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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很理解，巴萨先生。你不去我是不会说的。”
对他心里长期秘密思考的问题和要对付的人，卡尔顿那满不在乎的神气极有利于表现他的敏捷与技巧。他那老练的眼光看清了这一点，而且充分地利用了它。
“你看，我早告诉过你不是，”密探抱怨地望了他姐姐一眼，“我要是出了事就是你害的。”
“好了，好了，巴萨先生，”西德尼叫道，“别忘恩负义了。要不是因为我非常尊重你的姐姐，我是用不着采取这种愉快的方式提出这个想让双方满意的小小建议的。你跟我去银行吗？”
“我倒想听听你的想法。好吧，我跟你去。”
“我建议先把你姐姐安全送到她住处的街角。让我搀着你的手，普洛丝小姐。这可不是一座好城市，在这种时候你没有人保护是不能上街的。既然你的保护人认识巴萨，我就打算邀请他也跟我们一起到罗瑞先生家去。想好了没有？走吧！”
普洛丝小姐随后就回忆起，而且到死也还记得，在她用手握住西德尼的胳膊、抬头望着他的脸、请求他不要伤害所罗门时，她感到那胳膊有一种鼓舞的动作，他眼里也有一种激动的表情。这不但对消了他那满不在乎的神气，而且改变了他，使他高大起来。只是那时她注意力分散，一方面要为那不值得她爱的弟弟担心，一方面还要听西德尼友好的保证，所以对自己的感觉并没有认真注意。
他们把她留在街角之后卡尔顿便领路往罗瑞先生住处走去。那地方只有几分钟的路程。约翰·巴萨，或是所罗门·普洛丝，走在他身边。
罗瑞先生刚吃完晚饭，正坐在一两小块木头燃出的快活的火焰旁。他也许是在火光里寻找当年那位年轻得多的台尔森老人吧！那人在多佛的乔治王旅馆里也曾凝视过红色的炭火，可那已是许多年前的事了。一行人走进屋，他回过脸来，看见个陌生人，脸上不禁露出意外。
“普洛丝小姐的弟弟，先生，”西德尼说。“巴萨先生。”
“巴萨？”老人重复道，“巴萨？这名字叫我想起了什么——这脸也叫我想起了什么。”
“我告诉过你，你那脸容易让人记住吧，巴萨先生？”卡尔顿冷冷地说。“请坐下。”
卡尔顿自己坐下时向罗瑞先生皱了皱眉头说，“那次审判的证人。”他为罗瑞先生填补了迷失的环节。罗瑞先生立即想了起来，用并不掩饰的厌恶之情望了望新来的客人。
“普洛丝小姐认出了巴萨先生，他就是你听说过的很爱她的那位弟弟，”西德尼说，“他也认了姐姐。我带来了更坏的消息。达尔内又被逮捕了。”
老人大惊失色，叫道，“你说什么！我离开他还不到两个钟头呢，那时他还好好的。我正打算回他那儿去！”
“可他还是给抓走了。什么时候的事，巴萨先生？”
“若是已被捕的话，就是刚才。”
“巴萨先生的话是最权威的，先生，”西德尼说，“我是从巴萨先生喝酒时告诉他一个绵羊同伙时知道的。他跟提供信息的人才在监狱门口分了手，眼见他们被看门的放进牢去的。达尔内已再次被捕，这已无可怀疑。”
罗瑞先生精通业务的眼睛已从说话人的脸上看出了再谈这个问题只是浪费时间。他感到慌乱，却也明白某些事得靠此时的冷静，便竭力镇定，没有说话，只认真听着。
“现在我相信，”西德尼对他说，“明天曼内特医生的名字和威望还能对达尔内大有帮助——你刚才说过明天他会第二次受审，是么，巴萨？”
“是的，我相信是的。”
“明天医生还可以像今天一样对他大有帮助。可也未必尽然。我向你承认，罗瑞先生，曼内特医生竟然无法制止这次逮捕，这很，叫我震惊。”
