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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耐基夫人写给女人一生幸福的忠告-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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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又缺乏经验的人,常为自己无法融入一个群体而心事重重,无论是穿着、行动、言谈或思考模式,他们都害怕自己无法被所属的圈子认同。
家里有青少年的父母,最害怕遇到这类问题的困扰:“莎莉的妈妈都让她涂口红。”“别的女孩像我这样的年纪,都有男朋友了。”“天啊!你们想让我当个老怪物吗?没有人会在11点钟以前赶回家的。”等等。
小孩喜欢与同年龄的人做一样的事,他们会很在乎朋友或玩伴对自己的看法,他们需要被同伴接受——这是证明他的存在的最重要证据。假如他们这个群体的标准与父母的标准发生冲突,对他们也会造成极大困惑,对为人父母的人来说,这也正是最让他们感到头痛的地方。
当我们置身于一个陌生的环境,又没有什么经验可供参考的时候,最明智的方法便是顺从大家公认的标准——直到我们自己的经验和信心给了我们足够的力量,才能依照自己的信念和标准去做事。若是根本就不清楚自己反对的对象或理由便贸然下手,无疑是愚蠢的作法。
无论如何,时间会让我们逐渐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价值观念。举例来说,我们会发现诚实是最好的行事方针。这不仅是因为许多人曾这么教导我们,也是经由我们自己的观察、经历得来的体会。幸运的是,对整个社会来说,大部分人都对某些生活上的重要基本原则表示同意,否则,我们恐怕就要陷于一塌糊涂的状况了。
当然,就算是基本原则也有受到挑战的时候,尤其是一些特立独行的人会提出异议一这便是文明进步的动力。比如:在美国社会奴隶制废除之前,奴隶制度一直在发挥作用,因为它行之有效,也没有人敢贸然表示反对,当时刑讯逼供、剥削童工、产品假冒伪劣等现象层出不穷,实在数不胜数。这些不合理的现象,一度为大众愚昧地接受,不曾有人提出质疑,直到有少部分人坚决地起来反对,并极力抗争,坚持到底,事情才有了最后的转机。
其实,不盲从一般人的思想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至少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有时,甚至还会带来危险。因此,大部分的人宁愿顺从环境,躲在人群当中接受保护,对各种统治者的领导保持中庸的态度,既不质疑,也不反对。但是,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这种安全其实是自欺欺人的。事实上,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人恰恰是那些一味追求顺从而明哲保身的人。
像追求安全感一样,人们顺从环境,往往最后变成了环境的奴隶。人的真正自由,是在于接受生活的各种挑战,是要不断奋斗,并经历各种争议才能达到。著名的战地记者爱德加·莫勒便曾说过:“世间的男女无法通过拥有隐忍的美德——如顺从环境、趋利避害等——而达到人生的完美、健康和幸福,而是凭借负重以达到卓越和最大的幸福。聪明人从不逃避困难,而像我们勇敢的祖先一样,历经磨难,成长壮大。”
在前面我们曾讨论过接受责任的必要,并认为这是迈向成熟的第一步。由这个观点来看,成长应解释成:由父母的呵护、关照之下,逐渐走向自我发展的广阔天地。
假如我们能真正地成熟起来,便无需后退而躲进懦怯者的避难所里——去顺从环境;我们不必躲在人群当中,不敢把自己的见解表达出来;我们不必盲从他人的思想,而要凡事都有自己的主张。
一些能够安排自己人生的人,并不需要有人向他们发表什么有关人性价值的长篇大论。这种人通常为强烈的使命感驱使,并为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而全力以赴、义无反顾,因为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内在力量,使他们能不顾一切地去面对各种困难。
但大部分的普通人,比如像你和我,或隔壁的邻居却常常会摇摆于各种群体的压力之间。因为我们会认为:假如有那么多人反对,想必是我们错了。我们的信念常常被绝对多数所控制。当大多数人反对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对自己的判断失去信心。
也有人会认为:那些特立独行的人,通常是一些古怪、喜欢哗众取宠或喜欢标榜“与众不同”的人。其实,一个留胡子的人,或一个在大街上赤脚走路的人,或一个穿着T恤参加正式宴会的人,或一个在剧院内抽雪茄的女士等等,这些并不代表自由独立,不过是一些不成熟的表现而已,成熟的人会以为他们的智商像爱出风头的猴子一样,还处在愚昧无知的境地。
成熟的性格能让我们坚持自己的信念,也能驱使我们去遵行这些信仰。每个人对自己、对人类、对上帝,都负有一种责任——就是要好好运用自身所具备的种种能力,以增进全人类的幸福。
在这方面爱默生所采取的坚定立场一向为我敬重。他在世的时候,有很多从事反对奴隶制或其它改革运动的人来寻求他的支持,都被他拒绝了。爱默生当然同情这些运动,也希望他们能做得很好。但他不认为应该把自己的精神与能力放到这些运动上面,因为那并不是他的专长。他坚持这个原则,虽然因此遭人误解,也在所不惜。
坚持一项独立自主的原则,或不随便迁就一项普遍为大众所支持的原则,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做一个不随波逐流的人,并愿意在受攻击的时候把信念坚持到底,这的确需要极大的勇气。
