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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那个没有姓名的男人，也不过是偶尔挤在我身边的一片小糖纸，一刻地来、一宿地走，曾经和他组合过一个奇怪的镜像，却被迅速翻转。如今，那万花筒被上帝搁置一旁，我身边挨着陈光明那片一样红色的小糖纸。
下一次转动会是什么时候？我不知道。
但此刻，我明白了什么叫不由自主……
灯光越来越亮了起来，我站了多久？大概三分钟吧。
但这三分钟，一切过往仿佛两边的车流急速倒退，往事历历在目：
那个玻璃酒杯在空中旋转了三个跟头碎在了巴黎的墙上……
那张吐出来的订房单上黑色的字——一间双人房……
那个红色的夜晚，刀疤、辩证唯物主义、剩余价值、理想主义、献身精神还有克利……
那张邮票我把它舔湿了塞进了飞往德国的邮筒……
那些像蛔虫一样盘旋的电话单……
那束藏在白色马甲袋里的黄色玫瑰花……
那个隔在我和吴限间的黑色屏风，那头，他露出了白色的牙齿莞尔一笑……
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
……
……
三分钟后，一个男人关切地走近问我：小姐，你怎么了？不舒服？
我转过头看他时，已经泪流满面。
后记
去年年底的时候，画家海天和贺小珠夫妇旅法归来，我在他们的蜗居一起吃着美味的法式菜肴。在等待我们的好朋友，另两位画家——陈墙、乐坚的过程中，海天拿出了一本克利的画册，这是他从蓬皮杜中心带回来的不多的纪念品之一。
很奇怪，我被封面的一幅作品深深吸引，然后一页又一页地翻看了起来。我在那本克利的画册中，诞生了很多奇思妙想，很少有一个人的绘画给我如此致命的吸引力。我不是艺
术评论家，却仿佛能够进入克利的绘画，随着那些无意识的线条游走。他的画如此简单，几乎都只有一种色调，但又蕴含着变幻莫测的微妙色差；他的画有些没有具体的内容，但那些暧昧的组合又仿佛在说一些这个世界元初的准则。我觉得，也许我应该为这些画写点什么。
当时，我正在构思我的第二本散文集，我想了一个自以为不错的书名——《每天晚上我都在莫里哀路散步》。这个怪异的名字，源于我正在写的一个剧本。当然，还是要坦白，莫里哀路是当年宋氏三姐妹在上海居住的那条路。偶然听到这条路名的时候，我觉得很美，原来上海曾经有一些用艺术大师命名的路，莫里哀？多好。
我想，我应该用365天的时间，每天写一点人生的感悟，做个集子，以鼓舞自己这个热爱写作的人不至于因为琐事太多，一旦放下了笔，就再也提不起来。
那天我看着画册，构思着也许第一篇就可以写写克利。
不久，陈墙和他漂亮的夫人来了。我跟他聊起了克利，他很吃惊，他说，大学时他也疯狂迷恋过克利。应该说，至今为止，他不否认创作受到克利的影响，而且，作为他们那一辈的艺术家应该都走过这个阶段。这么一说，如今上海最成功的那些艺术家的名字和他们的作品如幻灯一样在我眼前闪过。我笑了，要感谢克利的，还真不止一两个。
接下去的时间，他跟我谈起了克利绘画的音乐性，和那些线条和色彩的没有意义背后的意义，我想我大致听懂了陈墙的意思。
那天走的时候，我很高兴，告诉大家，我会写点什么，关于这个克利的夜晚。
几个礼拜后，陈墙到我家来，带来了克利在德国出版的一本画册，里面有德语、英语的克利传记，他说：你喜欢，就送给你做个纪念。
他走后，我打开了电脑，虽然还不到2004年，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了那本我为2004年计划的散文集。遗憾的是，我在电脑上打下第一个字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不可能成为散文集了，它正在朝小说的方向发展，就像克利牵引着我的手，鬼使神差般地，我写起了小说。
半年，不算快，也不算慢。我写完了。恍恍惚惚的，甚至放下了写了大半的剧本。这是一次神秘的体验，一切都是不可预知的，动机、过程、结果都随兴所至，我奉行着写到哪儿是哪儿的原则，吞吞吐吐地让我的小说顺着自己的逻辑走到了终点。
我想象克利当年创作那些作品，一定也歪着头左看看、右看看，大概可以了吧，那就到这为止吧。我还这么小聪明地揣测：我们今天奉为经典的那些多一分则长、少一分则短的精妙的平衡感当初也许不过源于这样的一个左看看、右看看，可以了，到此为止吧。
而乐坚先生则在第一时间看了我的小说，并不辞辛劳地背着上百页的打印稿在北京找到了国内著名的出版人——徐晓女士。乐坚的热情推荐和徐晓女士的敬业精神给我带来了好运气。徐晓女士连夜看完了这部作品，随后我们在电话中一次次花费人生大把的宝贵时间讨论着故事、人物还有其他繁琐的事务，不是因为知遇，不会有的诚挚。
这就是小说背后的故事，看似一切偶然，但都沿着自己的逻辑，每天发生着一些进展。经过了半年，这本书终于在纸张上找到了自己存在的空间，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幸福。因为很少有人因画写小说，很少有人本想搞散文、却写成了小说，很少有人第一次写小说就找到了著名的出版人……
所以，最应该的感谢是：保罗·克利。他让我相信：偶然改变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