“他可能事先并不知道，”罗瑞先生说。
“这一事实就令人吃惊，想想看，他跟他的女婿有多么亲密！”
“确实如此，”罗瑞先生承认了，一只手着急地摸着下巴，两眼着急地望着卡尔顿。
“一言以蔽之，”西德尼说，“这是一个铤而走险的时代，这个时代为粉而走险的赌博下着铤而走险的赌注。请医生去赌赢家，我来赌输家吧！在这儿谁的生命都不值得赎买。今天被抬回家的人，明天就可能被处死刑。现在，我决定下的赌注就是在形势最不利的时候把一个押在附属监狱里的朋友赢回来，而我想要击败的朋友正是巴萨先生。”
“那你可得有一手好牌呢，先生，”密探说。
“我要瞧一瞧手上有什么牌——罗瑞先生，你知道我是个粗线条的汉子，我希望你能给我一点白兰地。”
酒放到了他面前，他喝下了一杯，又喝下了一杯，这才沉思着推开酒瓶。
“巴萨先生，”他以确实在看着手上牌的人的口气说下去，“监狱里的绵羊，共和国委员会的特派员，有时管牢，有时坐牢，永远是密探和告密者。因为是英国人，所以更有价值得多。因为英国人比法国人干这种差使更少引人怀疑。不过这位英国人在老板面前用了一个假名。这可是一张有分量的牌。此时受雇于法兰西共和政府的巴萨先生当年却受颜于法兰附和自由的敌人—一英国的贵族政府。这张牌很精采，在这个引人怀疑的天地里可以作出一个明白得像白天的推论：巴萨先生仍然拿着英国政府的津贴，做着匹特的密探，正是大家谈得很多、却难得抓到的那种潜伏在共和国内部的无恶不作的英国奸细。这可是一张所向无敌的牌，你听懂了我的牌没有，巴萨先生？”
“我不明白你的打法，”密探回答，有些不安了。
“我打出一张Ａ：向最近的地区委员会告发。看牌，巴萨先生，看你有什么牌。别着急。”
他拉过酒瓶，再斟上一杯，一口灌下去。他看出那密探很怕他真喝醉了马上去揭发。看明白了这一点，他又倒了一杯酒灌下去。
“仔细看看你的牌，巴萨先生。慢慢打。”
密探那手牌比卡尔顿猜到的还要坏。他看到了西德尼·卡尔顿根本不知道的输牌。他在英国丢掉了那份体面的差使——是因为多次咬着牙作伪证失败，而不是因为那儿不需要伪证。我们英国人夸耀自己鄙视干涉隐私和密探行当的种种根据，其实是新近才出现的。巴萨心里明白，他跨过海峡到法国来当差，起初是在自己的侨胞之间做套诱和窃听的工作，后来逐渐干到法国人当中去了。他在被推翻的政府下曾做过圣安托万区和德伐日酒店的密探，曾经从密切注视着的警察当局得到有关曼内特医生的幽囚、释放和历史的资料，以便跟德伐日夫妇搭讪、从而作亲近的谈话，结果却碰了一个大钉子，败下阵来。他一想起那可怕的女人心里便发毛，那女人跟他谈话时老打毛线，老是一边动手指，一边不怀好意地望着他。以后他在圣安托万区曾见过她一次又一次地提出她所织下的记录揭露别人，而那些人的生命则一律被断头台吞掉。他跟当初干过同样差使的所有同行都知道，他一直就不安全；他已被紧紧地拴在了斧头的阴影之下，想逃也是逃不掉了。他也知道尽管他竭尽反复无常、狡猾欺诈之能事，为统治时局的恐怖活动火上加油，但要叫那斧头落到他头上只需要一句话。他可以预见只要他因刚才向他提示的严重问题受到揭发，那可怕的女人就会提出那要命的记录来控诉他，粉碎他生命的最后希望——那女入的冷酷无情他早已见识过多次了。何况干秘密活动的人都是孬种，偏又摊上这么一手黑牌，难怪他掂量着牌时早已面如死灰。
“你好像不太喜欢你那手牌呢，”西德尼非常镇定地说，“你玩不玩？”
