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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马中了枪，痛得后腿一蹬，这一来父亲的脚就离开了马镫，掉落马背，被马拉着跑。受伤的马朝一条小河奔去，那小河就在布兹卡西运动场的边上。一些年轻人企图跟着父亲，但他大声劝他们逃命。“我是个长者，”他一边被马拖着跑，一边大喊，“他们会跟我好好说话的，但他们不会对你们手下留情。你们尽管快逃。”游击队员在后面追，后来追上了我父亲。他们俘虏了他，让他做了两天的人质。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给他谈话的机会，听他理论，考虑他提出的条件，我也不清楚他们有没有打他，羞辱他。我只知道，两天后他们用一颗子弹射进他的脑袋，残忍地处决了他。
父亲牺牲的消息很快传遍全村，虽然位置偏僻，但消息还是传得很迅速。因为这里有一套发达的紧急消息传递系统，一路上，消息在小村与小村之间进行接力传递。一些随我父亲去的人已经回到家，将马匹遭到射击的情况报告给了村民听。按照伊斯兰教的礼仪，人死后，24小时之内必须朝着麦加方向安葬。我们家不忍心让父亲的尸体被孤零零地留在山腰，得不到安葬，他的尸体一定要运回来。而游击队员放出话来，警告我们说，谁胆敢把尸体取走，他们就杀死谁。没有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取一具尸体。
英勇取尸的重任最终落到了一个女人身上。我的大姑妈佳达带了几件裙子，穿上长袍，对在场的男人们说，她将前往山中取回瓦基勒 · 阿卜杜勒 · 拉赫曼的尸体。看她疾步走出房间，径直朝山上走去，她的丈夫和我父亲的一个堂兄也只好跟了出去。
他们走了13个小时之后发现了父亲的尸体。原来，游击队员把它扔在村子与营地的半路上。
那时我才三岁半，清楚地记得他被害那天大家的悲痛。村中男男女女无不哭泣，村子里弥漫着恐惧和骚乱。那一晚，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彻夜难眠，还竖起耳朵听。直到凌晨两点，我终于听到大姑妈走进村子高声说话的声音。她扛着父亲的棺材，然后啪的一声放到地上。
“瓦基勒 · 阿卜杜勒 · 拉赫曼回来了，大家都起来欢迎，我们把他带回来了，瓦基勒 · 阿卜杜勒 · 拉赫曼回来了。”我从床上一跃而起，心想：他还活着，我父亲还活着。
一切都会恢复正常的。父亲回来了，他知道怎么恢复秩序，他还会安慰大家不要流泪。
我光着脚跑上街，一看到母亲在哭泣，立马停了下来，惊恐得紧紧抓住她的衣服。接着，我从她身边飞驰而过，便看到了父亲的遗体。他的头盖骨，就是挨了一枪的地方，被打飞了。
我号啕大哭，虽然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但我很清楚，今后我们的生活将大不相同。
父亲的尸体被运回呼利大宅，摆放在巴黎套间，等待安葬。母亲前去看护尸体，一直守灵到第二天下葬。所有妻子中，她是唯一一个进去跟父亲遗体做最后道别的。在这个房间里，她怀上了我和其他孩子，也就是在这里，父亲和妻子们曾经好不容易躺在一块儿说说话，营造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天地。母亲默默地肩负起父亲入殓前的准备工作，正如她在艰苦的生涯里默默忍受其他一切一样。她是那么有尊严，那么负责任。她没有尖叫，也没有号啕大哭，只是默默地按照真主的旨意替他擦洗身体，整理衣服。即使父亲已经走了，母亲也没有负他，正如他活着的时候一样。
