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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罩向我年轻的头顶。
“你多大了？”
“十五。”
“不小了。”
“……”我忽然想到张燕，是不是……心里开始狂跳起来。
“这次考试成绩已出来，”老师紧抽几口烟，重新掏出一支接着，“你考了第五十四名。”
“哦。”原来是这，松了口气。对此我并不感到意外，老师没有倒着数我的名次已是很给面子了。
“我并不是想以老师的身份批评你，我想我和你父亲的年龄差不多，就以一个长辈的身份说几句，不知你听不听？”
“老师说哪里话，批评是应该的。”我有些别扭，不习惯这种郑重其事的好言好语。
“嗯。”老师看我一眼，“象我们在你们这个年龄，差不多都已经成家立业，现在情况虽然不同了，但十五岁也已老大不小，有些事情该好好考虑一下了。”
“……。”
“五十名以后的其他学生我都找他们谈了，我想学习是人生大事，所以我跟他们谈了留级的事……当然，我并不是说强行留级，但我想该你们自己好好把握的时候了……”
从老师那出来，我脑子昏昏沉沉，一连几天如此。
老师跟我谈了很久，说了很多。过去的一年象放电影一样，一幕幕从心头划过。多少年后我跟朋友谈到这事，我说我的一生中认真思考一件事情，那是第一次。那些日子我没精打采，脑子里乱成一锅粥，象要炸开一样，几乎入了魔。我从早到晚想着这些问题：怎么办？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要干什么？有天早晨走到学校门口，无意中抬头，看到那土垛的围墙，砖垒的校门，一下子想到去年我第一次来时的情形，脑海里突然一片明净。当天，我找到班主任，告诉他：我留级！
接着，学校就放假了。
暑假里很忙，先收秋，再种麦，从早到晚没停的时候。而我为了减轻心里的负疚，更是没命地干活，似乎只有这样我才能放松自己的身心。
当我决定留级后，我跟父母讲了，爹娘只说了句“你自己看着办吧”。我知道他们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更感到自己是个罪人。在他们心目中，我就是“天上地上，独一无二”的娇子，虽然他们一贯默默无言，但我清楚那默默即是“天上地下，独一无二”的深爱。直到如今，我都行将四十的人了，却一直不敢看表达父母真爱的影视、文章，一看都忍不住掉泪，在泪光中仿佛能看见苍老的爹娘在风中颤颤巍巍的身影。
那段时间，我尽可能地让爹娘歇着，自己多干一点。
在暑假里，我很想见张燕一面，心里始终有个问题要问她。但一忙起来，也就顾不上了。放假前，我和张燕又去了趟河边，当时我想把留级的事告诉她，可最终没有说。
近秋的天气已有些凉爽，远处有人在地里干活，我们就在河边坐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学校的事。有几次她也欲言又止的样子，象要告诉我什么事情，但也没说出来。我们似乎都在等田间的人离开，但那些人都在专心志致地忙着，毫没走的意思，我们就只好走了。但我没想到这一走，就是两个世界。
后来我曾想，那时我们如果一直等，等到天黑后会是什么样子？人生就是一场风云际会，你很难把握什么东西，包括你自己。在生命的旅途上，我们总认定那是我们要的，于是千辛万苦浑身是伤，结果发现做的全是无用功。我们兜兜转转，最终才发觉愈来愈接近的竟是起点，甚至又绕到了起点后面。
我们在做戏，看客却只有我们自己。
整个假期，我一直拼命劳作在田间，我第一次发现土地对于我竟是如此亲切。参加工作后每当有人问起，我都回答说我是农民。我说“农民”这两个字时并没有刻意要表达什么，甚至也谈不上自豪，我只是认为我就是农民。我常会看着泥土发呆。我想，父亲年轻时是什么样子？也和我一样朝气蓬勃，充满幻想吧？几十年的风吹日晒，已剔去了最初的浮华，把他锻成了一个本本分分的农民。但那热情没变，每当他接近那片土地和庄稼，我都能强烈地感受到那种活力。
我经常干到很晚，等田间只剩下我一个人，才舒展一下身体，在泥土上躺一会儿，望着广垠的天宇和繁星，就象有大地的精气从背部丝丝透入。四野里一片静谧，充满着亘古以来的深邃与幽远。有小虫的低鸣，倾诉夜的心事。
而有月的晚上，田间便荡着一层薄纱，寂远而神秘。
我就收拾农具，披着夜色向家走去，整个世界在前方等着我，被我抛在身后。
吃晚饭时，家家户户都拿着馒头，端着菜到街上吃。蹲在巷边，你尝尝我的，我尝尝你的，一人能吃百样饭，即热闹又亲切。
有个笑话，说一个外乡人刚到村口，听到“呼噜呼噜”响声，以为打雷，可抬头看天却很晴朗，进了村才知道是大家在吃饭。虽是笑话，但很真实。大家吃几口菜，端起饭碗喝汤，太热，就沿着碗边转着“呼噜”一口、“呼噜”一口地吸，众人合在一起做这个动作，就有了上面这个笑话。有时大家发现这一点，“扑哧”一下，把饭喷出来，一齐大笑。每当这个时候，就是大家最开心的时候。吃着饭，聊着天，说说收成，谈谈传闻野史，一顿饭要吃上两个小时，任何难吃的东西都能嚼得津津有味，一天的疲劳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今天就是这样。
