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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出国门先挨炸，考察宪政很尴尬（2）
就在甲午战争爆发后的第一年（1904年），在当年的战场上爆发了日俄战争。这两个强盗在中国的国土上大打出手，而主人却很是无奈又颇为无耻的挂起免战牌，宣布在这一场令国人蒙受耻辱的战争里“严守中立”。无论谁是这个战争中的赢家，清廷这种夹起尾巴做人的鸵鸟政策都将令后人感到羞愧。
不过，这场战争的结果却意外地为突破当时新政的瓶颈提供了契机，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国人亲眼目睹这小小的岛国日本，竟然将老牌的沙俄帝国打翻在地，这个令人惊诧的结果，不免让国人又想起了十年前的甲午之役。一向被中国人看不起的东洋小鬼子，究竟是从哪里获得的力量呢？假如说在甲午战争中日本战胜中国是“以国运相搏”，还有点运气成分的话，这次日本击败强大的沙俄，算是让国人彻底无语，并且心服口服了。
长期积压的危亡意识和变革要求，终于在这场令人蒙羞的战争后得到了宣泄的机会。不出意料的是，日本的这种胜利，很快被当时的人归结为立宪政体对专制政体的胜利。战争刚一结束，当时素有清议之名的《大公报》便立刻发文称：“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在《大公报》的带动下，国内报刊的舆论情绪极度高涨，他们利用自己的渠道大力宣传立宪胜于专制，“20世纪举全地球中，万无可以复容专制政体存在之余地”，立宪自由主义乃大势所趋，所向无敌，如果“顽然不知变计者，唯有归于劣败淘汰之数也。”
据当时的《东方杂志》称，当时人人谈立宪，“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这种万民交议的气氛也影响了朝中的大员们，如袁世凯、张之洞、周馥等人便在舆论的推动下向朝廷上书，请求实行立宪政体。就连当时的驻外大使们也纷纷奏请清政府仿效“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之国”。在这些上书中，提出了一个相对可行的建议，那就是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其他国家宪政，为中国的立宪做准备。
群情激昂之下，慈禧太后难免也有些动心。1905年7月16日，清廷下发了一道谕旨：“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达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颠危。兹特简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嗣后再行选派，分班前往。其各随事诹询，悉心体察，用备甄采，毋负委任。所有各员经费如何拨给，着外务部、户部议奏”。
清廷宣布派遣官员出访日本及欧美等国家进行政治考察的表态，立刻成为当时的重磅新闻，让国人兴奋莫名。就在第二天，当时的主要报纸都在显要位置刊登了这道简派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上谕全文。不仅如此，各报刊还纷纷组织人手针对“考察政治”一事做连续的专题报道和评论。对于这次大臣的出洋，舆论和民众更是翘首以盼，寄予厚望。
对于出国考察的官员名单，清廷也颇费了一番脑筋。最终确定下来的五位官员，分别为宗室镇国公载泽、户部左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和商部右丞绍英。这五人的身份和官职不一，有皇室成员，有地方大员；有负责财政的，有负责军事的。当时舆论评价说，载泽乃“宗室贵胄，留心时事，素号开通”；戴鸿慈“久历部寺，颇讲新政”，“深知立宪可以救国，在京竭力运动”；端方则“奋发有为，于内政外交尤有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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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出国门先挨炸，考察宪政很尴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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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当时的湖南巡抚端方。端方（1861－1911），满洲正白旗人，字午桥，号匋斋。历任湖北、江苏、湖南巡抚，后署理湖广、两江总督。端方出身满清贵族家庭，年轻的时候他聪明好学、勤奋要强，二十一岁的时候便中举，乃是“科举正途出身”。这在当时的满人中，可谓是凤毛麟角，出类拔萃。不过，中举后的端方正当准备出仕的时候，他的父母相继去世，端方只能在家居丧守制。一直到1889年，端方才正式受命做官，并一直受到上司的赏识，连年升迁。
在戊戌变法中，端方被任命为农工商总局督办（相当于筹办现在的农业部和国家工商总局）。不过，这对当时“志大心切”的端方来说，既是一个重大机遇，也是一个厄运的开始。变法时期，光绪帝对他报以很大的期望，而端方也是兢兢业业，全力投身于变法事业，工作热情和效率极高，曾一天连上三折，创下纪录。不过，好运不长，慈禧太后随后便推翻新政，端方督办的农工商总局被下令撤销，其本人也被革职。
革职后的端方处境险恶。据时人苏继祖在《清廷戊戌朝变纪》中说，端方后来靠向大学士刚毅行贿，说自己参与新政是为了探听康有为等乱党的消息（无间道？），这才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当时慈禧太后问端方：“外面情况怎么样啊？”端方说：“自从太后训政以来，人心大定。”慈禧太后听后面有喜色，掉头斥责光绪说：“你好好听听！看人家怎么说的！”端方见太后高兴，便急忙把早写好的《劝善歌》呈献给太后。慈禧接阅后十分开心，并命各地张贴，广为宣传。后来，端方的这个《劝善歌》也就被人称为《升官保命歌》。