到了上午，当地成千上万的人们涌入库夫村向父亲的遗体告别。人们脸上的悲痛，加上对他们未来的担忧，使得整个气氛异常凝重，仿佛天就要塌下来砸到头上。
头发灰白、满嘴胡须的老人，戴着缠头巾，穿着绿色外套，坐在花园里哭得像小孩似的。父亲后来安葬在呼利大宅后面的一座小山峰上，朝向麦加和他所钟爱的库夫山的一个峡谷。
对村民来说，失去这么一位捍卫他们的事业、支持他们的诉求的人是他们人生的转折点，同时这也标志着政治动荡的开始。很快，阿富汗迎来了一场全面的战争。
对我们家人来说，父亲的去世意味着失去一切：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家庭领袖乃至我们生存下去的理由。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没听说过“战争”、“火箭”、“受伤”、“杀戮”、“弓虽。女干”等字眼。令人悲哀的是，今天的阿富汗孩子对这些字眼再熟悉不过了。
四岁之前，我知道的都是描述幸福、快乐的字眼。
我真的很怀念一家人躺在叔叔家平坦的屋顶一起睡觉的夜晚。他的房子挨着我们的呼利大宅，在屋顶能看到最美丽的峡谷风景，所以大家都喜欢到那里去。我母亲、婶婶们、还有我的“小妈”（父亲的第四个妻子，也就是我母亲最好的朋友）坐在一起儿，讲着老掉牙的故事，直到半夜才罢休。
我们这些孩子们安静地坐在夜空下，或者沐浴在淡黄色的月色里，听这些甜美的故事出了神。夜间我们从来不关门，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全副武装的警卫人员。那时候根本没有盗贼，也无需担心其他危险。
在那段时期里，生活在爱的包围中，我几乎没想到我的生活是在母亲对我的厌恶和悲叹中开始的，也根本没想到自己曾经被放到太阳底下暴晒并差点儿死去。
我也从来没觉得自己的出生是个错误。我只感觉到自己被人爱着。
但这样的幸福生活持续不了多久，我不得不尽快成长。父亲的遇害只是降临到我家的一系列悲剧和死亡的开端。我的童年也随着我们被迫离开库夫美丽的花园而结束。我们告别了花园里清冽的井水和枝叶茂盛的大树，成了自己国土上无家可归的难民。
唯一不变的，是我的母亲，也就是你们外婆的笑容。
挚爱你们的妈妈
新的开始
1979~1990年
尽管母亲为失去心爱的男人痛苦不已，但父亲的死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母亲的成熟与老练。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母亲就展现出了天生的领导能力。她执掌家中大小事务，组织资源，决定孩子们的命运。正是有了之前辅佐父亲的经历、高效的家庭管理能力和营造大家庭和谐的能力才让她成功地带领我们走出那一段黑暗时期。不让一个孩子走散，确保他们的安全总是她的首要任务。那时也有很多人向她求婚，但是，出于当初不同我父亲离婚的同样目的，她拒绝了所有的追求者，因为她不想冒失去孩子的风险。
在我们的文化里，继父没有义务接纳女方在前一段婚姻中所生的子女。恩内亚特母亲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证明。父亲死后，恩内亚特的母亲依然年轻，再加上有点轻浮，她改嫁给了一个曾经给我父亲牧养过奶牛的英俊男子。那男人去伊朗找过工作，刚从那边回来，带回来一些新奇的消费品，比如磁带录音机之类的玩意儿，这在我们这种乡下地方是根本看不到的。他向她求爱，对她讲了许多自己在伊朗的经历，还送她时尚的小玩意儿，最终俘获了她的芳心。
除了恩内亚特之外，父亲的第七个妻子还给他生了另外三个孩子：一个女儿，名叫娜济；两个儿子，分别是希达亚特和萨菲乌拉。她坚持要带着孩子们改嫁，但新丈夫就是不给孩子们吃穿。我母亲很同情她，于是几个星期之后就去拜访她。我母亲发现，三个孩子都在屋外的院子里哭泣，原来他们的继父不让他们进屋，让他们挨饿，衣服脏了也不给他们洗。母亲见到这番情景马上就带他们回家。