“听说刘得贵又开了一个草辫厂。”
“是吗？这人是越来越有钱了。”
“是啊，他原来那个针织厂听说赚了十几万呢。”
“是吧？真有本事！这世道，不得了。”
“他有狗屁本事，还不是托关系找银行，那是国家的钱。”
“不能这么说，人家能贷出来那就叫本事。”
看来今天的话题是刘得贵。刘得贵是我们临村一个人，开了几家工厂，一夜间暴富起来。
“你说，他有那么多钱怎么花呀？”
“那不用你瞎操心！”大家哄地笑起来。
“据说这小子吃喝嫖赌什么都干。”
“不会吧？”
“咋不会呢，他那个针织厂的女工全让他干了！”
“你别瞎说啊？”
“什么瞎说？本来就是！有次有个女工被他干后找他要钱，他本来说好干一次给一百块钱的，谁知却不给了，还说‘你找我要钱，我还想找你要磨损费呢’！”
“哈哈哈哈，”大家笑得更历害了，“你说得跟真的一样，当时你在旁边啊？”
那人急了，“唉，这么跟你们说吧，我有个远房表妹在他厂里上班，有天警察找她问情况，才知道有人告了刘得贵，这才清楚厂里女工几乎让他搞了遍，只有我这表妹太丑，他实在看不上，没有下手。”
“是吧？！”乡亲“啧啧”称叹。
“要说，还是有钱好，有钱能使鬼推磨。”
“那是，有钱我也搞！”
“算了吧，就你那个德性，跟人家比？人家毕竟是有本事的。”
乡亲们总是这样，想着钱，臭着钱；羡慕着有钱人，又骂着有钱人。我也这样。有钱人给我们提供一个永远说不完的话题。
“他这样无所不为就没人管吗？”
“管？谁管？”
“你不是说有人告他了吗？”
“告是告了，查也查了，都是事实。但公安局抓他时，每次都先给他打个招呼，去后一人给五百块钱就都又回去了，他还是接着搞。”
这话有点严重，但是乡亲们说的，想了半天，还是留着吧。何况警察队伍里不是没有败类，更何况小瑕掩不了美玉，更更何况这本是小说，当不得真的。
“听说每年过节，他都要买成车的食品、鞭炮，拉到村里分给乡邻。”
“有钱了嘛，肯定要收买人心，我有钱也这么干，有钱人都这么干。”
“那倒是，不过毕竟做了善事，平时胡闹些也无所谓。”
“是啊，有钱嘛，不胡闹那还叫有钱人？”
在我的乡亲中，有一种共识：你有钱，吃喝嫖赌强奸犯罪都可以原谅，甚至还会受到大家的羡慕和尊敬；没钱，你最好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做人，稍有出格必是十恶不赦的罪人。
“听说他妹妹出嫁，他送了很多东西。”
“不错，听说他跟他妹妹说‘只要你能想得出的，这世上有的，随便讲，我都给你买’！”
“啧啧，真了不起，当他的妹妹真是福气！哎，石头，你们班有没有他们村的学生？”
“有，”以前我很热衷于跟大家一起侃，现在却没了这份心情。“有他一个远房堂弟。”
“是吗？怎么说？”
“刘得贵确实跟他妹妹说了‘只要你能想得出的，这世上有的，我都给你买’这句话，”乡亲们瞪大眼睛看着我等待下文，“但他接着说‘但你结婚前必须先跟我睡一觉’，说是‘肥水不流外人田’！”说完，扔下一片“唏嘘”声，拿着饭碗向家走去。
身后又隐隐传来：要说吧，这有钱人做事和没钱人就是不一样，与众不同。我突然想笑，又感觉很累，一阵浓浓的倦意袭来。
第八章 再起风云
当我再次坐进初中一年级的教室，已是开学后的一个星期。
在暑假将近结束时，我病了，尿血尿。开始瞒着家人，最后还是没撑住。医生说因为劳累过度，身子骨太嫩，开了一些药让休息。我问能不能不吃药，也好省点钱。医生奇怪地看我半天，说出一个偏方：用老南瓜熬汤喝。
医生是老医生，在乡下极有名望，据说以前是国民党的军医，为这事我们成了忘年交。医生喜欢晨练，也就是跑跑步，打一些似是而非的太极拳、五禽戏什么的。这在当时，除了我们学生的迫不得已的早操，他是主观运动的唯一例外。每天早晨，我们到野外会面，然后他打他的，我跑我的，或者干脆坐下来看他比划，那些晨辉里一老一少的身影至今历历在目。练完了，拿起他那个向不离身的军水壶，喝几口递给我，说是去浊盈新，对身体大有裨益。有时，他会带上二胡，活动一番后，他伴奏，让我唱。我也不客气，扯着嗓子大吼《学习雷锋》、《社会主义好》等等，实在翻不出什么花样。医生总是听得很仔细，弦子拉得丝丝入扣，得意时也跟着我哼，甚至闭上眼睛微晃着脑袋，白发在晨光里银亮亮的。偶尔我也会冒出几句流行的，医生就让我先唱几遍，他慢慢合弦。象《同班同学》就是，医生听我唱后叹口气，抱着二胡发愣。
我从来没问过医生的什么事情，这似乎与少年的秉性不符；医生也从不问我的学习之类，这似乎也和长辈的形象不符。我们就象世外桃园的遗民，孤立在野外自然地陶醉着，感动着一个个活泼泼的早晨。多年后我常想，我这一生，在苦难中失去了一些朋友，也结识了一些朋友，在幸与不幸之间我始终有些惘然，却不后悔，还隐隐有一份自豪。
当我一次次打开记忆的大门，虽然又一次次重新遭逢曾经的痛苦，却也获得了双倍于往日的欢乐，那对我而言又尤为不易。关于我初中一年级究竟有什么意义，我总是迷失在叙述的快感里而无法把握，等我发现这一点，已如做爱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