“我看，先生，”密探转向罗瑞先生，露出一副最卑躬屈膝的神态，“老先生年高德劭，希望您向这位比您年轻得多的先生说说，请他无论如何高抬贵手，别打他那张Ａ了。我承认我是个密探，而这又是大家瞧不起的行当—一虽然密探总得有人做。这位先生既不是密探，又何苦降低身份去刺探别人的隐私呢。”
“再过几分钟，巴萨先生，”卡尔顿看看表，自己作了回答，“我就要毫不客气地打出我的Ａ了。”
“我有一种希望，两位先生，”密探说，他总想引诱罗瑞先生加人谈话，“两位对我姐姐的尊重——”
“为了表示对你姐姐的尊重，没有比让她摆脱这样一个弟弟更好的办法了，”西德尼·卡尔顿说。
“你这样想么，先生？”
“我已经完全下定了决心。”
密探那圆滑的态度跟他那身故意装得粗鄙的打扮出奇地不协调，也许跟他平时的态度也不协调。可他那圆滑却在卡尔顿的莫测高深面前碰了个大钉子——卡尔顿在比他更高明更诚实的人面前都是个谜呢！——密探犹豫了，圆滑不下去了。他正在不知所措，卡尔顿又恢复了刚才那玩牌的神气：
“我现在又想了想，的确，这几我还有张好牌没报——这牌也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你那绵羊同伙，那位朋友，说是在乡下监狱里吃草的，那人是谁？”
“法国人，你不认识的，”密探赶紧说。
“法国人，呃！”卡尔顿思考着似乎根本没有注意他，虽然重复着他的话。“唔，也许是吧。”
“的确是，我向你保证，”密探说，“虽然这并不重要。”
“虽然这并不重要，”卡尔顿以同样的机械方式重复道——“虽然不重要，确实不重要，不重要。可那张脸我确实见过。”
“我看不会的，我相信不会的，不可能，”密探说。
“不——可——能，”西德尼·卡尔顿回忆着，斟着酒（幸好那杯子不大），“不——可一—能。法语说得挺好。可我总觉得像个外国人，是么？”
“是外省口音，”密探说。
“不，是外国口音，”一道光线清楚闪过他心头，卡尔顿一掌拍在桌上。“是克莱！化了装，可还是他。我们在老贝勒见过面的。”
“那你就太冒失了，先生，”巴萨说时笑了笑，笑得他那鹰钩鼻子更歪了。“你可让我占了上风。克莱，事隔多年，我可以不用隐瞒了。我承认他是我的搭挡，可他已经死了好几年。他最后一次生病时我还照顾过他的。他葬在伦敦乡下的潘克拉斯。那时野蛮的民众很不欢迎他，使我无法亲眼见他入土，可是送他的遗体进棺材我却帮过忙。”
说到这儿罗瑞先生发现墙上出现了一个奇特的魔影，顺眼看去却发现是克朗彻先生。他的头发全都倒竖起来了。
“咱们还是清醒一点，”密探说，“讲个公道吧。为了告诉你你错得多严重，设想得多没根据，我要给你看一张克莱的埋葬证明，碰巧从那以后我一直带在记事本里，”说时他勿匆取出那证明打开。“这不是么。啊，你看看，你看看！你可以拿过去看，这可不是伪造的。”
此时罗瑞先生看到墙上的人影拉长了，克朗彻先生站起身子走上前来，头发笔直地耸起，即使他那时叫杰克造的屋里的那头母牛下垂的角顶了个跟头，他的头发也不会竖得比现在更直了。
克朗彻站到巴萨身边，没有被他发觉，像个鬼国的差役一样碰了碰他的肩头。
“那么那个罗杰·克莱，大爷，”克朗彻先生板着面孔平静地说，“是你把他放进棺材的么？”
“我放的。”
“可又是谁把他掏走的呢？”
巴萨往椅背上一靠，结结巴巴地说，“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