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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以上的话综合起来，高中毕业生或大学一年级生，在阅读方面，“读解古书”与“欣赏中国文学名著”的方法，须讲求到相当程度，而“谈解”与“欣赏”的结果，须“深切了解固有文化，并增强其民族意识”。在写作方面，须能“自由运用语体文”，又须能写“叙事说理表情达意”的文言文。
凭着大学入学试验的国文卷子，是很不容易看出学生够不够得上标准的。现在国文卷子的主要部分是一篇作文，此外往往是一段文字的点读，由文言翻语体或是由语体翻文言的翻译，以及所谓“国学常识”的答问等等。阅卷委员看了满意，分数给得多一点，看了不顺眼，就给得少一点，甚而至于给零分。但是，得分较多的是不是阅读与写作两方面都够上了上述的标准呢了得分最少的是不是“读解”与“欣赏”全没方法，“固有文化”与“民族意识”毫不存在胸中，“语体文”与“文言文”都写不成个样子呢？阅卷委员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仓卒之间是无法回答的。就作文与翻译，固然可以看出一点他们对于语体文与文言文能不能“自由运用”，然而也须题目出得恰当，才有希望。善于出题目的人往往替与试者设身处地着想。他出作文题，或教他们叙经验的事，或教他们说能推的理，或教他们表固有的情，或教他们达素具的意。他出翻译题，也能按照他们的能力，选取那不需用工具书与参考书就可以理解的材料（试验时候是不象平时那样可以翻检工具书与参考书的）。这样就是恰当。与试者遇到恰当的题目，又须尽其所能认真下笔，这才显出他对于语文的造诣的实际。倘若作文题是出自与试者并不熟悉的书籍里的，或是同与试者的经验与意念距离很远的，翻译题是在平时有方法可以理解，而在没有工具书与参考书的情况之下却是难理解的，这样就是不恰当。与试者遇到这种不恰当的题目，下笔写作只是一种近乎无意识的举动，写得不好是当然的了。难道能说他对于语文的造诣太差吗？所以，要看出实际，题目先要出得恰当。至于对于“固有文化”是否“深切了解”，其“民族意识”是否强固，那是整个生活方面的事情，从一篇作文里也许会偶尔透露一点，实在不足为凭。还有，“读解古书”与“欣赏中国文学名著”的方法，并不限于点读文字与记住一些“国学常识”等项，凭着一段文字的点读与“国学常识”的答问，实在也无从看出“读解”与“欣赏”的方法讲求到了什么程度。因为这样，考试方法似乎有斟酌改变的必要。作文无妨仍旧，认定它是用来考核语文的造诣的。此外出几个扼要的切实的测验题目，一半是考核对于“固有文化”的“了解”与“民族意识”的是否强固（“了解”“固有文化”与“增强民族意识”诚然是整个生活方面的事情，可是就国文言国文，只得教与试者从文字方面表现出来）；一半是考核“读解”与“欣赏”的能力。关于前者，须使与试者表出了解与践履的实况；关于后者，须使与试者表出他平时所用的方法。如果用这样的考试方法，才顾到了国文标准的全部，才可以看出学生够不够得上标准。
阅卷评分，谁都知道主观的成分多。摇着头说“文字欠通”，也只是一句笼统话。要确切看出一般学生的国文程度够不够得上标准，最好作统计，而入学考试（假定用前面所说的考试方法）的国文卷子就是统计的材料。就作文来说，“自由运用”还是广泛的说法，这里头至少包含着用词明确，句式熟练，没有不合体例与论理的语句等项。又如就写作的作用分，叙事，说理，表情，达意，便是四项。如果把这些作为统计的项目来看试卷的作文，够标准的够到什么程度，不够标准的又是个什么情形，一一记录下来，把同例的归并起来，不就可以看出一般学生写作程度的全部实况吗，除了作文，对于测验题目的答案同样作统计，不就可以看出一般学生国文程度的全部实况吗？假如国文程度确实不够，就能精密说明不够在哪里，也不至于单用一个“差”字了之了。听说某机关想把本届统一招生某区的国文试卷拿来作统计，本届考试方法虽然还没有改变，但是能作统计总是非常有益的事情，只要方法定得精密，工作人员又不马虎，希望他们认真干起来，得到满意的成绩。
在没有得到精密的统计报告的现在，对于学生国文程度只能作约略的估计，而教学的实施方法也只能依据约略的估计来规定。最约略可是最少主观色彩的估计是什么呢？那就是认定大学新生的国文程度还够不上高中的标准，差度多少且不问，总之须得加工学习才够得上。这个估计是很有理由的，不然，为什么要添设大学一年级国文呢？假如承认这个估计，那么，大学一年级国文的实施方法应该如以下所说的。
