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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支撑我的信条就是“别人行的我也能行。”尽管据考证这是条来自鬼子们的警句，但是，在他们的地盘上却灵光。你以往曾经引以为豪的东西在这里统统都玩不转了，而且横在你面前的似乎是难以逾越的鸿沟，让你觉得怀疑甚至绝望。
后来遇到很多在国内事业有成的人，心境也基本相同。无论曾经在国内怎样，从下飞机的那一刻开始，就只是一个自然人。国内的很多影视明星说起自己的留洋经历的时候，说自己是个普通的留学生，请相信他们绝对不是谦虚，在咱们的游戏规则中，你是老一，可是到了人家的一亩三分地，就得按人家的规矩办事，你必须洗牌重来，再赢了才算数。对有些人来说，这意味着破坏和否定；对有些人来说，这意味着更多的可能性。
那个时候，我只是个初出茅庐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丫头，大学刚毕业，彻头彻尾的无产者，就算输都没什么好输的。但是那拨三十多岁到异国打拼的留学生现在想来确实让人佩服，这边的路不管顺利也好，艰辛也罢，已经走了十年八年，现在却突然全部清零，一笔抹去，一身疲惫却要重新上路。
2002年的春天，我拖着那只与我一起闯荡过澳洲的红色行李箱来到了北京，很快混进了一个听起来挺吓人的地方工作，从最初级的活儿干起。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同事曾经很感激地对我说，以前老觉得自己很惨，很失败，但是自从你来了之后，我就平静了很多，你折腾了那么久，拿着洋文凭，不也在跟我干一样的活儿吗？确实如此，到了终点又回到了起点。两年的留学生活，其间艰难险阻不足与外人道也，终修得正果，蓦然回首却发现又要从头来过。
一位过来人曾经告诫，海龟必须要经历两轮磨练，在国外时忘掉自己，彻底国际化；回国以后再忘掉自己，彻底本土化，如此说来，我不过刚刚走完了第一回合，又被打回原形，回炉重造。上帝他老人家造人的时候，也一手捏不出个人型出来，其中必然也要三番五次打碎重来，次数越多，你就越可能是精品。
这边的路不管顺利也好，艰辛也罢，已经走了十年八年，现在却突然全部清零，一笔抹去，一身疲惫却要重新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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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舍不得，大舍大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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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怕别人叫我“海龟”，就算在我刚回北京的时候，那时候海龟还没有像现在一样臭大街。在刚回来的时候，确实有些日子，中文说得还不是那么利索，但也咬着牙把溜在嘴边的英文单词给吞回去，生怕露出马脚别人认出来，“嘿，这儿还有只海龟呢。”
让我如此恐惧的原因有三；一是，跟那些泡过哈佛耶鲁，和从硅谷爬回来的海龟相比，咱大不了是个呛过几口盐水的小鱼小虾，腆列其中，怕有点对不起同类；二是，说远点，如果将海龟的来历追溯到三四十年代，把胡适之、林语堂之类的大方之家算做近代海龟的鼻祖的话，我就更不敢往海龟这顶帽子下钻，实在怕辱没先贤，尽管最早咱也是奔着学贯中西这条道儿去的。
当然我并不是要把自己打扮成一副谦谦君子的形象，其实让我最痛的是第三点，最怕别人顺藤摸瓜问我为什么回来，我总是禁不住以小人之心来猜测，潜台词就是：在国外混不下去，回来了吧？！如果我回答说：“曾经有一个绿卡摆在我的面前，但是我不想要它，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去选择，我还是不要它！”估计听到这话的人不少会扼腕兴叹：这孩子脑袋准有病！
在学校的二三百号中国留学生里，像我这样铁了心回国，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张绿卡的人，绝对是个另类。这个圈子里，没几个不是看见绿卡眼睛就发绿的。在澳洲的两年里，对我发出过这样感叹的人不下百十号，企图通过批评、教育来拯救我的热心人士也不在少数。临回国前，在火车上遇到一个东北大姐，看见我拎了一大堆绵羊油、袋鼠罐头就知道是要回国的同胞姐妹，上来跟我搭话说，拿到身份要回国了吧，我说没有，这个大姐立即关切地说：“妹子，要弄个身份办法可多了。”我立即打断她：“照着《移民法》咱哪儿条都不缺。”“那怎么不拿个绿卡再回去呢？”我说“不想”。她老人家差点把舌头吞下去，我知道她心里一定在想：这孩子脑袋准有病！
这话如果从大了说，那是因为咱有一颗爱国心，其实不出国不知道自己爱国。你一定是在远离了自己的土地、文化和同类的时候，才能很时时刻刻清楚地知道自己到底是谁。以至于在读书期间回国探亲的时候，朋友都觉得我不是出去被资本主义洗脑，而是到咱们的革命圣地去净化灵魂了。所以，如果你现在再看到海龟们说出点报效祖国之类的豪言壮语，请相信这是真的，绝不是在唱高调。
再说说咱个人的小算盘，不怕笑话，实在是离不开爹和娘。当然如果留在那里，假以时日，我也一定能让爹娘跟我一起呼吸上澳洲的新鲜空气，但是，我知道，即便如此，他们也一定不爽，吃惯了汤面条的肚子怎么也不会习惯意大利空心面。很多在那边的移民家庭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那么我能做的是什么，一周一次电话，一年飞回去一次看看？想想自己已经实在不孝，父母在不远游，别人家的孩子大学毕业就安安生生地挣钱养家，我不但没有，反而跑那么远，让他们为我担惊受怕。我的父母都是极端克制自己的那种家长，他们不愿意因为他们的因素影响我的决定。但是，有一次爸爸终于克制不住了，临送我上飞机前的半个小时内，在宾馆里哭得像孩子一样对我说；“孩子，如果你不在我身边，我这后半辈子什么都没有了。”头一次发现自己这么被需要，也头一次发现爸爸真的老了。
如果没有他们，我能有什么呢？好东西，要有人分享才有意义，你的成功、幸福，都是因为有更多的人一起分享，才会随之放大好几倍。这个世界上，与我关系最亲近的不过是父母两人，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分守在南北半球忍受忧虑、思念和寂寞？绿卡、优美的自然环境、优厚的社会保险？我的答案是：以上皆不是。
