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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夫曼第一次给郎朗上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在此之前，郎朗已经弹过这首曲子，弹过的曲子重新再上，可以发现其中的问题，这使郎朗有了新的收获。他觉得在国内上“拉三”的课与在国外上是完全不同的。而能够得到格拉夫曼这种名家指点，真是值得庆幸的事情。一个再有天赋的孩子如果在最有接受能力的年龄段上不给他提供最好的教育，那这个孩子的成长肯定要有遗憾的，而郎国任最大的贡献在于他绝不肯给儿子留下一丝一毫的遗憾。这既是他的精明所在，又是他的责任使然。从这个意义上说，郎朗如果不是郎国任这种说做就做，敢想敢干的父亲，而是一个思前想后、怕这怕那、犹柔寡断、患得患失的父亲，那么郎朗肯定不会有今天的出息。多多少少也得被耽误些。但是，郎朗一点也没被耽误。他到美国来的正是时候。所以，郎朗佩服他爸，所以，郎朗离不开他爸。
郎国任到美国来，走进了一个全新的文化氛围。他不会外语，许多场合只能显得呆头呆脑。不过，每次格拉夫曼上课时，他都要跟着，就像在国内一样，每次爷俩一块一课，课后再一块研究探讨。郎国任在听格拉夫曼上课时，精神状态完全与平时不同。他的眼睛很亮，脑子也转得很快。他做笔记，他的笔记多多少少能对郎朗起到提醒或补充作用。
下课之后，格拉夫曼完全变成了一位慈祥的长者。他微笑着，就连衣服的皱褶都像温暖的笑纹。他换了衣服，也不再系领带，领口有个扣子没系，显得很是随意。他请朗家父子吃饭。
院长选了一家中国餐馆。他还多请了一个人，那就是翻译。郎朗说他是个好老头，一点脾气都没有。美国任何城市都不缺中国餐馆的。这家费城的中国餐馆在装修风格上刻意追求中国味儿，朱漆门框，墙上的镜框中镶着中国的山水画，有鸟有花，喜庆之意浅显而真诚。墙壁上还有着花里胡梢的龙的图案，这在国内饭店不多见，却在国外的中国餐馆成了必不可少的标志。在欧洲的中国餐馆不论大小，也都有这种龙的图案。大概就像肯德基总有一位拄棍带白帽子的老人塑像吧？
院长很爱吃中国菜。美国人恐怕很少有不爱吃中国菜的。只是他们不肯自己去学做中国菜而已，在他们看来，一个人把那么多的时间放到做顿吃的菜上，那简直太花不来了。
郎朗胃口很好，弹琴消耗太多，他吃起来很香。但郎国任却吃得十分斯文。他觉得自己到了这种场面得学习绅士状，他非常注意院长如何下手。爱面子的郎国任可不会让院长看露，被人家笑话的。他宁愿少吃，甚至不吃。
其实，院长在这方面是极其随和的，他绝不像上课时那么一丝不拘。美国人嘛，吃饭就是吃饭，他们爱吃什么就吃什么，不会装假。他们要是让你了，你出于客气不吃，他就会以为你真的不爱吃。他们在这些小事上显得很傻，傻到了郎国任感到不可理解的程度，慢慢地，郎国任就理解了，就懂得了，就习惯了适应了。当然了，儿子要是高兴了，还会时不时地拿父亲的笑料开心：“你的‘法则’在家吗？”“你的‘妈则’在吗？”他学着父亲一本正经的口气，把绷着脸的郎国任逗笑了。
