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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吕昂及大卫均为山岳派。大卫的画作中有相当现实主义的裸体画。
有一天老比奥纳罗蒂是这次会议的见证人罗伯斯比尔发言，讲了两个小时，有时死盯住丹东这是很严重的有时斜眼瞧着丹东这更糟糕。他用密集的火力猛击丹东，最后气势汹汹地说了许多充满杀气的话：“我知道谁是阴谋家，我知道谁行贿，谁受贿，我知道谁是叛徒。他们就在这个会场上。他们听见我们说话，我们看见他们，我们盯住他们。让他们瞧瞧自己头上吧，那里有法律的利剑；让他们看看自己的良心吧，那里有他们的耻辱。他们得小心点！”罗伯斯比尔说完后，丹东脸朝天花板，眯着眼睛，一支手臂从椅背上垂下，整个身体向后仰，哼哼道：
卡代·鲁塞尔②夸夸其谈
不长的话就叫短诗。
②一七九二年流行于革命军中的民歌。
于是诅咒铺天盖地而来：“阴谋家！”“凶手！”“恶棍！”“捣乱分子！”“温和派！”人们对着布鲁多的胸像相互揭露。斥责、辱骂、挑衅。双方怒目而视，挥舞拳头，露出短枪和匕首。讲台上火光熊熊。有些人慷慨陈词，仿佛背后是断头台。人头起伏摆动，既惊恐又可怖。山岳派、吉伦特派、斐扬派、温和主义派、恐怖主义浪、雅各宾派、科尔德利派；十八位散君教士。
所有这些人都是随风四散的青烟！
（十一）
人们随风摆动。
但这是奇风。
成为国民公会之一员，就是成为大洋中的一个波浪。大人物更是如此。推动力来自上天。国民公会中有一种意志，它是所有人的意志，又不属于任何人。这个意志是一种思想，一种无法驾驭的巨大思想，它在上空的暗处吹动。我们称它为革命。当这个思想经过时，有人被压倒，有人被抬起，有人像泡沫一样被吹走，有人撞到礁石上粉身碎骨。这个思想知道自己去哪里，而且推着深渊前行。将革命归之于人，就等于将潮汐归之于波浪。
革命是无名氏的行动。你可以说它好或环，这要看你期望的是未来还是过去，但是你必须让做它的人去做。革命似乎是大事件和大人物相互结合而成的共同事业，其实不然，它只是事件的结果。事件在花费，付钱的是人；事件在口授，签名的是人。七月十四日签名的是卡米耶·戴穆兰，八月十日签名的是丹东，九月二日签名的是马拉，九月二十一日签名的是格雷瓜尔，一月二十一日签名的是罗伯斯比尔。然而，戴穆兰、丹东、马拉、格雷瓜尔、罗伯斯比尔不过是记录员。这些巨大卷页的非凡而阴森的撰稿人有一个名字，神，有一个面具，命运。罗伯斯比尔是信仰神的，当然！
革命是内在现象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现象从四面挤压我们，我们称之为必然性。
面对这种令人不解的、错综复杂的善行与痛苦，历史提出了：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无所知者的回答，也是无所不知者的回答。
在这些既蹂躏文明又使之复苏的灾难性关口前，很难对细节作出判断。根据结果来责怪或赞扬人，就好比根据总数来责怪或赞扬数字。该来的一定来，该刮的风一定刮。这种劲风不会破坏永恒的宁静。真理与公正始终在革命的上方，宛如风暴之上的星空。
（十二）
这就是巨大的国民公会；它好比是人类在四面黑暗的袭击下所维护的营地；它好比是被包围的思想大军在黑夜里发出的火光；它好比是深渊峭壁上一座巨大的精神营地。历史上没有任何东西能与它相比，它既是议会又是群氓，既是正式选举会议又是十字街头，既是权威机关又是平民大众，既是法庭又是被告。
国民公会始终随风而倒，但这风出自人民之四，它是神的气息。
八十年后的今天，每当国民公会出现在人们脑海中时，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哲学家，都会停下来沉思。这些巨大的影子所到之处不可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二 幕后的马拉
正如他对西蒙娜·埃弗拉尔所说，在孔雀街会谈的第二天，马拉就来到了国民公会。
国民公会里有一位马拉派侯爵，路易·德·蒙托，他后来赠送国民公会一座顶上有马拉胸像的十进制座钟。
马拉进来时，夏博刚刚走近蒙托，说道：
“前贵族……”
蒙托抬起眼睛：
“为什么叫我前贵族？”
“因为你就是前贵族。”
“我？”
“你不是侯爵吗？”
“从来不是。”
“呵？”
“我父亲当兵，我祖父是织布工人。”
“你胡说些什么呀，蒙托？”
“我不姓蒙托。”
“那你姓什么？”
“我姓马里邦。”
“其实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夏博说，接着又从牙缝中漏出一句话，“谁都抢着说自己不是候爵。”
马拉在左边的走道上站住了，瞧着蒙托和夏博。
马拉每次来都引起喧哗，但离他很远，离他近的人们则默不作声。马拉不在乎，他蔑视“沼泽里的呱呱叫声”。
