志军：我还是想听听你对中国的科研环境的看法。
中国人都希望，活跃在美国硅谷里的那些中国人中，有更多的人才回到他们的国家来。怎样才能做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