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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月，邱虹云、王科和徐中三位清华学生靠打工挣的钱和朋友、家人的资助，筹集50万元注册了公司。王科说：“当时还不知道可以用转账支票，那个大热天，我书包里装了一大包钱，由徐中护送着去工商局办手续，当时真是提心吊胆，汗如雨流。”两个月后，上海第一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与“视美乐”签定分两期注入5250万元风险投资的协议，这是中国第一例本土化的风险投资。其中第一期资金250万已到位，第二期资金5000万未到。1999年12月，“视美乐”的专利产品——多媒体超大屏幕投影机中试成功。2000年4月，澳柯玛集团投资3000万元与“视美乐”合资注册成立北京澳柯玛视美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简称澳视），开发、生产、销售多媒体超大屏幕投影机及相关视听产品。2000年6月，年产10万台多媒体投影机生产基地在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落成，该投影机涉及光学、电子、机械等多方面的尖端专业技术，可播放计算机、电视等多种数字及模拟信号，是与Inter相连的领导世界新潮的产品，目前产品已顺利投放市场。
“科大讯飞”地处安徽省合肥市不太引人注意，但其发展速度却是惊人的。
1999年11月11日，中国科技大学博士生刘庆峰（出任公司总经理）和另外5位中科大学生因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能听会说”的中文电脑，获得总计668。85万元的技术股权。1999年12月，成立不到4个月、注册资金只有300万元的安徽硅谷天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安徽省信托投资公司、美菱集团和合肥永信电脑有限公司投入3060万元，使公司的注册资金达6000万（人民币），并正式改名为安徽中科大讯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目前，有个国际大公司准备向“科大讯飞”投1200万美金，只占公司15％的股份，等于公司的资产被认定为6个亿。“科大讯飞”的产品在语言跟语言应用的这个市场占着垄断的地位，而且预计到2001年销售额会达到1。7个亿左右，到2002年会达到10个亿……刘庆峰说：“将来国家真的想强盛，一定要有一批人有野心，真的做出一两个企业帝国来跟他们（指微软、IBM等国际大公司）比！”
“易得方舟”（FanSo。）于1999年9月注册成立，是国内第一家由在校大学生停学创业的互联网高科技公司，创始人有清华学生鲁军、刘颖和童之磊等，于2000年1月再次成功融资660万元。
“互联网实验室”的创始人方兴东过足诗人瘾又做IT界主治大夫，如今成了当代创富神话的一个主角。2000年6月，方兴东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中国重要的高科技企业家”，国内的业内人士甚至给他打个价，说方兴东的名字至少值486万元。互联网实验室的首席理论家姜奇平这样评价方兴东：“盖茨、杨致远和安德森，至少要等到离开学校才获得他们的第一个100万。这一点上，方兴东（清华在读博士）显得更成功。”国内另一位运用“注意力经济”的高手张朝阳说过：能否得到社会的注意，关键看谁手头有多少吸引人的话题。
“迈思威”成立之初只有30万元注册资金，这是陈旭光和几位清华同学辛苦编程序挣来的。半年后，韩国SK集团投资700万元人民币，使企业获得了快速发展。身为董事长年仅25岁的陈旭光敢这样叫板：“张朝阳肯定没有我活得happy，你公司挣钱了人家才认你！”
还有“慧点科技”，几个清华学生创办的软件公司，才一年多就值一个亿；还有V2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采访得知，这些公司都要争取上市。在中国，虽然还没有如美国完善的风险投资机制，也没有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但是这批创业公司已经运营起来，而且中国证券监管部门已经许诺，要放宽高科技企业进入股票市场的条件，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变成现实。一旦上市，这些创业公司的创始人以持有的股份就有可能跻身亿万富翁的行列。
前言（三）：媒体如何炒作“大学生创业”概念
没有人不对媒体畏惧三分的，最近复出的风云人物史玉柱说最怕的依然是媒体。2001年2月9日的《北京青年报》刊出的该报记者对史玉柱的专访中，史玉柱回答记者的问题时说了这样的一段话：
“没想到这次媒体对我们的兴趣还是这么浓，原以为几张报，大家报道一下就算了，没想到一下子全国，这两天几百篇文章都出来了。每个省的报纸，日报、晚报都有。一看这个来势太猛我有点儿害怕了。枪打出头鸟，只要你出头，就会有枪对着你。我觉得那个扣扳机的人就是媒体。当年是媒体把我搞死了，搞休克了。1997年初，我们的净资产还有两个多亿，媒体突然一说巨人破产了，其实我到现在也没破产，然后再造几个谣，第二，史玉柱的护照已经扣押了；第三，巨人大厦已经停工了。”
媒体对“大学生创业”的报道可谓是铺头盖地，我自己在一个月之内收集到的全国性报纸的报道就有一百多篇，而我未能收集到的地方报纸的报道就更多了。在我所采访的比较有名气的大学生创业公司，它们都有一本厚厚的装订起来的关于公司或创业者报道的剪报。我去合肥市采访“科大讯飞”的总经理刘庆峰时，办公室的秘书小姐打开电脑给我看，上面关于公司和刘庆峰的报道已经有88条。连名气不是很大的南京“世纪通”公司，总经理任良告诉我也有50多家媒体报道过，虽然尽是些“豆腐块”。