我最近参加一个社交聚会,其间,大家的话题转向最近报纸上常出现的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当时,几乎所有的客人都持相同的看法,只有一个人很有礼貌地避免加入谈论,直到有个人直截了当地请示他的看法。“我原本希望你最好不要问我。”他微笑着说,“因为我的看法跟大家截然不同,而这又是个社交场合。但是既然你问了,我只好谈谈我的看法。”随后,他大致说出他的看法,果然他立刻受到了围攻,但他毫不让步,即使最后没有任何人支持他的观点,他仍坚守立场。虽然他没有赢得任何人的赞同,但他赢得了尊敬,因为他在完全可以附和多数人看法的时候,仍坚守着自己的信念。
从前的人为了生存,不得不依照自己的判断行事。那些驾篷车西进的拓荒者根本无法向专家请教或追随时尚,一旦发生危机或紧急状况,他们也只能依靠自己:生病后找不到医生,他们只好依照常识使用自制的医药;一旦受到印第安人偷袭,大草原上没有警察,只有凭自己的力气和计谋;至于家人的住所,由于那里没有建筑承包商,也只有用他们的双手与技能去建造;他们还得自己种植或搜寻食物。当时生活中每一个问题都要自己做决定,而总的来说,他们处理得相当好。
如今,我们生活的时代,因为有专家的存在,我们已经习惯于依赖权威的意见,因而逐渐对自己发表意见或建立信念的能力失去信心。专家也习惯了这一切,因为我们拱手把自己选择的权利让他们去接管了。
我们现在的教育趋势,走的都是先人为主的观念模式。例如,许多人会为了“领导技能训练”而大忙一场,却不顾我们大多数人都将是追随者而不是领导者的事实。我们是需要领导技能训练,但是我们也需要被领导,知道如何聪明并有创造性地追随领导者,而不是像牛群一样盲目地走进屠宰场。
正如教育家华尔特·巴伯所说:我们的子女正被训练以发展一些外在的人格特性,以符合国家理想中的完美人格——群居性强、受欢迎、有适应群体的能力等等。
巴伯先生说,退缩的孩子毫无立身之地。退缩是一种感情上的不适应,每个孩子都应该参与游戏而且想当头领,每个孩子都应该争取对论题有明确的看法,每一个孩子都应该受到其他孩子的喜欢。他强调说,如果想从我们的教育制度中产生最快乐和具有最佳潜能的公民,就必须给那些不盲从一般思想、喜欢阅读胜过于打棒球、喜欢音乐胜过于足球的孩子一个立身之地,必须容许这类孩子的与众不同,而不把他们当作适应不良心性的孩子看待。
只有勇敢的父母才敢要求他们的孩子该在公立学校中受到怎样的教导,因为别人总是告诉他们要把这些事留给教育专家去处理。但是,我认识一个住在郊区的年轻人,他在一天晚上的集会中勇敢地挺身而出,对他儿子所受到的教育方式提出异议。他的做法就显示出他是个不盲从一般思想的人,而且他对自己的信念充满信心。由于他不断提出质疑的问题,并逐渐得到大家的认可,一年之后,他成为社区的教育委员之一。现在,他的子女和数百个其他人的子女获得了他在那天晚上的集会中力排众议、极力争取到的教育改革所带来的益处。
如今,小儿科医师会告诉我们如何喂、养、照顾孩子;儿童心理学家会告诉我们如何养成孩子适当的行为模式;商业咨询师会告诉我们如何经营事业;政治上,我们极少以个人的身份投票,而是以某个政党党员的身份投票;甚至我们最亲密的关系——爱情生活——都已经被专家侵入,它被观察、制成图表,然后详细向大众公布说明,而大众认可了那些结果之后,就断定这一定是适合一切情形的福音。
人们敢于承认自己就是世界上最有权威的专家——无论对自己、家人或自己的事业来说,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只因为“专家”的宣告,于是大家都去做,如今这样的事是司空见惯的了。这就像一场讨人欢心的演说一样令我啧啧称奇,但我却一直不敢苟同。
艾德格·莫瑞曾警告我们所处的“兽群国家”,不要对于个人至高无上的价值进步否定。他在《周六文学评论》中写道:“这种否定是残酷的纳粹主义专政的核心,如果美国人因威胁恐吓或贿赂收买而放弃他的个性,那么,他们的以无名大众为基础的政府的敬意又从何而来呢?”
如同莫瑞先生在结论中所说的:“即使你无法成为天使,也不该就是只蚂蚁。”
现在看来,“成为你自己”似乎已成为我们最难实现的目标。在这样一个以批量生产、大众媒介和生产装配线的教育为基础的社会中,要了解我们自己已经很难,而想“成为我们自己”就更加困难了。我们已习惯于将人分门别类:“他是工会的人”、“她是公司职员的太太”、“他是自由派人士”或“他是一个反动分子”。我们会为自己贴上标签,也无情地为别人贴上标签,就像小孩子在玩“警察捉强盗的游戏”一样。
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哈罗德·杜斯十分关切顺从与不顺从相抗衡的问题,因而用“身为个人的重要性”作为他对1955年6月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的训词题目。
“不管促使你顺从他人思想的压力多么沉重,”他告诉毕业生,“如果你真正具有个人的特质,你就会发现,不管你如何尽力将屈服合理化,你都无法成功,除非你抛弃你的最大资本——自尊。”
杜斯校长提出非常深刻的论点:“人类将只有在自己心中才能找到以下重要问题的答案:他为什么存在于这地球上?他在地球上时应该做什么?以及此后将往何处去?”
澳大利亚驻美国大使帕西·斯宾德爵士,在就任纽约基尼克塔迪联合学院和联合大学的名誉校长时说:“有了生命,我们方能尽量发挥我们的各种才能。我们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都有应尽的特殊义务,接受这些义务是因为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希望生命活得有价值,就必须履行适当的义务。但是接受这些义务——没有这些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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