细查端方写的《劝善歌》，里面大都是劝人为善的警句，只在中间夹杂了这么四句：“太后佛爷真圣人，垂帘听政爱黎民”；“圣心犹为天下计，忧国忧民常不眠”。看来，《劝善歌》的肉麻程度还不是很高，当时端方估计也是力图自保，倒也情有可原。不过，端方官运的真正转机还要等到庚子年，当时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等人逃到西安后，当时代理陕西巡抚的端方护驾有功，随后得到了慈禧太后的重用。
尽管端方一度向顽固派低头，但从后来的表现来看，他依旧是个顽固的“维新派”。比如1901年他升为任湖北巡抚后，便在省城内外办起了六十余所学堂及师范学堂，并派出大批的留学生（端方的儿子也赴美国留学）。1904年，端方调任江苏巡抚，革除了各州县例送红包给新任巡抚大人的陋习，并将红包的钱选派两名学生出国留学，一时传为美谈。在江苏任内，端方不仅推动了江苏师范学堂、江苏高等学堂、实业学堂等学校的设立，并还派出了大批的留学生。1905年，端方任湖南巡抚，他积极推动湖南新式教育，半年内便建有小学堂八十多所。
颇为惊世骇俗的是，端方还派出了二十多名女生赴日本学习师范教育，首开先例。另外，中国最早建立的几所省立图书馆，如湖北图书馆、湖南图书馆，都是在他的推动下建成的。应该说，江浙、湖广一带的立宪呼声较高，与端方不无关系。（详情可参考张海林：《端方与清末新政》，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出发之前，慈禧太后还特意召见了端方，让他带上些宫廷御用点心路上充饥。慈禧太后很有诚意的问端方：“如今新政都已经实行了几年，你看还有什么该办，但还没有办的？”端方说：“尚未立宪。”慈禧太后问：“立宪有什么好处？”端方说：“立宪后，皇位置则可以世袭罔替。”慈禧太后听后便让他细细说来，端方遵旨讲述，大概讲了半个多小时，慈禧太后听后，若有所思，也不知道听懂没有。
除了考察大臣的人选问题外，出洋经费的筹措也是件难办之事。按说堂堂一个大清帝国，这点小银子算不了什么，但当时的庚子赔款让清廷的财政很是喘不过气来；再者，由于大臣出洋考察是临时派遣，当时又无预算制度，所以经费得由地方上来筹措。于是，户部与外务部联合向当时的各省总督巡抚发电求助。没想到的是，一向对交银子推三阻四的各省督抚们这次表现却异常的积极，直隶、湖北和江苏各认十万两出使经费，就连新疆这样的边远穷省都认筹了一万两。两个月后，各省便总共筹集了考察团的预算费用八十余万两银子。事后结算，戴端团花了约38万两，载泽团花了33万两，主要用于成员的工资补贴，旅馆费用，电报通讯费，服装费，礼品费用和买书和翻译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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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出国门先挨炸，考察宪政很尴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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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最初的计划，考察团在五位大臣的率领下，兵分两路，一路由载泽、戴鸿慈和绍英带队，前往俄美意奥等国，重点考察宪政；另一路则由徐世昌和端方率领，前往英法德等国，多带懂西文的随员，主要是面上的考察。正当考察团准备妥当预备出发的时候，却又发生了一件意外之事。
这事得从前几年说起。众所周知，北京是座古城，原本是不通火车的，譬如前几年慈禧太后从西安回銮，一行人到保定后坐上火车回北京，当时也只能到城外马家堡下车，再换轿子回紫禁城。后来为了出入方便，便拆了永定门和左安门之间的一段城墙，修筑了一条铁路和城外相接，并在前门外建了个火车站，这就是正阳门火车站。
1905年9月24日，正阳门车站热闹非凡，到处彩旗飞舞，锣鼓喧天，为五大臣特意准备的列车早已准备妥当。当时前来送行的人很多，有各部官员、各国驻外使节，还有一些学校的学生也穿着制服、奏着军乐为五大臣送行。在人群里，各大报社的记者忙前忙后，他们拿着最新颖时尚的照相机，精心拍摄着当时的盛况。
在亲朋好友和朝中官员的簇拥下，频频作揖的五位考察大臣不像是出洋考察，倒象是已经凯旋的英雄一般。一行人准点来到京城外正阳门车站了，便准备从这里乘火车前往天津。当时的场面人声鼎沸，五位大臣和前来相送的同僚们说着“一帆风顺、早日归来”的客套话，随从们指挥着仆役搬运行李上车，新闻记者们则抓紧时间拍照和采访，以便回报社后发出最新的报道。
在一片喧嚣声中，五位大臣登上火车，载泽、徐世昌、绍英三位大臣坐在前面车厢，戴鸿慈和端方则坐在后面的车厢里面。正当他们和那些送行的人挥手致意的时候，火车开始慢慢启动，准备驶离正阳门车站。
就在此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当时只听得“轰”的一声巨响，将尚未完全启动的火车震得左右乱摆，随后一团浓烟和烈焰从车厢中冲出，一颗炸弹爆炸了！顿时，车站送行的人乱成一团，大家都惊慌得四处奔走，太太小姐们的尖叫声似乎比炸弹爆炸的声音来得更加的骇人。
好在没有听到第二声爆炸。在大家惊魂未定的时候，车站巡警匆忙赶来，他们登上车厢后发现五大臣中除了绍英伤势较重，载泽、徐世昌略受轻伤外，戴鸿慈和端方由于坐在后面的车厢中，故而毫发无损，安然躲过一劫。据戴鸿慈后来在《出使九国日记》中的记载，载泽“眉际破损，馀有小伤”，绍英“受伤五处，较重，幸非要害”；徐世昌“亦略受火灼，均幸安全”。可叹绍英原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