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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北大之后我进一步发现：北大人好辩，北大人也辩得好。长于思辨，勇于怀疑，敢论天下事，一直就是北大学生心中自我定位的形象和气质。北大的一位教授说，北大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培养训练有素的怀疑者。怀疑者当然比较喜欢和人辩论。
而我参加辩论赛之初，只是把它当作一种好玩的游戏。游戏总要有输赢，目的是满足人类争强好胜之天性。不管辩论双方如何斗智斗力，或者口若悬河，有战国说客纵论天下之势，或者言辞恳切，有良臣忠相痛陈时弊之风，但游戏终归只是游戏。可是，当辩论赛由于承载了太多成败胜负的患得患失时，就如同本来是弘扬大众体育精神的奥运会，最后变成了专业运动员一生荣辱所系，其结果必然是游戏精神的丧失和游戏规则的异化。
在辩论时，一个人的反应、性情、价值、涉猎、词锋……都可以表现得淋漓尽致，千人辩论，应有千种风格。然而，在几届新加坡大专辩论赛之后，许多人在听到中国国内的任何大学生辩论赛都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过度繁复的修辞、华丽押韵的词藻、朗诵似的语速与表情、生搬硬套的名人名言，还有在自由辩论中的自说自话，使得听众觉得双方前言不搭后语、逻辑支离破碎。这种辩风在一段时间内如此之盛行，孙东东老师干脆一言以蔽之：“花辩”。
“花辩”之风为什么会产生、盛行以至于到了最后泛滥成灾呢？究其原因，一是过分的追求辩论的观赏性，双方辩手在准备的时候更多地是考虑如何把话说得更漂亮，而不是如何把话说得更有道理；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后来的辩论队伍对“花辩”刚刚出现在辩论场上所获得的成功的迷信，对权威经验的盲从，束缚了辩论思路和语言上的创新，最后导致的是亦步亦趋带来的沉闷与乏味。
（五）辩论的话题（2）
张锐/任羽中
与“花辩”相比较，有时候从台湾地区来的辩论队伍朴实无华的辩风、幽默生动的语言、临场发挥机智的妙言妙语，往往给人耳目一新的惊喜，这种辩论，我称之为“素辩”。但是从比赛结果来看，“素辩”遭遇“花辩”时，后者胜出的概率却还大一些。
这是因为“花辩”的另一个特点在起作用： “花辩”一般都会为自己的立场设置一条固若金汤的逻辑底线，尽管面对一个充分辩证的辩题，任何只站在一方的逻辑都是不全面的，但是花辩的高明之处在于总是会寻找到一个价值立场，来弥补自己逻辑上的漏洞。当自己的逻辑被攻击时，价值就可以跳出来阻挡对方的进攻。这个策略本身是没有什么好值得质疑的，但是在辩论中辩手过分依赖逻辑＋价值的“黄金组合”时，特别是如果辩论的内容大部分是在价值层面上展开时，辩论有很大可能陷入到某种形式语言暴力的滥用中。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面对“加强环境立法会促进还是会阻碍经济发展”这样一个命题，正方的逻辑可以是：加强环境立法——保护资源和环境——带来更大的经济发展，反方的逻辑是：加强环境立法——限制对环境资源的使用——对经济发展带来客观的限制作用。反方的逻辑漏洞在于：对经济发展短期的限制，从长远来看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反方把用于弥补逻辑漏洞的价值设立为：对经济发展短期限制导致的成本的承担者与未来长期的获益者并不必然是相同的，因此必须承认牺牲者短期遭受的经济发展不利的后果，否则无法实现应有的社会公正。这个看上去颇为复杂的价值在辩论中可以被简化抽象成为：加强环境立法，依靠环境资源生活的穷人会更贫穷，这就是对经济发展的客观阻碍。
有了这样一个看上去无法辩驳的价值后，在辩论中，反方一切攻击、防守的立足点都可以放在对弱者的保护这样一个简单的思维定势上，再加上鲜明、极端的例子，对对方逻辑的极端归谬，反方明显由于占据了道德上的优越地位从而在辩论中抓住了主动。
然而这样的逻辑和价值的设定，事实上是一种巧妙的篡改辩题的方法，或者说，是把辩题的重点巧妙地放在了一个可能并非解决问题的关键因素上。之所以这样做，首先是为了满足己方获得更多话语空间和话语正确性的立场，其次也是因为在一场短短的辩论赛中，在每个辩手仅有2到3分钟发言的时间里，想要把现实中或者哲学意义上一个辩题的丰富内涵和其中复杂的相互作用剖析清楚是不可能的。因此，从取胜的功利角度出发，必须把辩题本身可能复杂的、多层次的逻辑和价值选择简化成一个主谓宾俱全的简单句，把复杂的制度选择简化为一个简单的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事实上，这也可能正迎合了大众的需要，在短短的时间内，事先对问题背景一无所知的大众需要能够迎合他们常识判断、易于理解并产生认同的东西。
（五）辩论的话题（3）
张锐/任羽中
各种技巧、布局、推敲已经把辩论向着“真理越辩越明”的反方向越推越远。而大四最重要的一场辩论赛之前的小插曲，更真正地让我触动，由此决心不再参加这种被异化了的游戏。