关于阅读方面，应该选读一两种“古书”与“文学名著”。“古书”“文学名著”当然与“固有文化”有关，为了“增强其民族意识”，又得选读那些有关“民族意识”的。为什么只选一两种？这是由于时间的限制。每星期国文课三时，全学年共有九十时上下，在这么一些时间内，除了阅读上述两类书，还有别的工作要做，再要多读几种，事实上不可能了。然而一两种也并不嫌少，语文科选读文学书籍原是所谓“举一隅”，待学生“以三隅反”的，学生若从一两种书的阅读得到了方法，走对了门径，就可以自己去阅读其他的若干种了。因此，对于阅读这两类书的指导与讨论应该偏重在方法方面。文字的形、声、训的研究，古代文语例的剖析，古代环境与思想的观测，文学原理的理解，文学史的认识，文学作品的鉴赏，以及工具书的使用，参考书的搜集，诸如此类的方法，是非指导与讨论不可的。学生必须学得了这些方法，才能够真正“读解”，真正“欣赏”，也必须学得了这些方法，才能够从“读解”“欣赏”“深切了解固有文化，并增强其民族意识”。
此外应该选读文章若干篇，选取的目标在训练学生的写作技能。这并不是说阅读古书与文学名著对于写作技能丝毫没有关系，而是说阅读古文与文学名著既然另有目标，所以应该再读文章若干篇，专顾到写作技能。这种文章的选取，内容方面固然不容忽视，可是尤其要注意它的写作技能，必须它的写作技能足以供现代学生观摩的，是现代学生需要学习的，才值得选取。当然不必用文学史的选法，每个时代来几篇代表作品，每个重要作家来一篇代表作品。也当然不能用文体论的选法，什么诏令、奏议、箴铭、辞赋，都来一两篇。国文课程标准里提起叙事、说理、表情、达意四项，又有“自由运用”一语，可以作为依据。那几篇文章的叙说表达的技术近乎理想，可为模范，同时必然是能够“自由运用”语言文字的，就值得选读。依据这个标准，语体文也得选读是不待说的了。语体文与文言文共选多少篇呢？前面已经说过，选读原是“举一隅”，这里“举”的是写作技能的“一隅”，无需乎多，事实上也不能多，假定每星期一篇，有三十篇就够一年读了。这三十篇文章必需使学生读熟，而指导与讨论应该偏重在写作方法方面。“事”要怎样“叙”？“理”要怎样“说”全“情”要怎样‘表”？“意”要怎样“达”？语言文字要怎样“运用”？这些都是写作方法的问题。必须在理智方面明白这些方法，又能在习行方面应用这些方法，这才成为“技能’。
前面说的文章的选读，可以说是写作的准备工夫的一部分。至于执笔作文，那是准备以后的实习了。实习要与准备相应，讨论了叙事方法之后就该作叙事文，讨论了说理方法之后就该作说理文。这样，才可以看出学生对于方法的理解程度怎样，对于方法的应用程度又怎样，如果理解与应用还差一点，或者还差得多的话，可以设法补救。不然，可出的文题多得很，为什么前一期要出《宁静致远说》，这一期要出《德并捷克感言》，而不出别的？这样出题是说不出理由的。关于实习作品的批评与订正，通常的办法是圈圈点点，添注涂改。进一步的办法是先给打上种种符号，由学生自己订正了，再交上来；然后圈圈点点，添注涂改。如果工夫到此为止，那不免偏于教师的立场了。教师从圈圈点点添注涂改表示他的意见，可是学生未必就能体会得毫不错误。第二种办法使学生多下一番揣摩的工夫，当然是好的，可是揣摩得来的结果也未必就能与教师的意见吻合。站在学生的立场上说，学生最需要知道的是教师为什么要这样圈圈点点，添注涂改。惟有知道了这一层，他才明白自己对于方法的理解与应用达到了何等程度。这样说来，圈点改订以后，还有一种工夫是必须做的，就是说明—依据指导与讨论的结论，把所以圈点改订之故加以说明。说明须个别举行，很是费事，但是做过这种工夫的人都知道学生的得益是何等的深切。为学生的利益起见，费事一些也值得。何况一班学生实习作品，是好是坏，未必没有共同之点，只要有共同之点，就可以共同说明了。
在选读的文章里，虽然有若干篇是通常所称的古文，也许还有几篇纯文艺，但古文与纯文艺是不必习作的，因为课程标准里只说须能作叙事、说理、表情、达意的文言与自由运用语体文（都是普通文），并没有说须能作古文与纯文艺。学生爱作古文或纯文艺，自己去练习，那是另外一回事。
最近听说教育部聘请几位专家编订大学一年级国文的细目，愿意把以上的意见提出来，供他们参考。至于该选哪几篇文章以及哪几部“古书”与“文学名著”，似乎可以多请些人各就所见推选，就从共中挑出得票最多的来。单举篇名与书名不足以看出推选的意义，必需有详细的说明，说明某文某书所以合于标准，值得选读之故才行。
末了应当说到实施以后的考核。用了前面所说的实施方法，一年终了，再象入学试验时候那样作精密的考核。假如考核的结果，表示学生在阅读与写作两方面都够得上标准，便是成功。不然，实施方法必然有不妥当处，就得修改，这才是认真。马马虎虎教学生多修一年国文课程，就以为他们的国文程度该会提高，那样的糊徐想法，决不是教育家应当有的。
摘录：
《高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