当我写完这本书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节目播放了FanSo的创业历程，我没看到。有位南京大学的创业者看完“东方时空”后打电话问我：“FanSo是不是散伙了？倒闭了？”天啊！我大吃一惊，心想：前两个月我去采访FanSo的鲁军、刘颖和童之磊时，还看到FanSo好好的，怎么就倒闭了？于是，我赶紧打电话给童之磊，可是又不敢直截了当地问：“FanSo是不是倒闭了？”怕这样太冒昧，况且春节刚过就这样问人家非常不礼貌，所以我就不敢问。
第二天，我去公司找刘颖和鲁军拍照片（供此书中使用），FanSo已经从清华创业园的学研大厦搬到只有一公里远的创业广场，员工们依然在上班，一切看起来都好好的，一点也看不出倒闭的迹象。我拐弯抹角地小心翼翼地问刘颖：“公司目前处境是不是比较艰难呀？”刘颖瞪着双眼说：“公司一直都很艰难呀。”我微微一笑，什么也不说了。
过了几天我去学研大厦找童之磊，他目前负责“中文有线”这一块。我俩谈了一下午，我终于把外面的“风声”告诉他，他解释说：“东方时空播放的是FanSo怎么样从辉煌走到离开清华创业园这一过程。”我好奇地问：“那FanSo搬到创业广场去拍了没有？”童之磊说：“拍了，但那一段没播。”当时搬家的时候，很乱，乱糟糟的，观众看了可能会想FanSo是从清华创业园黯然而去的，而不是光荣出园。
从“辉煌”到“破落”，这对观众的确能产生强烈的冲击力，起到轰动的新闻效应，但新闻工作者是否想到：这样做（有点断章取义）会不会给观众一种误导？对创业公司产生不良的影响？
还有，对于华中科技大学新闻系的李玲玲的创业报道，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我特地去武汉采访她时，她对一些媒体不真实的报道造成的负面影响更是苦不堪言。
创业之初，各大媒体把李玲玲捧得有天那么高，把她誉为“中国女大学生风险创业第一人”。李玲玲在后来创办的“天骄网络公司”的网站个人主页上这样说：“我不是一个电影明星，我不愿看到那些莫须有的花边新闻。不知道一些不负责任的传媒者是否意识到，他们的传闻已经伤害了一个原本无辜学生最起码的尊严。”现在人们一说起李玲玲，第一反应就是：天行健公司停摆了，李玲玲创业失败了！我想，能够与李玲玲面对面交谈过的人极少，大家一般都是通过媒体的报道了解她的创业的。
2000年7月，大学生李玲玲的无行健公司对外正式宣告瘫痪，10万风险投资收回无望。我感到非常可笑的是，不就是10万块钱嘛，有什么可以小题大做的？10万块钱怎么办公司呀？不停摆才怪呢！李玲玲上中央台《对话》节目后，视美乐总裁王科接受《北京青年》周刊记者采访时说：“那期《对话》节目我看了，我觉得媒体有误导。很难说她落败吧。因为一个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大学三年级的新闻系女生，去实践自己的专利，没有别人的帮助，成功了才怪呢。对‘李玲玲事件’这样的宣传，对她个人以后的创业不太有利。慧点科技、视美乐、易得方舟的创业者在大学读书时就开始摸索，为创业储备，融资成功，便如鱼得水，而不是拿了10万风险资金就让媒体炒一把。视美乐现在3000万注册资金，我们也没去炒什么所谓的‘第一’的概念，10万块钱能干多久？”
我去武汉采访李玲玲时，她跟我说：“像我当时创业吧，是在不经意中被推上来的，不能说我具备了这方面的素质，应该说当时是很不成熟的。前几天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组来找我，最后走的时候跟我说：‘李玲玲好好干，我觉得你已经具备了一个创业者应该具备的素质。’我觉得这是我这么长时间来听到的最感动最让我高兴的一句话。”
近日，李玲玲打电话告诉我一个“喜事”，说有一家公司准备跟她合作要把“天行健”重新做起来。在话筒里听到她开心的笑声，我心里是万般滋味，也许我应该在黑夜里默默地为她祈祷……
说到媒体炒作，慧点科技的总经理姜晓丹这样说：“前段时间媒体的报道我很不高兴，我觉得新闻记者也好，媒体也好，它是个放大器，当创业这个事好的时候，把它吹成一朵花……我觉得清华创业园里面的公司整体都不错，就有那么个别的公司有困难的时候，报道的调子马上就翻过来，这可不太好……是小孩嘛（把刚成立不久的创业公司比喻为小孩），在成长过程中必然要感冒发烧，什么扁桃体发炎呀，明儿什么磕呀碰呀……老是病假。不能就说：‘不行，他已经死了。’或者说怎么着，然后到处去报丧，让孩子更觉得没有希望，本来是一个感冒，然后转成肺炎，到最后真的让他死掉了。”
V2科技有限公司（乐都）的CEO叶滨说：“如果在普通缺少勇气的情况下，你去打击那些有勇气出来做事的人，我觉得这对社会发展是很不利的。至少你应该先鼓励人家，先让一批创业者涌现出来，带给广大学生一种新的希望，而不是还像过去那样上大学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找到一份好工作，而不会想着去创造一个好事业。”
我写这本书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我不是什么报社、杂志社或电视台的记者，我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做这个系列采访的，所以不会受到所属单位报道方向的制约。我没有单位，不会受制于人，写得很真实，很客观。很多接受过我采访的创业者都说我跟那些记者不一样，意思是说我比较理解他们，能跟他们谈到一块。我跟他们可以说是同龄人，都是七十年代出生的。采访他们时我也只有26岁，加上我也是属于特别有追求的人——26岁就已经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和两部长篇纪实文学，所以大家有共性，有心灵的感应，能达成一种默契，我最能传递他们的心声。上海同济大学的创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