在下排阴暗的座位上，瓦兹省的库佩、普目内尔、维拉尔（主教，后来是法兰西学院院土）、布特鲁、佩蒂、普莱复水、博内、蒂博多、瓦尔德吕什都相互指着马拉。
“瞧，马拉！”
“他没生病？”
“是生病了，瞧他穿着睡饱。”
“睡袍？”
“可不是！”
“他这人为所欲为。”
“竟敢穿着睡袍来国民公会？”
“他不是戴着桂冠来过吗？当然可以穿睡抱来了。”
“脸是铜色，牙齿是铜绿色。”
“睡袍像是新的。”
“什么料子？”
“棱纹乎市。”
“有条纹。”
“瞧瞧翻领。”
“是皮子。”
“老虎皮。”
“不，是白鼬皮。”
“假白鼬皮。”
“他还穿着长袜！”
“真古怪。”
“带扣的鞋。”
“银扣！”
“康布拉的木鞋是不会原谅他的。”
其他座位上的人假装没看见马拉，谈着别的事。桑托纳克斯对迪索尔说：
“你知道吗，迪索尔？”
“什么？”
“前贵族德·布里埃内伯爵。”
“他曾经和前公爵德·维勒鲁瓦一起坐牢。”
“不错。”
“我认识他们两人。怎么了？”
“他们胆战心惊，一看见监狱看守的红色无檐帽就鞠躬，有一次他们还不肯玩皮克牌，因为牌上有国王和皇后。”
“后来呢，怎么了？”
“昨天他们上了断头台。”
“两个人？”
“两个人。”
“他们在监狱里表现得怎么样？”
“胆小鬼。”
“在断头台上呢？”
“很勇敢。”
迪索尔感慨道：
“死比生容易呀。”
巴雷尔正在宣读一份报告，内容是旺代的叛乱。莫尔比昂派出了九百人和一些大炮去支援南特。勒东受到农民的威胁。潘伯夫遭到攻击。海军监视船在曼德兰附近游大以防止登陆。从安格朗德到莫尔，卢瓦尔河左岸全都是保皇党的炮队。三千农民控制了波尔尼克，喊道：“英国人万岁！”巴雷尔念的是桑泰尔致国民公会的信，信的结尾如下：“七千农民攻打瓦恩，被我们击退了，我们缴获了四门大炮……”
“多少俘虏？”一个声音打断说。
巴雷尔继续念……附言：“我们没有俘虏，因为我们不再抓俘虏了。”
马拉始终一动不动，他没有听，仿佛在专注地思考一件严重的事。
他手里拿着一张纸，在手指间控揉着。谁要是展开它，就会看到莫莫罗的这几行字，它们大概是对马拉的探询的回答：
①《箴言报》第十九卷，八十四页。原编者注
对特派员的绝对权力，简直毫无办法，特别是救国委员会的特派员。热尼西厄在五月六日的会议上说：“每个特派员都比国王还厉害。”但这话也无济于事。他们掌握着生死大权。昂热的马萨德·圣阿芒的特目拉尔、马尔塞将军身边的尼翁、萨布勒军中的帕兰、尼奥尔军中的米尼埃，他们都有极大的权力。雅各宾俱乐部甚至任命帕兰为准将（旅长），一切都说是形势所迫。救国委员会的特派员使主将无法行动。
马拉将那张纸揉成一团放回衣袋，慢慢朝蒙托和夏搏走去，那两人还在聊天，没有看见他进来。
夏博说：
“不管你是马里邦还是蒙托，你听我说，我刚从救国委员会出来。”
“他们在干什么？”
“派一位教士去监视一位贵族。”
“呵！”
“像你这样的贵族……”
“我不是贵族。”蒙托说。
“派一位教士去……”
“你这样的教士。”
“我不是教士。”夏博说。
两人都笑了起来。
“你说清楚一点。”蒙托说。
“是这样的。一位叫西穆尔丹的教士作为全权特派员被派到一位叫戈万的子爵身边去。这位子爵指挥着海岸军的远征队。因此既要防止贵族弄虚作假，也要防止教士叛变。”
“这很简单嘛，”蒙托说，“只要事关生死就行了。”
“我正是为这来的。”马拉说。
他们抬起头来。
“你好，马拉，”夏博说，“你很少来开会。”
“医生嘱咐我沐浴。”马拉回答说。
“别太相信沐浴了。”夏博说，“塞内克①就是沐浴时死的。”
①公元一世纪的罗马哲学家，曾是暴君尼禄的家庭教师，后受到尼禄贬谪，自杀而死。
马拉微微一笑：
“夏博，这里没有尼禄。”
“这里有你。”一个粗嗓子说。
这是丹东，他正经过这里去他的座位。
马拉没有回头。
他在蒙托和夏博两张脸中间俯下头说：
“听我说，我来是为了一件重要的事。我们三个人中间，必须有一个人今天在国民公会上提出一项议案。”
“我不干。”蒙托说，“他们不听我的，我是候爵。”
“我呢，他们也不会听的，我是嘉布遣会修士。”夏博说。
“至于我，他们也不会听的，我是马拉。”
一阵沉默。
马拉满腹心事，不愿回答询问，但是蒙托还是大胆地提出了问题：
“马拉，你想要什么法令？”
“任何军事领袖，一旦放跑了反叛分子俘虏，一律判死刑。”
夏博插嘴说：
“这项法令已经有了，是在四月底通过的。”
“那就是说，有等于没有。”马拉说，“在整个旺代地区，哪里都有人放跑俘虏，而且我们也没惩罚他们的避难所。”
“马拉，这是因为这项法令失效了。”
“夏博，那就应该让它重新生效。”
“当然。”
“因此应该在国民公会上讲讲。”
“马拉，大可不必，救国委员会就足够了。”
“如果救国委员会在旺代的所有市镇张贴这项法令，再挑两三个惩办对象，目的不就达到了吗？”蒙托说。
“要挑大人物，”夏博说，“挑将军。”
马拉低声说：“的确，这就够了。”
“马拉，”夏博又说，“你自己去找救国委员会吧。”
马拉盯着他，即使对夏博来说，这也不是愉快的事。
“夏博，”马拉说，“救国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