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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释》一文，并读到董氏对甲骨文中的“某日卜某贞某事”的释解，神情大振，当即惊叹曰：“近时彦堂解为贞人之名，遂顿若凿破鸿蒙。”＇22＇到了这个时候，郭沫若才意识到史语所中人的厉害，同时壮起胆子致信董作宾和李济，恳求一观大龟四版的全份拓片，以为自己著述作参考。
此时郭沫若的身份仍是国民政府正在通缉捉拿的一名政治犯，而中央研究院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后隶属总统府），其对立的关系可想而知。李济与董作宾接信后，觉得郭氏尽管在政治上与党国有所冲突，且与自己并无亲情旧故，但毕竟还是一位名声在外的风流才子，在如此艰难处境下，没有堕落沉沦，像许多落魄文人一样整日除了打架斗殴，就是吃喝嫖赌逛窑子，尚能坚持研究古史与甲骨文字，颇值得同情。于是，经得傅斯年同意，不避郭氏被通缉之嫌，甘冒通共连敌的政治风险，以最快速度将大龟四版和“新获卜辞拓片”寄去，信中特意说明此拓片尚未发表，仅供参考而已。董作宾一看郭氏在信中对自己发现甲骨文中的“贞人”之成果敬佩有加，头脑一热，把自己刚刚完成的一世英名之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一并寄往日本。
想不到郭沫若材料到手，置李济和董作宾联名的叮嘱于不顾，立即将“新获卜辞”和大龟四版的拓片编入他的《卜辞通纂》一书，于1933年在日本用最先进的珂罗版精印出版发行。可能郭氏觉得如此操作有失君子之风，心生一计，在书的序文中以弥补的意味极尽讨好地吹捧道：“大抵卜辞研究自罗王而外以董氏所获为多。董氏之贡献在与李济之博士同开出殷墟发掘之新纪元。”遂复在“后记”中继续鼓吹道：“承董氏彦堂以所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本相示，已反复诵读数遍，既感纫其高谊，复惊佩其卓识。如是有系统之综合研究，实自甲骨文出土以来所未有。……如此快事，几令人直欲拍案叫绝。”
在一阵狂风暴雨般的大肆吹捧之后，郭沫若似预感到自己的做法肯定会得罪对方，因而在序文的最后一句急转直下，颇有些悲壮与满不在乎地写道“知我罪我，付之悠悠”。＇23＇意思是，反正我的书已写就出版了，你们这些傻里傻气一根筋的书呆子，爱咋办咋办吧，我是颇不在乎的。
果然，此书由日本传往中国再传到史语所，傅斯年一看，仅史语所考古组发掘的“新获卜辞”墨拓就用了22片，立即火起，盛怒之下，暴跳如雷，大骂不止，直呼“×××，他凭什么”，并要诉诸法律云云。被徐志摩称为“刚直木讷”的李济面对此情，尴尬万分，不知如何是好，尽管最后没有同意傅斯年诉诸法律的要求，但默认了傅氏提出的“三令五申；绳为家法；严禁资料早泄”的铁律。这一“铁律”颇有点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意味，后来遭到了许多圈外学者的诟病和攻击，但就傅斯年与史语所而言，也着实有情可原。试想倘不如此，若再出个像郭沫若这样将发掘单位未正式发表的资料公布于世的情况，这个世界不知要乱成什么样子。台湾人李敖所说的胡厚宣，在史语所自昆明龙头村即将迁往李庄的前夜，私自出走齐鲁大学，傅斯年在勃然大怒之后，向齐大领导者所发出“今后若在贵校任何刊物内，载有本所未经发表之任何材料，自应由贵校负责，本所当采取适当办法办理”的讨伐檄文，一并发函对胡厚宣给予敲山震虎的教训，的确是与郭沫若这件事有直接的关联。
对于这次“没齿难忘的失策”，傅斯年耿耿于怀，李济后来在重庆见到郭沫若时，也在非正式场合告诉对方“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不要拿别人当傻子”云云，但没有作进一步的讨伐。
