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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之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联合国在当地设立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办事处。我递交了申请，结果获得了一份名叫儿童保护干事的工作。办事处很小，我担任第二负责人。给联合国办事是我职业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一大步。这份工作并不好做，我需要与在战争中失去家园或流离失所的儿童和成人打交道。
我的部分工作职责是与青年和民间团体联系。其中一个团体名叫巴达赫尚女性志愿者协会，我在业余时间志愿为该协会工作，主要是筹集资金，协助安排小额贷款给创办小企业的女性。我还参与国际妇女节庆祝活动策划小组，他们计划每年3月8日搞庆祝。至今还有很多国家没有庆祝国际妇女节的习惯，阿富汗当然也还没有普及，但在巴达赫尚省，这个节日已经被公认为一大盛事。这一天，我们到农村给女性朋友赠送礼物，并组织一场“年度母亲”大赛，以期通过这样的方式增强农村女性的自豪感。
在法扎巴德，我们还举办过一场大型活动。那是1999年的一天，我在那里做了第一场公开演讲。在演讲中，我讲述了内战时期喀布尔女性和普通百姓的遭遇。我畅所欲言，慷慨激昂，讲到了阿富汗女性的坚强与力量，讲到了在内战中，她们不畏暴行，即使眼看着丈夫儿子残忍地遇害，自己遭到弓虽。女干和折磨也没有失去坚强和骄傲。我把她们称作“不可阻挡的阿富汗女性”。
塔利班几乎控制了阿富汗的其他所有地区，但仍然没有攻占巴达赫尚省，那里依然是拉巴尼政府的天下。由于拉巴尼曾经和游击队联合，许多人认为我的演讲过分指责了游击队。那段时期，人们还不想批评游击队——事实上，时至今日人们依然如此，是他们将我们从苏联人手中拯救出来，所以抨击他们就被视作不爱国，甚至是叛国。就赶走苏联侵略者而言，我当然是崇拜游击队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之后的几年中，他们也对平民百姓犯下了许多野蛮的罪行，包括对我自己的家人。
当我讲到这些的时候，有不少政府官员面露愠色，惊讶得没做声。但后来，许多普通百姓，包括教师、医生和社区志愿者，纷纷来到我面前，称赞我的演讲相当精彩。我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哈米德身体越来越虚弱。为了保住他，不让他走上那条必然之路，我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企图用最新的医疗手段来治疗他。我的姐姐让我不要再浪费钱了，叫我接受现实。但他是我深爱的男人，正如他入狱后我不能坐视不管一样，现在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病死。他是那么支持我的事业，那么高兴地看到我取得成功，所以我感觉到将他救活是我理应做的分内事。自从舒拉出生后，我们就不再有肉体接触，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爱回来了。我想，他因为在我生了第二个女儿时那样对我而感到愧疚，所以就更加拼命地工作，以此来证明他完全支持我。每当我晚上回到家，他总是关切地问这问那，劝我跟他分享工作上的难题和忧愁。他承受了很大的精神痛苦。追了我多年后，他终于说服我的兄长们，将我娶回家，可是还没几年就病得不行了。有一次，他满怀悲伤，握着我的手说，他的人生就像是在吃一道菜，这道菜他梦想了好多年，每天都想吃，却只能在想象中闻一闻，尝一尝。而当这道菜终于端到他面前时，却发现没办法吃，没有调羹，没有刀叉。他所能做的，只是眼睁睁地看着。
我的工作内容包括去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开会。先乘飞机到阿富汗南部的贾拉拉巴德，接着穿过多尔汗边境，也就是上次哈米德、我，还有哥哥他们坐车经过的边境地带。那一次，在拉合尔虽然只有短暂的一个星期，但我们过得相当幸福。回去之后，哈米德第三次被捕，也是最后一次。我喜欢去巴基斯坦，因为可以给哈米德买好多药。但是，贾拉拉巴德受塔利班控制，是个恐怖之地。我讨厌一下飞机就见到塔利班，也讨厌当我给他们看联合国工作人员证件时对我的那种大喊大叫的方式。经过他们身旁，走向等候在那里的联合国车子时，我能感受得到那恶狠狠的目光。尽管有联合国人员的保护，塔利班奈何不了我，但他们的模样还是叫我害怕。每每这时我就不停地重复一些话来使自己镇静：“你现在是联合国工作人员，你想工作，你想发表意见，他们奈何不了你。”有一天，我正要登上飞往贾拉拉巴德的飞机时被阿富汗安检人员拦住了。他们告诉我说，接到拉巴尼政府官员的通知，他们怀疑我丈夫是一名塔利班分子，我也是一名构成安全威胁的人士。我听了莫名其妙，立马勃然大怒：“非常感谢你们。我的丈夫因为在巴基斯坦跟拉巴尼见了一次面，被塔利班关了整整三个月，而你们现在却告诉我说他是一名叛国贼？”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有人（我不知道到底是谁）故意向情报处提供假信息。这件事也提醒了我，到处都潜藏着敌人，而且在阿富汗这样的国家，闲言碎语是可以置人于死地的。
