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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却不敢苟同。因为向着这一童话城堡迈出第一步的现实的脚步，确实践踏了那些至今仍躲在昏暗的屋内，为疤痕而感到羞耻，青春正在一天天逝去的广岛女孩自我康复的希望。而且，实际上也没有任何彻底废除核武器的迹象，这种现状，对广岛人来说，将是一种何等残酷的事实！我没有勇气去加以推测。
如果允许我毫无顾忌地坦率地说，那就是地球上人类的任何一个人都在力图彻底忘掉广岛，忘掉发生在广岛的最为严酷的人类悲剧。我们对于自己的个人不幸，都希望尽可能快地忘却，无论是大的或是小的不幸。即便是在街角上稍稍受到一个陌生人的轻视，连这样小小的不愉快，也不想将它在记忆中留到明天。由这样的个人组成庞大集体的全人类，企图忘却广岛，忘却人类最为严酷的悲惨顶点，那就不足为奇了。我们且不必翻阅小学教科书，实际上成年人也并不想将有关广岛的往事，告诉给孩子们。任何幸存者和有幸未曾遭到放射能伤害的人们，都想忘掉在广岛死去的人们和面对死亡坚持痛苦博斗的人们。忘掉一切，自己要设法愉快地度过疯狂喧嚣的２０世纪后半期。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在轰动日本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一名在投下原子弹当日出生的广岛青年，被选为传递圣火最后一棒的运动员。当时，一名从事日本文学作品翻译的美国新闻记者，一个应该是最理解日本，和日本人拥有共同感情的美国人却提出意见，他认为，这项决定会使美国人想起原子弹而感到不快。这位当选的传递最后一棒圣火的青年，即便他被伤痕损坏了身体，暴露出放射能所造成的伤害，他是一个真正的“原子弹之子”，对这一选择，我也不会持有异议。恰恰相反，这些小伙子和姑娘们（他们有幸活了２０年）作为出生在那个日子里的广岛人应该是更为正常类型的人。然而，实际上这位被选中的中距离赛跑运动员，具有一个十分出色的健康的身体。那正是一个以人类自身的强韧令人震撼的肉体。他面带从一切不安中解脱出来的微笑，飞奔在巨大的运动场上。为了我将写进《下一代的原子病问题》一文中的广岛的重藤院长，我也曾为这位青年健美的肉体祝福。
但是，尽管如此，而那位美国记者却说，青年会使美国人想起原子弹而感到不快。他是企图将广岛的一切从美国人的记忆中抹杀。而且，这种意图还远远不仅出现在美国人的心头。目前，拥有核武器国家的所有领导人和所有国民，难道不是都想从他们的记忆中将广岛一笔勾销吗？正如《原子弹受害白皮书》所阐明的那样，与其说广岛证实了原子弹的威力，莫如说它是核武器导致的最为残酷的人类悲剧的证据。世界一般的态度是“暂且忘掉它，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领导人都异口同声地说，作为保卫和平的威力而保持核武器。至于它将为真正的和平带来何等的后果，或许可以拥有做出种种观测和理论根据的自由。实际上，现在全世界的印刷机正在十万火急地印制着他们的观测和理论。但是，这类百家争鸣的所有声音，显然都是从将现在的核武器视为一种威力的观点出发的。这就是当今世界的流行趋势或常识。此时此刻，有谁愿意想起曾陷入人类的极端悲惨境地的广岛呢？
在广岛我曾多次见到原子弹的受害者，他们都说自己希望忘掉原子弹，再也不想提起那闪光的瞬间。关于传递奥林匹克圣火运动员的选定，将会令人想起原子弹而不快。如果说有人拥有提出正当抗议的权利，那么这只能是原子弹的受害者，只有他们才真正痛切地希望忘却那一天的悲惨，而且，为了能够正常地生活下去，他们也必然应该将那一切忘却。我在大学时代曾有一位出身广岛的同学，在读大学的四年里，他一次也未曾提起原子弹。他拥有保持沉默的权利，这是理所当然的。
在原子弹爆炸纪念日黎明时分的广岛，我曾在原子弹遇难者纪念碑旁，以及其他各种场所，发现几位妇女，她们以隐藏着深沉忧伤的可怕眼神凝视着，呆呆地佇立在那里。每当这时，我总是想叶夫图中科的诗中的一节。
她那凝视着的眸子，
虽然毫无表情，
但潜藏其中的悲哀与痛苦，
却是无可名状的可怕。
我即便走上前去和她们打招呼，恐怕她们也不会开口。她们同样拥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如果有可能，她们有权彻底忘却有关广岛的一切。广岛对于她们而言已经足够了。尽管她们知道这绝对不利于原子病的治疗，但是，在想要离开广岛到其他城市定居的人们的内心深处，希望逃离存在于自己心中和外部的广岛，这一意念是否在起作用呢？当然，如果这是可能的，那么，他们是有权彻底逃离广岛的。
