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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颇为有趣，另文撰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袁世凯虽然文章写得糟糕，但处理起军务来却如鱼得水，井井有条，似乎天生就是干实事的料。如此看来，在局势变幻不定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袁世凯投笔从戎倒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
1882年8月，朝鲜局势动荡，突发“壬午兵变”。在朝鲜国王的请求下，清廷派庆军入朝鲜弹压。袁世凯在朝鲜帮办军务的时候崭露头角，以整顿军纪和镇压兵变有功，为朝鲜国王所看重，并获得清政府奖叙五品同知衔。袁世凯在朝鲜充分展示了他的军事才能，他帮朝鲜训练了一支五千人的德式新军，令朝鲜上下大为慑服。后来，这支新军在朝鲜“开化党人”政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袁世凯协助国王控制了局势并镇压了亲日的“开化党人”，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也因此大受挫折。
袁世凯在这些事件中的出色表现，给李鸿章等朝廷大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袁世凯便被清廷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一举成为朝鲜的“监国”大员，而此时的袁世凯不过二十六岁。当时的朝鲜也是内外交困，内有各派势力矛盾重重，外有俄日英美势力的窥渗，在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袁世凯在朝鲜洋务军事一把抓，倒也从容应对，游刃有余，这比一般的举人进士要强得多了。正因为袁世凯的优异表现，朝鲜国王还特赐了他四个朝鲜美女，其中一个还是贵族女子。
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朝鲜风云变幻，袁世凯能力虽强，但帝国主义的力量更大，特别是日本更是对朝鲜势在必得。在甲午战争爆发的前一年，袁世凯被升为浙江温处道（挂名官衔），但仍留在朝鲜。随后的一年中，朝鲜东学党起事，日军在清军应邀进入朝鲜后也大举进入，由于清廷在朝鲜问题上决策屡屡失误，局势终于不可挽回。就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前夕，袁世凯见势不妙，最终设法找了个机会落荒而逃，回到天津。
战争爆发后，袁世凯被派赴东北前线，仍旧以浙江温处道的名义协办前敌营务处，负责筹拨粮饷，联络各军。由于练军和湘淮旧军在战争中节节败退，朝野人士交章上奏，争相向朝廷献言练军之法。说到练军，那些士大夫当然都是些纸上谈兵的书生之见，哪里比得上袁老四经验丰富、能力突出？
（未完待续）
三、乱世奸雄， 袁老四如鱼得水（3）
闲话少说，继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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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文）
以袁世凯当年在朝鲜练就新兵的经验，让他做个前敌营务处会办，实在是有点屈才。袁世凯当然也不甘心，他利用朝廷急于速练新军的心理，组织了一批人帮他翻译外国军事教材，包括训练方法、编制、营中制度等，然后他结合当年的练兵经验，草拟了《练兵要则十三条》、《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募订洋员合同通稿》等在朝廷大员们中间广为散发，为自己赢得了知兵治事的赞誉。当时很多朝廷大员，如恭亲王奕䜣、庆亲王奕劻、兵部尚书荣禄、军机大臣李鸿藻，还有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督抚，都对袁世凯交口称赞，一致推荐。
这真是奇了。要说上面的那些大员，那可都是当时朝廷最显赫的权臣，怎么会对这不过三十六岁的袁老四如此看重呢？要说呢，这袁老四的确是有两下子，姑且从他的《练兵要则十三条》说起吧！
和胡燏棻一样，袁世凯对旧军队的弊政是了然于胸，但他比胡燏棻更胜一筹的是，他在朝鲜可是有成功的实践经验的。由此，袁世凯提出的《练兵要则十三条》更加具体，更加到位。
先看第一条，讲的是军律第一，规定士兵必须要背诵，并在营中设立执法处，练就一支节制之师；
第二条是军饷发放，杜绝营员克扣而由粮台直接发给，这个办法与胡燏棻的设想相同，也许袁世凯是借用了其想法。但是，袁世凯多留了一手，那就是士兵领饷后必须接受操练检查，防止冒名顶替或者滥竽充数；
第三条是枪械统一管理；
第四条是设立军事学堂和派遣军事留学生，培养军事人才；
第五条是制定募兵标准，如新兵的年龄、体格要求等；
第六条是教导士兵忠义之道，类似于在部队中设立政委；
第七条是改习洋操，并定每年演习；
第八、九、十条是请病假、事假和抚恤制度；
第十一条是军衔品级制度；
第十二条是训练的奖惩制度；
第十三条是改进军服问题。
这《练兵要则十三条》加上《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和《募订洋员合同通稿》，其实就是袁世凯对编练新军的一整套设想，包括军制、饷制、器械、募兵、教育、奖惩、营制、聘请洋教习等，当时确实让那些不知新军为何物的朝廷大员们大开眼界，称赞有加。由此，袁世凯便也被调入督办军务处，以备顾问。