巴达赫尚省是阿富汗唯一一个女性可以工作的地区，我则是阿富汗唯一一个为联合国工作的女人。这是件很高调的事，当然会招致一定的危险。差不多所有法扎巴德的人都知道我是谁，是干什么的。许多人很喜欢我，喜欢有联合国的介入；对另一些人来说，他们总是不断地捏造关于我的丑闻，传出闲言碎语。就连我的顶头上司也难以接受有一个女性副手，所以，在过去，他经常叫我把办公室的门关上，这样一来，有男性客人来访时就看不到我了。
我们家附近有一所清真寺。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有个毛拉在寺里布道，说的是女性为国际机构工作的事。他说这是明令禁止的，丈夫也不该允许妻子这么做。他的观点是女性不该跟非伊斯兰教徒一道工作，而且任何因此而来的收入也是不被允许的。
可怜的哈米德当时在院子里和莎哈扎德玩耍，恰好听到了这次讲道。他告诉我说，他笑得不行了，然后就进了屋，因为实在听不下去。他的妻子是省内唯一一个为国际组织工作的女性，所以那个毛拉影射的就是我。他在家照顾女儿，而我却出去工作，我们还要听别人的声讨。当然，如今，这样的角色互换比以往更常见，不但在西方国家，就连阿富汗的许多现代年轻男人也开始分担了养育子女的责任，而且，出于经济需要，许多家庭的丈夫和妻子都出去工作。但在那个年代，我们真的是独一无二。听了这个毛拉的话，我心里大为不安。或许对他来说，让整个社区的人反对一家人是容易的，但当着我丈夫的面指责我的“错误行为”就没那么简单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年之后我当上了议员，这个身兼宗教老师的毛拉跑来求我帮忙。他被解雇了，想让我到教育部替他说情。当初他在宣教中反对我的时候，根本没想到会有需要我帮忙的一天。但是，经过这几年，即使像他那样的人也开始意识到女性在政府部门和社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最后，我帮了他的忙，2010年，我再次参加选举时，他也帮过我的忙呢。女性在公共部门和政府部门中工作的重要性还在于这有助于逐步改变人们的观念。
联合国是工作的好地方，在那段困难时期，它对我的帮助颇多，有时我可以带上孩子们和哈米德前往巴基斯坦。有一次我还带哈米德去了伊斯兰堡最著名的医院——希法医院，接受新药治疗，但费用高昂，每个月500美元。我坚持了6个月，但过后薪水再也不够支付费用了。
我仍然不愿面对哈米德即将病死的事实，2001年时，他还很年轻，才35岁。
北方盟军和塔利班之间的交战差不多停了，有谣言说联合国安理会即将承认塔利班为阿富汗的合法政府，这样的前景是许多阿富汗人无法接受的。看样子，世界上的人们无法与我们就某些看法达成一致，也没看清塔利班所构成的威胁。2001年春，马苏德代表拉巴尼政府前往欧洲访问，并受到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尼古拉 · 方丹的邀请向欧洲议会做演讲。
他通过演讲警告欧洲国家，塔利班势力兴起是个威胁，基地组织将向西方国家发起大规模的袭击。在他短短的欧洲之行中，他还去了巴黎和布鲁塞尔，分别跟欧盟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哈维尔 · 索拉纳和比利时外长路易 · 米歇尔举行会谈。他带去了许多阿富汗人们的希望，从收音机里我们得知，他在那里深受欢迎，我们听了也相当鼓舞。他传达的消息简单明了：塔利班是基地组织战士的包庇集团，无论对阿富汗还是整个世界都是一支不断崛起的威胁力量。在一份致给美国总统乔治 · W · 布什的私人信件里，马苏德警告说：“如果你们不帮助我们，这些恐怖分子很快就会袭击美国和欧洲。”遗憾的是，西方的政治领袖没有及时听取他的警告。
那个时候，在我的朋友中弥漫着一股悲伤的听任心态。看样子塔利班真的要赖着不走了，为了赶走苏联侵略者我们花了14年的时间，如今我们却要跟这股新的怪异伊斯兰教势力做斗争。如果联合国真的承认塔利班为合法政府，那就意味着拉巴尼政府在巴达赫尚省的统治是非法的。就我个人而言，这意味着我肯定要失业。
就在马苏德将军访问欧洲的时候，大量的外国代表团来巴达赫尚省会见拉巴尼。他刚从巴基斯坦回国，驻扎在法扎巴德。很明显，联合国正在积极活动，试图让塔利班和拉巴尼政府达成和解，并签订一些协议。
2001年9月9日，秋日的阿富汗晴空朗照。我坐上一辆联合国专车，前往一个国内流离失所人员帐篷，看望孩子们的活动情况。这些孩子们的生活真的十分悲惨，住的帐篷里没有卫生设施，尽管如此他们却没有失去乐观精神，总能保持微笑。但我抵达的时候，他们却哭得泪流满面。一个年轻人告诉我真相。原来，新闻报道说马苏德遇害了。这个噩耗不啻一个晴天霹雳，我一阵眩晕，双膝软了下来。就像当年我听到母亲的死讯一样，又像天空上的一颗巨星陨落。阿富汗的英雄不会就这么死了，这是不可能的。
那天晚上，我们从英国广播电台里听到更多的详细内容。形势依旧混乱，到底马苏德将军死了还是严重受伤，这还不是很清楚。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和月份里，事件渐渐明晰起来。原来，两个阿拉伯极端主义分子假装是电视台的记者去采访一向做事谨慎的马苏德，采访过程中，他们引爆了藏在镜头里的炸弹。其中一个当场被炸死，另一个在逃跑过程中被马苏德的部下射死。在爆炸中，马苏德严重受伤，在被直升机送往医院的途中不幸逝世。法国巴黎警方和比利时警方之后拘捕审判了一系列与基地组织有关的北非男子，因为他们向杀手提供了伪造的证件和背景资料。由此可见，奥萨马 · 本 · 拉登早就准确地估计到，两天后他的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