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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戗，副参谋长把柴处长叫去大骂了一通，他们可是把你恨得牙痒痒的，你不要再有什么小辩让他们给抓住。等你提了干就好了，不归他们管了。”原来范早知道这事了，他还知不知道军务处已收了我的出入证呢？话到嘴边，我又忍回去了，范已为我的事操了不少心，这些小事就不麻烦他了。
我刚要离开，范又叫住我：“小波，小薇高考结束了，报的是吉工大，看来问题不大，她这段时间一人在家有些闷，我经常不在家，你嫂子身体又不好，如果你空的话，可以多去陪陪。”好的，我想都没想就一口答应了。这一年多来，我已经把范处长的家当成自己的家了，一会家里的自行车坏了，窗户的玻璃坏了，机关分的菜拿不了，等等，嫂子一叫我，我就马上赶去。其实这些小事嫂子自己可以做的，还是要叫我去，干完活就不让走，做一桌好菜叫我吃，吃的时候她就两手不停给我夹菜，我还有半碗没吃完，就给她抢去添第二碗了。她老是说部队食堂的“大锅饭”不好吃，要把这当成自己的家，多吃点。当我知道这是她有意变着花样在给我改善伙食时，有几次我就推辞有事没去，还是被她找到办公室来了。范的三个女儿也是与我越来越亲热了，最小的小蕊是一见面就往我怀里钻，非要小波叔叔抱。生份的是小薇，叫声“小波叔叔”，脸就要红半天，我也知道她这样叫是有些为难，我们年龄最多也就差四岁左右。
提干的事我没在枫的面前露一丝口风，我是想等到最后结果出来，再给她一个突然惊喜，更主要的是我想证明给枫看：怎么样，没有沾你家一点光，凭我小波自己的能力就改变了环境，我是不是也挺能干？
就为这，后来被枫骂了个狗血淋头，说我身上有一种小知识分子的清高，有一种小地方人的小气，是典型的小男人……结果已经如此，尘埃已经落定，我无话可说。如果当初通通气，我们的故事，我的小说结局就会都不一样，我为什么要那么浅薄地急着证明自己？男人就男人，男人需要证明吗？说来说去，这还是一种没有自信的表现。
恋爱中的人是愚蠢的，包括我。
新华社驻我们军区记者站的陈站长来军里搞个采访，需要一位熟悉情况的同志陪着去，处里的干事都脱不开身，范让我去。范说，陈站长是人大新闻系毕业的高才生，到部队后写过多篇有影响的重头稿件和内参，好些内参都得到中央政治局领导的批示，你跟着去，可以多学点东西。
陈站长不过四十出头，戴副眼镜，穿上军装还是显的儒雅、斯文，不像当兵的，反而像大学里的教授了。他一见面就说：“小波，我看过你写的东西，很勤奋，也很有才气，不愧是老范带出的高足。”几句话说得我心里暖乎乎的，距离一下就缩小了。他给我看了一封信，表情严峻地说：“我们这次做一个调查，你要有吃苦的准备，也要有挨打的准备。”我听后，不仅没被吓住，反而感觉很刺激，仿佛和他一起参加了一项重大的任务，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油然升起。
信是我们集团军某师坦克团的战士写的，他父母亲都过五十才有了他这个独子，从小疼爱的不得了。他当兵第二年，家里就出了事。他家的房子是过去土改时分地主的大宅院，住了几十年都没有什么问题，可是自从当年被镇压地主的小儿子当了他们那个县的副县长后，一切都开始发生了变化。先是有人放风说当年镇压的地主镇压错了，后又有人三番五次找他们，逼他们搬出老宅。老人多次到县上、镇上反映，有关部门也只答复让两家人协商解决。对方态度强硬非要搬，又不提供新的住的地方，两位老人就坚持不搬。一天，对方来了一大帮子人，闯进来，二话不说，就把家里的东西往外一摔，重新换了锁，就把老人给赶了出来。两位老人没有地方住，只好到瓜棚里暂歇，数九寒天，夜降大雪，一下把瓜棚压塌了，两位老人被砸伤，父亲砸破了头，母亲砸断了腿。这个战士闻讯后，专门请假回去给老人治伤，等伤情好了些就把老人接到亲戚处，他就开始找有关部门要求解决。还没等把庙门找对，他自己在街上就让人给莫名其妙地揍了一顿。回到部队后，儿子在团里的支持下就到处写信告状，一来二去，信转到了陈站长的手里，他请示了分社、总社后，就专门来调查此事。
陈站长站的高，也看得远，一句话就切中要害：“这是一件普通的侵害军属权益的事件吗？这是一种倾向，是想否定当年的土改，翻当年的案，这种事其他地方也有。我们去的那个县有你们军的一个团，当然我们也不能硬来，实在不行了，我们就跑到部队去，你和那里的部队熟吗？”我说我和那个团的团长、政委都认识，他点了点头。
有了吃苦和挨打的思想准备，并不一定要真的吃苦和挨打。我这里不想用过多的笔墨来交待整个过程，要不然就成了写涉黑的小说而不是爱情小说。军里的车把着便装的我们送到那个县后，就掉头回去了。我们几经周折找到了两位老人，老人一见部队来人就马上跪到在地，要我们给做主，我们连忙扶起他们。我们看了当年分给他们的房证、地契，详细了解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镇上、村里听说后，也赶来反映情况，一说，那就是恶行一大把，件件都足已让我们义愤填膺。我们一一收集和核实后，准备去县上会会这位霸道的“县太爷”。到了县政府，没有见着本人，被他的秘书挡了驾，说是县长出差了（地方上就是这样，不管正的副的，统统称正的，很少有人叫某副县长、某副局长，不像部队，正、副的叫法分的很清）我们心中有底，说不定就猫在哪个办公室不敢来见我们。可是，在县城无论我们走到哪，都有两个人影子似的跟着我们，陈站长就把他那个小采访机别在腰间，盖在衬衣里，鼓鼓囊囊让人不知是什么东西，摸不清虚实。我们也不敢久留，找到团里，一亮我们的身份，他们出个车直接送我们回长春了。在车上，我和陈站长在反复探讨那帮人为什么不敢对我们动手，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倒不一定是怕陈站长腰上那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肯定是忌惮我们的军人身份，再说了，那个县城里就有我们的一个团。