辩论赛开始的前几分钟，由于休息室让给了对方的辩手，我在法学院办公室里紧张地踱来踱去，背诵着稿子。也许是听到了我的声音，也许他也正好要离开办公室，法学院的院长——朱苏力教授向我走了过来。苏力教授文风犀利，他写的文章从来以无可置疑的逻辑和思辩的力量征服读者，在上课的时候也如同一位杰出的演讲家、辩手。我颇带自豪地向苏力教授讲述了我们的辩论，请他给我一些指点，要知道，如果我们赢了，可是代表北大法学院赢了！
苏力教授并没有像我想像中的那样热情地鼓励或者回应我，他淡淡一笑：我是不懂辩论的。我懂得分析问题，但辩论并不是一个分析问题的好办法。理屈词穷者并不一定真正被说服了，辩论得很精彩可能讲得都不是道理。很多真理不是在辩论中可以辩出来的，也不是越辩越明的。
我被这个意外的、直率的评论打得有些转不过神来，但是隐隐又觉得这个道理其实是我一直怀疑和思考的，颇合我心。苏力教授向外走，半路转个身又说：在中国这种有着特殊辩论传统的国家，辩论中体现、强化的一些思维习惯不见得是好事。不过，祝你们好运。
看着朱教授的背影渐渐远去，我回味着他刚才这几句平淡中亦有深意的话，低头看见我准备的卡片，上面密密麻麻的用红笔写满着符号、例子，突然一种虚无的感觉在我的心底升起：我是在为了说明道理去辩论，还是为了辩论去说明一个道理？
“
米兰·昆德拉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古希腊的雄辩家克雷西多说：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当我一开口，我便觉得空虚。
一个辩论了许久的年轻人对自己说： 青春辩论当歌。恣意与激情之后，思索还需要向踏实与理性的成熟前进。
于是我不再参加任何辩论赛了。曾经的，已成为了青春的记忆；未来的，将翻开崭新的另一页。
任羽中：张锐/任羽中
大四了，课堂上再也没有老师点你的名字了，在这个学校里边，你什么都已经看透，即使是看门的老头习惯抽哪个牌子的劣质香烟你都清清楚楚；在《中华读书报》面试的第一天，会议室里坐了40多个人，但是三个月以后，只有七八个人坚持了下来；同学们都穿上学士服的时候，我却在颐和园里找导游说明中的英文文法错误，四年的生活，就这样划上了句号。
（一）关于保研张锐/任羽中
9月中旬，系里就开始张罗保研的事情。一年以前我已经详细了解了有关的政策，并且认真地做准备，所以这个时候心里是踏实的。果然，我的专业课成绩排在全班第三名，加上有5篇公开发表的论文，便成了第一。
保送本系的研究生没有什么经验好说，只要学习上用功就成。而在我们班，还有好几个同学保送到了清华大学的新闻传播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和国际问题研究所，也有人民大学的学生保送到了我们系，我想他们的经验很值得大家揣摩。如果你也希望能够跨学校跨专业保送研究生，请注意以下几个事情：
A） 你需要比其他同学更早确定自己的目标，并且尽可能地搜集有关信息，包括现在学校、院系的有关政策和你目标学校、院系的情况，在大三下学期的时候，你最好能专门去研究生院或者院系教务那里打听打听，认认门儿。
B） 你应该有针对性地准备简历。所有的大学都希望研究生有比较强的科研能力，所以如果你有公开发表的论文或者“挑战杯”的奖励那是最好的； 你的外语水平应该不错，6级证书是必需的，面试的时候也很可能需要你讲英文；你还需要有两封由本领域知名学者写的推荐信。
C） 如果有可能，你最好能够单独写一封信给目标院系的院长，内容是简单介绍自己的有关情况，并陈述自己未来的研究计划，一定注意自己的语气，不卑也不亢。
D） 大部分学校都会有针对保送生的考试，考试的内容五花八门，复习必须全面，为此你应该了解目标院系的课程设置情况，购买他们使用的教材，熟悉那些教授的研究方向。
只要这个考试你发挥出色，那最后问题就不大了。
当然，在做所有这些事情或者决定考研之前，我想你还需要问自己一个更加关键的问题：上研究生干什么呢？
由于本科生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所以大家都有一个错觉，认为有了更高的学历就会有更多的机遇。其实研究生阶段的培养目标，更强调学生的学术科研能力。如果你根本没有做学问的兴趣和能力，那么只有稀里糊涂地混个含金量很低的学位。而此时你已经相对失去了年龄优势，自身的可塑性变得更差了。在竞争公务员或者教学、科研岗位的时候，你或许比本科生有优势；但在市场的标准面前，你却仍然没有资格骄傲。
对于本科所在大学或者专业不理想的同学，我想考研确实会是人生的重大转机。但是，假如你仍然不知道自己的优势和缺陷在哪里，仍然没有找到未来的方向，那么两三年之后，你很可能还是会痛苦地徘徊在十字街头。
（二）你可以抓住的机会也还很多张锐/任羽中
保研这个事情一完，班里的同学实际上也就“各奔东西”了。申请出国的同学开始没日没夜地准备材料；要工作的同学则在想方设法找一个实习的机会，希望能在简历上多增加一点砝码；而打算考研的同学也很少再在寝室出现，他们的生活就是“王长喜林代昭”，日子甚至比高三还要辛苦。所以学校里边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保研的过着猪一样的生活，找工作的过着狗一样的生活，考研的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
对于有的大学生来说，大四这一年真的就是“猪一样的生活”。考研太折磨人，复习一段时间就放弃了。找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