进了军务处后，袁世凯编练新军的机会便唾手可得了。恰好这时编练定武军的胡燏棻被调去督办津芦铁路，袁世凯乘机上下活动了一番，督办军务处的领导恭亲王奕䜣、庆亲王奕劻、翁同龢和荣禄等人便联名保荐袁世凯接替胡燏棻前往小站练兵，当时声望正隆的李鸿藻大学士还给了袁世凯极高的评价，说他“家世将才，娴于兵略，如令特练一军，必能矫中国绿防各营之弊”。有了这些朝中大佬的保荐，事情当然好办。
保举袁世凯的奏折上去后，很快引起了光绪帝的兴趣，他随即批示说，“温处理道袁世凯既经王大臣等奏派，即著派令督率创办，该道当思筹饷甚难，变法匪易，其严加训练，事事核实，倘仍蹈勇营习气，惟该道是问。”
由此，袁世凯便屁颠屁颠的跑到天津小站练兵去了，这也是他真正的发迹之始。
（下一节：《四、练军有方，世凯兄是有两手》）
四、练军有方，世凯兄是有两手（1）
1895年12月，袁世凯到小站正式接管了定武军，随后又在山东、河南等地招来了2000多名淳朴强健的农家子弟，将原定武军的兵额招足到7300人，并将之改名为新建陆军。
袁世凯在编练新建陆军的时候，完全按照德国陆军的建制，以步兵为主，分步兵、炮兵、工程兵、骑兵四个兵种；全军分编为左右两翼（相当于旅），翼下设统领（旅长）一名，统领下设分统一名，协助统领训练步炮骑兵各营；营下设统带（营长）一名，统带下设帮统一名，协助统带工作；在兵员配置上，左翼步兵两营，炮兵一营；右翼步兵三营，骑兵一营；另有工程兵一营；营以下设队（相当于连），队下设哨（相当于排），哨下设棚（相当于班），层层管辖，以便于指挥。
新建陆军以营为作战单位，每营军官约46人，士兵约1000名，文书、委员各6名，每营还配有两名军医。除此之外，各营还有护勇、号兵、伙夫、长夫等非战斗人员，人数加起来大概也有三四百人。
为了把新建陆军建成一支模范军，袁世凯花重金聘请了包括退役军官沙尔在内的十几位德国教习，并规定全军使用统一的新式步枪、马枪和快炮，其中大都为德制或奥制的标准化枪械，这为部队的后勤保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增强了这支军队的战斗力。
袁世凯在管理军队方面很有一套。他一到小站，便立刻设立督练处，下设参谋、执法和督操三个营务处和中军、文案等职。在督练处之外，袁世凯又设立了一整套的军队后勤保障体系，包括粮饷局、军械局、洋务局、转运局、军医局和教习处等机构，这些机构都有明确的人员编制，职责也十分清楚。
袁世凯治军相当严厉，他亲自制定了新建陆军《斩律十八条》，要求士兵严格遵守，其中包括：“临阵回顾、退缩及交头接耳私预压者斩；遇差逃亡，临阵诈病者斩；结盟立会，造谣惑众者斩；持械斗殴及聚众哄闹者斩；黑夜惊叫疾走乱伍者斩”，等等。袁世凯制定的军纪严密，包括募兵、行军、操典、驻扎等，都有详细的规定。而且，袁世凯对军队管理极严，日则督操，夜则巡营，从不懈怠。有一晚袁世凯巡营，偶然发现一士兵偷食鸦片，袁世凯当场拔出佩刀将之手刃，全营为之震惊，自此营中再无人敢食鸦片。
袁世凯在军营中以身作则，他和普通士兵一样，着军服、扎皮带、穿马靴、挂佩刀，一副赳赳武夫的样子。在平时的训练中，袁世凯经常亲临现场观看操练，某次阅兵时突然下起大雨，他手下的军官要给他打伞，他坚决不让，说：“士兵都在雨中，我怎么就不能淋雨？”在建军之初，袁世凯也刻意制造亲善士兵的形象，每次发饷时，他都亲自监督营官，把军饷足额发到士兵手中，以杜绝旧军队吃空额、克扣军饷的劣习。不仅如此，袁世凯还经常深入各营接近下级军官和士兵，甚至连棚头这样的小头目都能叫出名字，这一点很不简单。
还真别说，袁老四用人也有一套。后来北洋军阀的这批风云人物，大都是在袁世凯的提拔任用下，这才脱颖而出的。当时小站练兵主要依靠三批人，第一批是从天津武备学堂中挑选的毕业生，如后来的“北洋三杰”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王士珍和冯国璋被袁世凯分别委派负责督操营务处，而留学德国、当时推为军事第一的段祺瑞则被委派为炮兵营统带，袁世凯对他极为信任，“教练新军之事，一以委诸”；
第二批是原来定武军的各级军官，如曹锟、卢永祥、段芝贵等人，这些人也大都是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袁世凯对这些军校毕业生还是十分识人善用的；
第三批人则是那些湘淮勇营的旧军人，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的甲午败将，如张勋、姜桂题、田中玉等人，他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袁世凯收留，自然愿意为袁世凯卖命，袁世凯也就笑纳了。
（未完待续）
四、练军有方，世凯兄是有两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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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个人不得不提一下，那就是袁世凯的老朋友、后来的大总统徐世昌先生，他被袁世凯请来做参谋营务处总办，负责全军的庶务和军需工作。至于那些洋教习们，袁世凯也颇能驾驭，当时新建陆军的技术训练和规划，都是在这些德国人的指导下进行的，比如操场训练、作战演习、炮兵教习、礼节及军械、骑兵战术、德文教习甚至号兵乐队等，袁世凯对这些外国专家十分重视，敬重有加，但也不至于闹出什么乱子来。
比起那些油滑的英国法国人来说，日尔曼人还是比较讲规矩和效率的。正因为如此，袁世凯编练的新军带有很深的德国烙印（当时的德国陆军是世界第一嘛）。说句题外话，在辛亥革命中很多地方新军投入革命阵营，主要是其中的很多军官是从日本回来，受了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