尽管如此，傅斯年对郭沫若的甲骨文、金文研究成果，仍然给予了肯定。1947年中央研究院进行第一届院士选举，事前傅斯年和胡适提出的候选人名单，都有郭沫若的大名。当年10月，中央研究院召开评议会会议，讨论院士候选人名单，时傅斯年赴美就医，史语所由代理所长夏鼐出席，夏据理力争，最后以多数票通过郭沫若列入候选人名单。但是，当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正式选出第一届院士和9月举行院士大会时，郭沫若已由国统区转移到香港，即将于中共阵营中发迹，自是不把这个院士称号放在眼里了，此为后话。
与李济大不相同的是，董作宾由于深受郭沫若“凿破鸿蒙”、“拍案叫绝”、“高谊”与“卓识”等吹捧的刺激，虽默认傅斯年“严禁资料外泄”的“家法”与“铁律”，但对郭沫若仍一往情深，久久难以忘怀。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的关系趋于缓和，郭沫若结束了流亡生活，抛别了日本老婆和孩子，只身一人自日本返国参加抗日宣传活动。1940年，出任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此时，已随史语所迁往南溪李庄的董作宾得知郭沫若在重庆任职的消息，主动去信与之联系，等待亲赴重庆拜访的机会。在苦苦等了近两年之后，机会终于来了。1942年5月，受傅斯年委托，董作宾赴重庆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并一道办理史语所书刊印刷与合作社购物等事宜。适此机会，董作宾一到重庆，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郭沫若在郊外的住所，开始了甲骨学“二堂”的历史性会晤。
据董氏后来对李庄的同事说，二人见面后，郭沫若欣喜异常，两人促膝畅谈，叙新话旧，交流学术，不亦乐乎。郭沫若除设宴款待外，还借着酒兴当场泼墨挥毫，赋诗相赠：
卜辞屡载征尸方，帝乙帝辛费考虑。
万千牛推索遍，独君功力迈观堂。
诗中的尸方是殷墟卜辞中记载的一个方国的名字，帝乙、帝辛则是晚商王朝的两位国王。此处郭沫若意在表达董作宾在甲骨文的考释和研究上，已远远超过了声名显赫的一代宗师王国维。如此一番吹捧，却令把酒临风、已有些醉意的董作宾觉得非常受用和舒服，禁不住头脑又晕眩恍惚起来，把郭沫若当做一世英豪与铁把子兄弟看待。待回到自己下塌的旅馆，董作宾借着酒劲，很快作成一篇《跋鼎堂赠绝句》一首，对郭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同时表示了自己将继续为甲骨学事业奋斗不息的决心，跋曰：
昔疑古玄同创为甲骨四堂之说，＇24＇立厂和之，有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之目，著在篇章，脍炙学人。今者，观堂墓木盈拱，雪堂老死伪满，惟彦堂与鼎堂，犹崛然并存于人世，以挣扎度此伟大之时代。
三十一年春，访沫若于渝，十年神交，握手言欢。彼方屏置古学，主盟文坛，从事抗战之役，余则抱残守缺，绝学自珍。一生事业，其将以枯龟朽骨之钻研而为余之止境乎？兴念及此，搁笔太息！＇25＇
此时的董作宾只顾得与郭沫若握手言欢，挥墨题跋与搁笔太息，竟把自己来重庆的职责和任务忘得一干二净。在李庄的傅斯年得知此情，大为光火，在给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的信中，满含怨气地说道：“彦堂此行，旨在可谓场闹之至。弟初以药未至，遂言不去，继得药至，颇有去意。如去，则印刷等事必得办妥当。旋思彦堂好朋友，而重庆未去过，故请他去，实在是有望助成其意之意。但绝未想到，彼到后只是演说，访友、寻友（例如郭沫若处，彼能去三次），而公事置之不问也。彼之行也，弟叮嘱周至，谓开会是具文，我们遇事不争，此行第一事是出版，其次为合作社物。彼来两次信，已谓行期在十五矣，而无一语提及出版之接洽……竟然将第一事忘了。17日始见到，在彼到渝将20日矣。大可不成话。”又说：“大约彦堂平日在所，办事用心，而一经见实，心中飘飘然，其办事乃不可恃矣。弟本为省事，请他去，反而多事。……烦极烦极！”＇26＇