回去后，陈站长以我们两人的名义写了个内参（他是新华社记者，我是新华社通讯员），几经波折，发在了新华社主办的《国内动态清样》（也就是一般俗称的“小内参”）上，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使这件事得到了最终解决，房子退给两位老人，那个副县长丢官罢职，并赔偿老人的医药费，打战士的凶手也受到了惩罚。
陈站长着急回沈阳，在长春火车站我们分了手后，我又慢吞吞去了一家浴池舒舒服服地泡了个澡，还花了五元钱找人把我十来天的泥垢搓下来一大堆，才满面红润地回到了办公室。
徐干事见到我就心急火燎地问：“小波，你这段时间去哪了？怎么到处都找不你？”见他那着急的样子，我一下意识到有事发生，忙问怎么了？我去陪新华社的记者了啊。范给我交代任务的时候，徐干事不在场。“什么事？是你提干的大事！”，徐干事上火了。
原来，我下去不过十来天，整个形势已经发生了惊天逆转。军区干部部和宣传部（主要是新闻处）在定这批报道骨干转干时，我们军上报的名单上不知什么时候我由排名第一变成了第三，而小庞由第三变成了第一，又不知道怎么回事，讨论他时竞很顺利地通过了，提干的名额就一个，有他当然就没我了。后来军里的干部处来提小庞档案时，徐干事一看没有我，才着急到处找我，我那时正陪陈站长在农村调查，而范处长也到北京出差，统统联系不上。
徐干事压低了声音说：“你刚走，小庞也走了，听说是领导支持的，他去活动了。我们上报到军区的名额顺序肯定就是在军区给改动的，军区录像办的那帮人能量更大。”
出了愤怒和无奈，我对这样的一种伤害根本没有丝毫低抗能力，就一下瘫在了椅上，半天，都没有一点动静。徐干事见我的脸一下变的恰白，有些慌了，忙端来一杯水，安慰我不要急，说等范处长回来，看还有没什么法子好想。这算什么？眼睁睁地看到稀饭化成了水（四川俗语，意思既看着好事落了空），或者说是很完整地看到了一个梦是怎样开始，又怎样结束的。
范从北京回来，此事也无力回天，他除了大骂小庞无耻外，就怪自己怎么会这样糊涂呢，在提干的节骨眼上不派人盯着，怎么会把我放走，他自己也出差了呢？
“小庞，祝贺你啊，你什么时候去教导队？”
“同喜，同喜，还有几天吧，去了后，你们可要来看我哦！”我一听到走道里传来小庞那得意的腔调，就一阵想呕吐，走过去，“蓬”地一声，把办公室的门使劲给关上了。
（二十八）
（二十八）
“高知兵”外传
不是好汉：好汉也提当年勇，况且田向东获“高知兵”雅称时，还不是好汉。用战友们的话说，那时他是天上知道一半，地上全知道。惊人的记忆使他凡事爱争输赢，动不动就从一个大纸箱里抽本书，翻到某页嚷“有书为证”，镇的众人哑口无言。次数多了，便有人查他的“户口”：父亲，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高级工程师；母亲，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哦，原来是高知家庭”，此话一出见风就散，从此“高知兵”取代了他的大号，他不脑，“高知”没什么不好。
不是男人：那天，笔者刚到防化连，嘴舌灵巧的通讯员就说：“你找‘高知兵’，那不是？”窗外；火辣辣的太阳；射着诺大的一个训练场；让人多看一眼也发昏；他却穿着笨重的防化服独自练得正欢；时而停下嗅几下；时而飞速前进……他曾泪如雨下地哭过。那次进行专业训练，看到战友们几秒钟戴好防化面具，穿好防化衣，动如脱兔射了出去，轮到他时手脚无措。排长过来将一军：“高知兵”就这个熊样？！一股委屈劲涌上来，就着泪水一起往下掉，溅起尘土飞扬。有位哲人说过真正的男人只在出生时哭过。他是男人，他更是一个兵。他为什么就学不会？这样解释他发狠练武未免牵强，据说后来他还收到一封信，沉默好几天后，就变成了另一个人，至于他给没给家里写信就不得而知了。当1990年9月，他在军区防化兵大比武中摘取了第一名的桂冠，一枚金灿灿的二等军功章挂在他胸前后，或许因为是老乡的缘故，他才悄悄对我说，那次他只是流泪并没有哭。
不是历史：*月*日脱下防化衣，好像才从水里捞出来一般，人都快昏过去了。此时若称体重，保证少了10多斤。
*月*日用侦毒管在120米内的伪装物上鉴别芥子气、沙林、芥露……我用了11分40秒，连长说我有希望夺魁。好吧，阿米尔，冲！
*月*日早晨起来一抓头皮，掉一把头发，照此下去我将“无发无天”。40多天没有洗澡，身上长满疙瘩，一抓破就流黄水，苦嘛？苦！可毕竟这样才有点兵味。
不是结尾：平时闲聊吹牛，因我见多识广，大家都叫我“高知兵”，自那次后，我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