但是，那年轻的女人不肯放弃婴儿萨菲乌拉，于是，母亲只好把他留下，而正是这么一留，令她抱憾终身。几天后，萨菲乌拉发高烧，没人给他吃，也没人安慰、照顾他，就这么孤零零而又凄惨地死去了。后来我们听说他一连哭了好几个小时，小脸蛋上都是苍蝇，而他的继父竟然不允许他母亲去抱。恩内亚特一直没有走出这一悲痛的阴影，为了纪念这个小弟弟，后来把自己的大儿子取名为萨菲乌拉。
和我母亲非常谈得来的哈尔太太幸运多了。她改嫁给了当地的一名领袖，人很善良，没有孩子。他竟然视哈尔的两个孩子如己出，甚至在死后还把财产留给他们，这在阿富汗的文化里真是闻所未闻。
跟我母亲合不来的尼亚兹太太嫁给了一位老师，依旧住在库夫。尽管尼亚兹太太和我母亲有矛盾，但多年后，当我参选议员时，那位老师却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为我安排交通，还在竞选途中一路护送我。这么庞大的家庭结构对西方人来说很难理解，但在我看来这是件好事：这种关系纽带超越了世代，消除了小分歧，跨越了地理隔阂。家毕竟是家。
祖尔迈沙哈，哈利法的孩子，也是我父亲最大的儿子，继承了呼利大宅。后来他遇害，二儿子纳迪尔——五太太（被我父亲休了的老婆之一）的儿子，继承了这所房子。他住在那里一直到现在。
父亲遇害几个星期后，我们甚至都没来得及哀悼，大山之外的世界渐渐向我们逼近，政权迅速瓦解，局势恶化的不良后果很快就要降临到我们头上来。
父亲遇害之后没几天，凶手头目回来找我们。我们跑到饲养奶牛的地里，躲在一块巨石后面，看着他们洗劫房屋，掳走一切能掳的东西：收音机、家具、锅碗瓢盆。
又过了几个星期，一天半夜里，我们正在叔叔的屋顶上睡觉，这帮人又来了。他们用步枪的枪托把我们吵醒，大喊大叫，要求我们把阿卜杜勒 · 拉赫曼的儿子交出来。我哥哥穆基姆当时才7岁，我们知道，如果这帮人发现了，就会杀死他。我母亲不知怎的，想出了一个办法，把他交给一个住在隔壁的堂姐，堂姐把他藏在裙子底下。与阿富汗其他地方的妇女不同，巴达赫尚省的农村妇女常常里面穿一条宽松的马裤，外罩一条长长的夏尔瓦克米兹裙子。多亏了那条裙子，我哥哥才逃过一劫。
我姐姐马里亚姆和我的一个嫂子，两人都才16岁，游击队员抓住她们一顿暴打，我叔叔试图上前阻止，被他们打退了回去。叛军（游击队员）带着两个女孩离开屋顶，朝呼利大宅走去。叔叔和几个堂哥堂弟大声对他们说，这是违反伊斯兰教义的暴行。根据教义，除了妻子和有亲缘关系的女人外，伊斯兰男人不准去碰任何别的女人。
我们只好在屋顶上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打了这两个女孩一整夜，手枪落到她们身上，步枪枪托砸在她们身上，一遍又一遍地要求她们讲出武器的藏匿位置。两个女孩没有一个屈服，没有一个说知道。我母亲面如白纸，神情凝重，但什么也没说。他们还把刺刀放到我姐姐的胸口，慢慢地压进去，直到胸口开始流血。我们家有一条看门狗，名叫钱伯，被链条锁在呼利大宅的大门边。为了保护家人，它猛拉链条，挣脱束缚，朝那些恶徒奔去，大声狂叫。几个恶徒转身开枪射击，钱伯当场死亡。
那些游击队员一直打到黎明，直到山上响起了祷告召集声，他们这才离去，大概是回去做晨祷了。
两天之后，他们又来了，威胁说要把我们统统杀掉。这次他们胁迫纳迪尔说出藏枪的位置，母亲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上一回女儿和儿媳妇虽然遭到毒打，但依旧没有说出藏枪的处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