到美国的日子不多，郎国任有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他对儿子的态度有了明显变化。美国人讲究父子平等，不能打骂，所以，他对郎朗温和多了。人都是在变的，随着环境而改变自己。他变化的每一点，郎朗都看得格外真切。在国内时，妻子周秀兰一再提醒他得对儿子改变教育方法，不能总像对小孩子那样总是不给好脸，总那么横，郎朗毕竟长大了。但是，郎国任在国内时才不听这一套，该怎么凶，就怎么凶，娘俩再不满也只能背地里嘀咕。到了国外，不用别人说，他自己也醒悟了。何况中国有句老话：多年父子成兄弟。在异国它乡，语言不通，朋友又找不到，孤家寡人的郎国任每天除了跟儿子说话之外，还能跟谁交流呢？对了，还能往家里给妻子打电话。以往在北京或在外地比赛时，他很少往家打电话，即便打了，也与妻子很少说话，顶多以三言两语说出个大概，绝不罗索，更没有一点磨叽。而到了美国，他在电话中与妻子的话不知不觉多起来了，也不知不觉温存起来了。他还知道说几句关心妻子的话，诸如注意身体之类，仅仅一句体贴话，就把周秀兰的鼻子感动得彻底酸了。她哽噎着，几乎说不出话。
周秀兰隔三差五，总能接到他们爷俩的电话。总能听到郎朗的好消息。美国对于郎国任是天堂，对她周秀兰何尝不是呢？她在期盼着郎朗有着更大的出息，然后，她也办到美国去。儿子时常来电话鼓励妈妈要耐心地等着，一定要让妈妈来美国。这种等待让周秀兰充满希望和幸福。毕竟有盼头了！或许正是在这种远距离的彼此期盼中，这对并不年轻的夫妇正在一点点拣拾起那被岁月切割零碎的情爱，在各自心中一片片联缀起来……
“以前我爸对我总板着脸，现在受美国家长影响，改变了，也跟我开个玩笑。在国内我妈老跟他说改变方法，他就是不听，到美国改变了。对我妈也不像以前了，也说软话了，这对大家都有好处……我爸假如有了别的女人，我饶不了他！”郎朗如是说。郎朗还是个孩子，他说的还是孩子的话。要是长大了，要是他也有了自己的爱情生活，相信他绝不会再说这种话了。不过，可以理解这个始终渴望一家人团聚的孩子，他渴望了多少年啊！到美国来吧！亲爱的妈妈！为了尽快能把妈妈办来，享受天堂般生活，这是郎朗最大的夙愿也是他最大的动力。为此，他不惜任何汗水去弹，去拼搏，格拉夫曼只是被这个中国天才的钢琴天赋而惊讶，他怎么能够体察到这个每天都是阳光灿烂、蓬蓬勃勃的学生内心深藏着一份对母亲的苦苦的思恋啊！
第二节 赶紧往家跑，告诉爸爸
郎朗每天是下午上文化课，从一点半一直上到四点半。上文化课不在克蒂斯音乐学院上，而是在另外一所普通高中。这所学校距克蒂斯不远，穿过两条小马路，五分钟就可以到达。郎朗在这里学文化课有点不习惯。学生们纪律比起国内学校来要差得多，各种乱七八糟的穿戴打扮，女同学也抽烟，有的走道扭屁股，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让郎朗这位正儿八经的好学生很是看不上眼。有的男同学也戴项琏，也扎耳环，还有的脸上不知糊乱抹了一些什么东西。特别是黑人更差劲。他们胡作非为，男女之事乱七八糟不说，他们学习很差，对于学习好的学生也极不尊重。
特别是新来咋到的郎朗上课时那么认真听讲，下课时，又那么抓紧时间看书，学习语言，这很让他们看不顺眼。于是，他们就动不动欺负郎朗。他们欺负的方式大多是弹郎朗的脑袋。黑人手狠，弹得郎朗脑袋“嗡嗡”直叫，疼痛难忍。郎朗还不敢骂他们，他怕招来更大的报复。于是，他就去告诉老师。老师对这种粗俗的黑学生也是看不上，除了给予批评之外，也往学校反映，学校的主任把这几个家伙狠狠骂了一通，这才把他们震住了。震住了之后，郎朗暗自庆幸，总算有了一个相对安静的学习环境。
