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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怯意地回视，这时，他眼睛里有什么一闪，说：“小波，你知道如果我给你们军长打个电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我大声说：“我知道，但是，岳伯伯你不会这样做的，否则，你今天就不来找我了。”我心里悄悄说用得着给军长打电话吗，依我现在的身份，就一个军务处就可以把我收拾得服服贴贴的，现在不已经开始了吗？
他又是哈哈一笑，说：“小波，你理解一个父亲的心吗？我看你是不了解，这二十多年来当心头肉一样捧着，疼着，长大了，就留不住了，你这是和我在抢女儿啊……”突然，他眼睛一亮：“来，小伙子，我试试你的手劲，看能不能抢过我……”他把桌上的茶碗往边上一推，右肘部放上去，伸出了手掌，挑衅地看着我，他的手掌大似蒲扇，手心通红，手背上虬筋凸起，看着怪吓人的，但这是两个男人间的较量，也是两代人之间的较量，我宁愿死，也不会退缩，更不会轻易认输的。我这时使出了吃奶的劲，却撼不动他手半分，他脸上露着怪笑：“小波，加油吧！这样，你两只手一起上！”上就上，我的另一只手一搭上，只在短时间里相持了一下，随着他一声“下，”我的双手被他重重给扳下来了，右手背在桌上一磕，茶碗全都跳起来，疼得我叱牙列嘴，这时，他笑了笑，已经站起来了，掸了掸黄茄克，说：“小波，你一个拿笔的还是不能和我带兵打仗的武夫比。我很欣赏你的直率，不说自己做不了的事，你们肯定还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希望你们能成功。我对你们最大的支持，就是不反对。你们顺其自然吧！”我眼中涌出了泪花，连声说谢谢时，他已大步流星出了茶楼。
（二十伍）
（二十伍）
“什么？你和我爸扳手劲？”岳枫一听，嘴都乐得合不拢了，抓起我的手，仔细看看，“受伤没有？他可是练过武术的。”，“什么？这不公平嘛，早知道，我根本不会和他较什么劲的”，我嘴里嘀咕着，又看了看右手背，居然有点轻微地肿了。
“是啊，他当兵那会就是侦察兵，五、六个小伙子根本近不了他的身，还参加过珍宝岛自卫还击战。对了，你今后欺负了我，我就告诉他，看怎么收拾你。”瞧着枫一脸的得意劲，我逼了过去：“我怎么会欺负你？最多也只能这样……”用嘴堵上她的嘴。
发生在1969年东北边境那不足一平方公里的珍宝岛上的那次战斗，我清楚一些，什么先埋伏，后打伏击，再抢坦克，差点就引发了中苏两个大国爆发全面战争，没有想到岳伯伯参加过，我再三让枫讲讲，她却卖起了关子。
“那可是一件扬国威军威的大事”，枫眉飞色舞说起，我说你别臭美了，那时候你出生了吗？她说怎么没有？又觉得说漏了嘴，忙说，哦，那时候我还在我妈的肚子里，有几个月了吧。我扑哧笑了。
在1969年的春节前后，岳伯伯还是在黑龙江的一个野战军当侦察连长。有一天突然接到命令，要他和军里的侦察参谋去执行一次秘密任务，两人坐火车连夜就出发了。一个多月时间里几乎跑遍了东北三省的大小县市，一到地方就找当地的体委，问有没有练武术、柔道、摔跤的运动员。那时，文化大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一听说参军到部队，个个都高兴得不得了，一来就一大帮。他们就先看个头，个不高不要。再看有没有劲，有个近200斤的大石锁，举不起来不要。最后就和岳伯伯过招，三两下给揍爬下的也不要。就这样，在春节前就划拉了近30个好汉回来，又全部拉到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盟参加军事训练。这里面除了他们两人，其他人都摸门不着，没有入伍，没有发军装，参加训练又不学打枪，只练习擒拿格斗，相互之间还不能说自己的来历，成了名副其实的“特种兵”。
当时，中苏双方在珍宝岛还不像后来那样子大打出手，也就是在巡逻的时候发生点对骂，搞点身体接触。后来老毛子就不骂了，每人一根大棒子，见人就打，中方没有准备，加上苏军人高马大，就吃了大亏，不但人被打了，枪也被抢走了10多枝。说动枪，中方不怕，士兵的素质是很出色的，但是说打，咱们的人就亏了，苏军人高马大，普遍在1米8以上，咱们的人普遍矮，体重也不行，就是一次打赢了，后面还不知道会吃什么亏，部队首长就决定不打则已，一打就要让老毛子吃点苦头。但是经常的巡逻还是照常，经常换人，还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这批“特种兵”训练一结束，形势教育一搞，个个都义愤填膺，上岗巡逻就比平时大不一样，雄赳赳，气昂昂，专门挑平时有争议的地方，这可把老毛子的“棒子队”急坏了，一个个呼拉拉扑上来，举起了棒子就要打，这时，只见岳伯伯一个眼色，带头冲上去，抢过一根棒子，就用手劈成两段，其他战士也扑上去，练柔道的，抓过来就是一个大背摔，扔在冻硬的地上，半天缓不劲来；练擒拿的，一搭手就是关节，下手腕、下膀子，痛得老毛子兵“嗷嗷”直叫，动蛋不了半分，练五形拳的就专找眼睛和下身进攻……10多分钟后，苏军的30多人就全给搁到地上了，远处的苏军观察所看得清清楚楚，大炮摇了又摇，坦克、装甲车发动了又熄火，却始终不敢开第一枪。这一仗，咱们一个没伤，震惊了苏联的整个边防部队，他们对中国边防军的战斗力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他们的什么阿穆尔军区还专门下了个命令，禁止他们的人和中国军队进行这种“愚蠢的交手”，直到69年的3月，珍宝岛战斗正式打响。岳伯伯所在的部队始终作为预备队，埋伏在那里没有上，上去打的都是边防军。