这是傅斯年对董作宾不满的牢骚话，而沉浸在言欢晕眩中的董作宾尚未意识到，几年之后，他将被郭沫若这位“神交十年”的朋友斥指为“跑到台湾去准备殉葬”的“妄人”一个。尽管中国有文人相轻的传统，但郭、董的交恶，并不是一个“相轻”就可解释的。此为后话。
◎抗战八年第一书
董作宾自重庆回到李庄，被傅斯年训斥一番，自知理亏，不敢嘴硬，又开始蛰居李庄板栗坳几间房子里，在屈万里与自己指导的研究生李孝定，以及刚从李庄中学新招收的见习生刘渊临等人协助下，将所有的精力投入到《殷墟文字乙编》与《殷历谱》的编制之中。为全力支持这项工作，傅斯年特批，由战时首都重庆买来一盏煤油灯和一皮桶“洋油”，专供董作宾与助手开夜车使用，其他研究人员只能使用桐油灯，并规定不得到董氏处以各种理由“抹油”。因桐油灯烟大光暗，每到夏天很难适应，一到闷热难熬的晚上，许多人就跑到牌坊头借着董作宾工作室映出的光亮聊天，而董作宾伏案与弯腰弓背翻检找寻材料的身影，连同额头上不时滚动着的汗珠一并映于众人的眼帘。面对此情，外面的聊天者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压低声音，以免惊动这位辛苦做工的“老天爷”（南按：因董作宾对同事说话，一开口就老天爷如何如何，青年研究员就给他偷偷起了一个“老天爷”的绰号）。
董作宾着手进行的《殷墟文字乙编》，主要是对殷墟最后三次发掘（第13次至15次）所得甲骨文进行整理著录。殷墟的后三次发掘共出土有字甲骨18405片，其中最主要的是在小屯北地YH127坑出土的一整坑有字甲骨。当时在工地清理不便，连泥带土运到南京史语所住地——北极阁大厦整理。在董作宾的领导下，由胡福林与所内技工关德儒、魏善臣等经过８个月的努力方告完成，共清理出有字甲骨17096片——这是殷墟发掘以来在甲骨文搜集方面最大的收获。“过去，传世所得甲骨大多支离破碎，学者们据此难以确知甲骨的‘全豹’。而现在，只此一坑就有完整大龟三百多版，再加上缀合材料就更多了。因此学者眼界大开，思路广阔了。”＇27＇
按照原计划，由董作宾主持编纂的《殷墟文字乙编》（以下简称《已编》）共分上、中、下三辑，在李庄期间，完成了上、下两辑，分别于1948年和1949年出版。第三辑在复员回南京后编成，1953年于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版。《乙编》编排体例与《甲编》相同，但所收甲骨文要多出几倍，共收入带字甲骨9105片，“所收材料，超过《甲编》的四倍以上，出土的坑位简单明晰；内容新颖而且丰富，研究的价值，也远在《甲编》之上”。
《甲编》的问世，是董作宾、屈万里等人在甲骨学上所作出的又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贡献，正如甲骨学者孟世凯所言：“这种考古学方法著录甲骨的新体例，是甲骨学史上的创举。它不仅体现了近代田野考古学方法引入甲骨学研究领域取得了辉煌成果，也为以后著录科学发掘所得甲骨文提供了范例。”＇28＇
就在主持编撰《甲骨文字乙编》的同时，董作宾开始向倾注了十几年心血的《殷历谱》作最后冲刺。此前，董作宾尝浩叹：“殷周年代，乃古今史学界一大疑案，两千余年以来，异说孔多，悬而不决。并世治史者咸避而不谈，或谈而不能有所定，定于一说者即不免有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