郎朗在国内时就注重文化课学习。国内的学习抓得紧，可到了美国，学校抓得一点不紧，爱学就学，不爱学也没人管你。学生负担一点不重，但郎朗自己却感到了压力。主要压力来自外语。到美国之后，身边给配个翻译，院长给讲课，得通过翻译。请翻译总有些不方便，还得花钱，尽管这钱是学校出的，郎朗也觉得不那么心安理得。到美国首要的问题是先过语言关。即便是平常日子，上趟街打听个路，买东西什么的，也得尽快掌握语言，何况父亲还总督促他学好外语。
克蒂斯对郎朗确实够意思，给他专门请了一位家庭教师，登门教郎朗外语。在这种环境中，郎朗一边急着学语言，一边急着练琴赶进度。
郎朗是九月份入学的，十月二十日，他就开了首场音乐会。地点在学校的音乐厅。观众很多，学校的方方面面人物都来了，他当时的兴奋全在演出上。第一场演出，这是检阅他这一个多月来的成绩，是在这片全新的天地里展示自己的极好机会。郎朗要求自己一定要弹好。郎朗是个适应比赛的选手，越是重大的比赛，越是人多，他就越有激情，越容易发挥好。时间一长不参加比赛了，郎朗觉得像缺点什么似的。所以，首次在学校音乐厅亮相，他只要一看到观众，就兴奋地进入状态。
郎朗那天弹得是舒曼的《幻想曲》。这是一首情感复杂的曲子，尤其第二乐章的结尾处快跳时，极容易出错，就连一些大钢琴家都错，所以，那天他在台上演奏时，他的老师格拉夫曼坐在下边非常认真地倾听他的音乐是否出错。结果，郎朗弹得非常准确，简直是毫厘不差，一曲终了时，把个院长高兴得满脸喜悦。
观众中有位著名钢琴家叫作利皮肯，他弹的贝多芬奏鸣曲特有名。他那天听了郎朗弹舒曼的《幻想曲》，非常激动。他在音乐会结束之后，还无法平息那份激动，他高兴地给郎朗的老师格拉夫曼打电话，倾诉了他听郎朗演奏的感觉。格拉夫曼和他一样兴奋，他认为郎朗的演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整个音乐非常有发展，现在已经很出色了，没什么毛病可挑。他完全可以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这两位真正的内行，在电话里兴奋地交流着对郎朗的感觉。他们一致认为应该给郎朗这种天才创造更好的条件。
第一场演出的成功，给郎朗带来了更大的信心，有更多人开始注意郎朗了。就连那个看门人好对郎朗表示友好，破例允许他爱弹多晚就弹多晚。郎朗想的问题很现实，这与他的父亲是一致的。他们深知要想在美国站住脚就得靠演出，而要想得到演出机会，就得参加比赛，就得获大奖，造成影响，人家才能来与你签约。许多国内著名钢琴家到了美国因为不能保证演出，而无法立足。所以，郎朗对院长提出了他想参加比赛的想法。
院长尽管从未当面夸过他的学生，但背地里对他的盛赞他也早有耳闻，所以，他才敢跟院长提出自己的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他的支持。
格拉夫曼听了他的话笑着拍了拍他的肩头，以那种长辈的关切口吻告诉他比赛并不重要，比赛目的不是为了找公司找经济人吗？现在你在学校开音乐会，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他告诉郎朗，别的不用多想，只管好好练琴吧。另外，他问郎朗，是想当一时的轰动性的钢琴家，还是想当永远型的？他认为搞艺术的路太长了，不可心急。从小演出太频，未必是好事，积累不够，很快就容易衰落。不能当马上暴发式的钢琴家，要打好基础，保持长久的艺术魅力。
格拉夫曼真是位难得的好老师，不仅教学水平高，而且是位仁厚的长者。郎朗能够遇到这样一位老师，真是三生有幸。一个月后，郎朗在克蒂斯音乐厅进行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