我打笑着枫：“没准那时，你爸上去了，肯定也是个战斗英雄，应该官至大区副职了吧？”她一楞，马上反应过来了，说：“还是这样好，坐飞机，飞得高，下来得也快。”她当然知道我说的什么，有一位边防军的副连长在战斗后的短短几年时间里，就被提成了军区的副司令员，后来很快也就下了。
我问：“你爸是不是经常被人叫首长？”？她说对啊，怎么了？我给她说起了一个故事：有位首长下部队检查工作，部队列队欢迎，首长兴致很高，边走边喊：“同志们好！”两边的兵就排山倒海地答出：“首长好！”首长很满意，走着，走着又喊：“同志们辛苦了！”兵们就按照练好的回答：“为人民服务！”紧接着，首长却别出心裁地喊出一句：“同志们脸黑了”，兵们迟疑了一下，还是回答出：“首长更黑！”
这时，枫已笑得不成样子了，直往我身上敲打，说我是在编排她爸，我一本正经地说：还没有完啊，她问：真的还有？“这时，首长走到一位士兵面前看了看，敲了敲这兵的胸膛，很感慨地说：看看我们的士兵的胸肌多发达！那兵马上立正回答：报告首长，我是女兵！枫嘴里含着的水一下给喷了出来，连说：你坏！你坏！还把我也给编排进去了！
随后，她若有所思地说：“看来这次我爸对你的印象还不错，可是我妈哪里呢？”她的眉上有一股很深的担忧掠过，一会，她还是说：“先不管这个，现在最要紧的是你提干的事了……”
说来也怪，我在东北呆了五年多时间，无论是部队演习，还是在训练打靶，接触到的老百姓一提起“老毛子”就气不打一处来，把“老毛子”和“小鼻子”（日本人）相提并论，甚至还有人说老毛子比小鼻子坏得多，这让我们从关里来的人都很不解，虽然那时候中苏的边境重新划了，戈尔巴乔夫也访了华。我们从小学习的，接触到就是苏联红军在二战末期进入东北，击溃了日本百万关东军，解放了东北，加快了日本投降的进程，要不然，抗日战争肯定不止打八年，这在五十年代“一边倒”的时候是大书特书的。而日本鬼子是实行“三光政策”的杀人魔王，是十恶不赦的大坏蛋，为什么东北人不这么看呢？
后来我看过一些正史、野史，才弄清其中的一些原因，应该说正史、野史都是历史，只是正史里面回避了相当一部分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却被老百姓牢牢记住了。东北人说老毛子有“三爱”，一是爱建纪念碑。从哈尔滨到长春，到沈阳，也包括一些地级市，每个城市几乎都有当年苏联红军留下的纪念碑，上面不是立的飞机、大炮，就是坦克。打仗嘛，牺牲了人，建个碑也正常，可是到处都大建特建就不正常了。二是爱女人。解放东北的苏联红军据说有相当一部分劳教、劳改人员，（战争后期，兵员严重不足，只好用这些人来补充了）军纪极差，见到大姑娘、小媳妇、老太太统统拿下，按倒就解衣脱裤强奸，有人说是上至七十二岁，下到十二岁。吓得女人们都不敢出门，不敢上街，用锅灰抹个大花脸躲在家里也不安全。当然，只要告到了苏军司令部，他们也真管，抓到就地枪毙，后来发展到只要有妇女拿着抓下的苏军士兵帽子去指识，查实也枪毙。可问题是这不是一起两起，而是很普遍的，基本上只要有苏军驻的地方都有，他们也管不过来，杀不完。现在还有些老太太一提起当年，就眼泪“叭嚓”的：“那个老毛子真操性啊，比驴还不如啊！”
第三就是太贪财。苏联在二战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到了战领国就见啥拿啥，到德国如此，到中国也如此。可中国不是被占领国，应该算是被解放的。据说后来苏军从东北撤军时，不仅把日本人留下的工厂、矿山的机器全部打包带回，就是坐火车回去时，把铁路上的铁轨、枕木都统统撤了带走。我有次坐火车去边境的一个城市采访，看到车窗外有一些空置的铁路和桥梁，上面什么都没有。我正在纳闷是不是修的战备路、桥时，旁边就有人说，这是当年老毛子走的时候做的孽。当然，我们国人也不傻，后来就在旁边修路铺桥，不用原来现成的，目的很明显，教育后人，看看当年老毛子干的好事。
和老毛子相比，小鼻子当年的名声在东北要好一点。我这里说好一点也只是说在东北这个范围，也只是说没有大规模强奸妇女，没有大规模的烧杀掠夺。东北失陷很早，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就成立了伪满洲国，成了日本鬼子傀儡政权，在他自己的占领区，他用得着烧杀掠夺，把坏事做绝吗？如果那样的话，老百姓都跑了，他统治谁？相反，有时候他的军队违反了军纪还要当众惩罚，杀一儆百来做做秀。当然，日本人后来在关内，在南京，在抗日的根据地，那是犯下了滔天的罪行，罄竹难书。
我不是一个历史学家，只是一个业余码字的人，只是很凑巧在东北生活过几年，又凑巧了解了些接近历史的东西，就顺手写了这样一大段与我的小说无关的东西。我还要说一句的是，我写的是小说，请大家一定，一定不要当纪实的作品来看，来评论。
（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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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去找八号首长汇报一下我自己的思想情况（军长、政委称一、二号首长，政治部副主任被称为八号）。
我知道这样做会很冒昧，不说一个战士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