然而，如果一旦发现了原子病的苗头，他将再也不可能忘记广岛，也不可能再逃离广岛。当然或许有人会采取这样一种态度，那就是即便住进原子病医院，也不去想广岛而打发着日子。如果有可能有意识地不再寻求广岛，以尽可能地远离广岛的心情生活，而且当病痛痊愈回归社会之后，仍可以同广岛毫无关系地生活，那么，这位患者就将是最幸福的。如果所有的患者都能如此，那将是一桩多么美好的事情啊！然而，以宫本定男为例，他是一位拼着性命参加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患者，他有意识地接纳了广岛，他敢于回忆发生在广岛的最为残酷的人类悲剧，他通过写文章追述他所经历过的往事；他一遍又一遍地向来访的外国人诉说，而且面带微笑。他不仅没有逃避广岛，相反地接纳了广岛。他究竟是为了谁呢？他是为了当他悲惨地死去之后将继续生存的、除他自己之外的所有人类，是为了我们。宫本定男的热情，恐怕是来自于他正面临着自身难以逃避的死亡。同样死于广岛的优秀诗人岞三吉也突然满怀热情地倾向政治，并在他发生了致命的大咯血之后还参加了实际的行动。丰田清史曾证实说：“２４年４月，大咯血不可否认地将岞君带入了死亡的恐怖之中……而对于死亡的畏惧却使他决心加入日本共产党，并于６月５日参加了那次船越町的日钢事件斗争”。
为了战胜自己面对悲惨死亡的恐怖，必须确信活下来的人们能够从他们为战胜悲惨的死亡所做的一切当中受到启迪，从而使自己的死为生者做出贡献。如是，则死者就会化为今后仍将生存的人们的生命的一部分而继续存在。这种以死后的生命为赌的行为，就是宫本定男在原子病医院中所从事的活动，就是岞三吉的入党。由此，我被唤A某种疑虑：目前紧紧束缚着我的恐怖，岂不是要使他们以自身的死亡下的赌注变得毫无意义了吗？而且，关于这一点，宫本定男在他弥留之际可能已经预感到了。这种恐怖的感觉不曾离我而去。我们这些依然生存在地球上的人们，难道不是否定他们的以死为赌，而又不想支付赌资吗？
或许我要将这些死者称之为圣徒。而他们并不信仰任何宗教，诗人甚至还是一位共产主义者。但如果按照加缪在下列对话中为圣徒所下的定义，那么这种称呼也似无不妥。他说：“‘牵动着我心的是如何才能成为圣徒的问题’‘那你不是不信神吗？’‘所以说，人不依靠神能成为圣徒吗？——这是我今天懂得的唯一的具体问题。’”
尽管如此，如果还有人对圣者一词持有反感，那么，你就应该想起塞利纳以粗野鄙俗的笔触写出的一段话，同时再想一想那两位至死都不曾保持沉默的死者。塞利纳写道：“所谓彻底的失败，主要是忘却，尤其忘却那些将自己折磨得精疲力竭直至死亡的人和事，最后也未曾发现有些人是何等的心术不良，随后死去。当你将一只脚伸进棺材里的时候，你再挣扎反抗也无济于事了，但是也决不能既往不究，要将在人群中发现的所有极端阴险毒辣的一面，逐一揭露出来，否则将会死不瞑目。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不曾虚度一生。”广岛的幸存者们对于那一场极端残酷的人类悲剧不再保持沉默，不想将它忘却。相反，他们想要发表议论，进行研究，并将它记录下来。这确实是一种需要付出非凡努力的重大行为。广岛以外的人是无法准确地衡量他们必须战胜的以厌恶感为首的全部感情的总量。唯一有权忘记广岛、对广岛的一切保持沉默的人，反而希望议论它、研究它，并将它记录下来。
《广岛之河》的妇女们、推动实现原子弹氢弹白皮书计划的人们，以重藤博士为首的原子病医院的医生们，还有那些以谨慎而微弱的声音诉说自己的残酷经历，诉说自己心中的广岛的所有原子弹受害者们，在这些广岛人的身上存在着真正的人类威严，今天看来已不足为奇了。只有这样，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才会出现拥有威严的人们。
自从儿时陷入困境以来，至今我仍未能就如何才能使自己拥有威严这一课题写出一份理想的答卷。但是，仅有的一点就是我觉得似乎掌握了从屈辱和羞耻的感觉中保护自己的手段，那就是要永远牢记切不可忽视广岛人的威严。
广岛札记 五 不屈的人们
在这个人类的世界上，运用所谓善恶二元论进行思维的人，或许已为数不多了。它已不再流行。然而，在原子弹受害者的意识宇宙里，突然显现出那个夏日的景象——绝对的恶，而同时出现的应该还会有从那时起，与恶进行顽强抗争，力图在这个世界上恢复人类平衡的善。当原子弹爆炸的瞬间，它便成为人类的恶的意志的象征；成为残暴的罪恶之神和最为现代化的瘟疫。企图对为了尽快结束战争而需要的武器——原子弹做出善意解释的任何尝试，恐怕连求得参加进攻的士兵们的心之所安都不能做到。因为包括联合国军和日本军在内，姑且不论攻守双方的得失，原子弹赤裸裸地暴露了战争本身恶的绝对值。然而，其间，在被彻底毁灭的荒野上，善的意志却在开始化为行动。其中有的是负伤的原子弹受害者自身的求生意志；有的是为了救助负伤者，医生们从毫无体验的情况出发所做出的努力。广岛的人们从那一个早晨开始的活动的价值，就在于他们立志要同直至原子弹出现人类科学进步的总和相对抗。如果确信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人类的和谐和人类的秩序，那么，广岛的医生们的努力就一定足以同原子弹本身深重的罪恶相匹敌。
而我关于人类力量的信赖或人道主义怀有一个恶梦，一个关于人类力量信赖的某种特殊类型的恶梦。对于这一类型的人道主义（而且只能是人道主义），我既怀着深深的厌恶感，又不禁时时刻刻在思索。
我怀疑当向广岛投下原子弹时，决定这次作战的美国一伙知识分子的心中是否曾闪现出“对于人类力量的信赖或人道主义”，如果将这一散发着绝对毁灭气息的炸弹投向广岛，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