从来没遇上过什么大是大非或难以决断的事，绿卡可算是头一遭。当然那个时候，绝对不是没有思想斗争过，特别是在所有人对这个问题的态度都趋同的时候，想特例独行是那么的不容易。甚至在回国的几个月内，看着街头拥挤喧闹的人群、灰蒙蒙的天空，回忆着澳洲一望无际的大海和芳香松软的草地，我也隐隐有过悔意。但是，每当我回到自己几十平米的家里，和父母围坐在桌前一起吃晚饭的时候，我想我得到的已足够了。
从出国到回国，差不多三年的时间里，我想明白了一件事，什么叫舍得。佛家里说：“舍得，舍得；不舍不得，大舍大得。”任何事情都是有舍必有得，有得也必有舍，只是看你想要舍什么，想要得什么。
成功与幸福，都是因为有更多的人一起分享，才会随之放大好几倍。
谁不是从头做起，谁没有几年默默无闻埋头苦干的日子。你现在做的所有事情都不会白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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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子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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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控制本科毕业，前三年闷头做程序，不知窗外几世几年也现做IT业销售，体会入世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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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即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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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夏，同学们相继离开学校，步入社会的大潮。为了尽快找到工作，参加了不知多少次“人才见面会”。这种会在北京多如牛毛，能在会上约面试的不容易，而能在面试上过关的就如鲤鱼跃龙门了。在那个炎热而焦躁的夏季，我清楚地认识到学士学位、四级证书只是一张有资格面试的站台票。
很幸运，在招聘会上一家专门为银行做软件的公司约我面试。当收到面试通知书的时候，我心里已经失去了初次的兴奋，因为这已经是第五家公司了。但我仍然做了充足的准备，带好材料，整理衣着，按照职业培训时老师讲的每一个细节准备应试。
第二天，来到那家公司，前台的秘书将我领进了一间会议室。1999年程序员的从业大军约有几百万之众，即使这样还是无法弥补社会信息化带来的巨大人才缺口，这些人也算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产物吧，他们的壮大就如同一个不断膨胀的气球。笔试通过后，我成了第一个被面试的候选人。在与人事部和未来上司的对话中，没有任何感觉，只有提问与回答。当我走出这家公司的时候，心想：怎么技术主管总喜欢出一些技术上的难题来成心作对？难道非要新技术人员为他们排忧解难才行吗？我不住地安慰自己不要太在意，没关系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带着阿Q精神的我，没想到在此后的三天，竟意外地接到了该公司人事部的电话，告诉我在某某日带好学校的推荐信和个人材料到公司报到。
当我再次来到公司的时候，人事部经理与我详谈了工资待遇等公司录用手续。在言谈中，我知道我并不是技术中最优秀的人选，但一件小事让他们决定了雇佣我——我是惟一一个面试后将喝完水的纸杯拿走，并扔到纸篓中的候选人。此后，我有机会看到了主考官对我的面试评语，其中有一段话是：“……技术水平有限，但经过努力可以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有一定的素养，做事有始有终，可以胜任研发部门工作的需要……人事部经理某某。”
一件小事让他们决定了雇佣我——我是惟一一个面试后将喝完水的纸杯拿走，并扔到纸篓中的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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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良木而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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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辉煌的成功是由一个个小成功组成的，当你不知道你的付出是为什么的时候，就把它看成你成功金字塔的基石。
毕业，带着16年的学识和十几年换来的一纸文凭走上了第一个工作岗位。由于得来不易，因此格外珍惜。在中关村我曾经认识一个跟我一样的人，我们同是当年的本科毕业生，学的同是计算机专业，惟一不同的是我是北京人，他是陕西人，我习惯叫他老杜。
当时的他在中关村帮别人扛机箱，那时我记得他总爱说一句话：“我要找到我在北京的位置。”
刚毕业的我们，如同两条路上的朋友，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在做程序的初期，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个“文盲”，不知道服务器如何配置，更不知道如何管理自己的开发文件，文档格式的要求都要麻烦别人来教。我告诫自己：要学习，要学习一切自己不会的东西！从此我没有了休息日。周六周日钻进图书馆，在浩如烟海的计算机书籍中，吸取我需要的营养，用两天的时间完成SQLSERVER的学习，用一个星期完成示例操作……而后每周如此，通过几个月的积累，我逐渐适应了工作的要求，不再像刚进公司时那样一无所知。
一天，去中关村配电脑，无意中又遇见了老杜，他还在扛机箱。我问他，现在怎么还没换工作。他说，他每周末晚上工作后都去网吧发简历，一直在找工作。我说可以的话，去我们公司做软件或销售怎么样？他摇摇了头说，“不，那不是我的位置。”“嘿，你在这，帮人把机箱扛到楼下。”老板吆喝着他去干活。“好，没问题！”在临走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