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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每每说得口若悬河眉飞色舞，并充满着崇高的虔诚的意味。
比较流行的看法是：成都必须保卫，因为它有最好的球市，保卫了全兴就保卫了球市，保卫了球市就保卫了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改革。
我不知道这场“保卫”中是否有猫腻，我没有证据在“假球与证据是密不可分的”今天，没人敢说“这是一场假球”。因此，“保卫成都”一直被冠以具崇高意义，因为它保全了“革命的火种”。事实也证明，之后几年“成都”对于止住整个中国足球的衰势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我必须说“但是”了——
假如有“猫腻”呢？有“猫腻”成都也必须保卫吗？用“猫腻”保住的东西是有价值的吗？不幸的是，这么多年世俗的眼光确是这样看的——不就是一场“假球”吗，如果一场所谓的“假球”能提升中国足球的人气与球市，何妨来一两场“假球”。
就像当年地下党为了套以敌人的情报，喝喝酒打打麻将甚至称兄道弟亦无不可，做大事不拘小节嘛，哪来这么多婆婆妈妈。几年来我也曾试图用历史的大局观看待“成都保卫战”——“存在就是合理”，历史的进程总是曲折甚至局部阴暗的，但它总能通向光明的未来……有些时候，这就是一种牺牲，牺牲就是崇高。
——但是，关于崇高，王小波又有一次触及灵魂的反思。那年，发大水，上游冲下很多木头，有个知青为了保护公家财产不至于遭受损失，就冒着牺牲危险去拉木头。水很大，木头很重，那个知青又不会游泳，结果死了。而由于这是为了大局牺牲了个人的“小局”，知青被追认为烈士。领导说，这种大局观就同崇高。
王小波说“这是伪崇高”。
救了一根木头就有“大局观”吗？那么球一根稻草又怎样呢？牺牲自我达到“超我”才是崇高，但我们并没有“超我”，只是超度了东北虎的亡魂。从这个意义而言，“保卫成都”就是那根木头，而中国足球就是那个知青。
辽宁难道不需要保卫吗？当年辽宁就有人反诘。保卫辽宁也会找到若干崇高理由的，他们毕竟是前松后紧中国足球的一块奠基石。
我认为，“保卫成都”是一种滥觞，一如夜雨之后山坡就长出无数的蘑菇，自那时中国足坛冒出无数的“保卫”——保卫延边、保卫八一、保卫山城、保卫沈阳、保卫天津……中国足球，进入空前的“一级保卫状态”。
而“假球黑哨”，也就蔚为大观了，每个人都想保卫自己，结果局面成了每个人都在暗算别人。
我得再次声明，我绝没有认为成都不应该保卫，更没有认为“保卫”中隐藏着什么，这只是在讨论一个概念上的问题。我只是觉得，当初我以及我周围的人很亢奋的一举一动，现在想来并不那么崇高，而它对日后中国足球起到的意义，也没有那么崇高。
倒是，“保卫”给某些人借口，“崇高”成了一纸空文。“保卫”打破了本来的心灵规范及力量制约，就像有了第一个以“献给恋人”为由偷摘了玫瑰花，园子里必定失去本来的平衡机制，玫瑰园将一片狼籍………
“你给第一个错误安上借口，然后将万劫不复”，我相信这句话。
1995那一年，被称为中国职业联赛的“黄金岁月”，不过我倒认为它应该被称作一个“疯狂的恋爱季节”。我们在那一年两眼放光、头顶冒汗、心脏加速、灵魂出窍………我们与中国足球一起挥霍着激情，自欺欺人地制造着各种理想与头晕目眩的光环。
但是恋爱本身并不能给人启发，能给人启发的是失恋。在我们已不像发情的野兽走在大道上，严肃的回顾与讨论一下“保卫成都”是有必要的。
克娄巴特拉的鼻子
恩格斯曾经有这样一段精妙的论述：“如果埃及艳后的鼻了再高一分，或者矮一分，整个古罗马的历史将改写。”
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是天生尤物，古罗马帝国的几大强权人物庞培、屋大维都围绕她进行着明争暗斗。没有克娄巴持拉就没有绵延的战争，没有战争就不会形成今日欧洲的格局。
恩格斯想说明的是，历史的偶然是形成历史必然的重要因素。
’98赛季的最后一轮，中国足坛也出现了“克娄巴特拉的鼻子”——即使在现在，我们都记得彭晓方那“惊天的一脚”，试问，如果彭晓方那一脚高深莫测的射门“高一分”，或“矮一分”，整个中国足坛的格局是否会变？
从不掉级的八一队在那一脚下掉级了，从不落泪的车范根在那一脚下落泪，从1995年开始就不相信真实的人们在那一脚下相信真实了。
随着默默无闻的彭晓方的爆发，中国足球自’95以来那一重铁幕被炸开一条裂缝。
我坚持认为，从’95的“保卫成都”到’98的“惊天一脚”，中国足球走完一个轮回。’95崇高是“伪崇高”，’98崇高是真正的崇高，既然起点由全兴开始，那么终点在全兴结束，让全兴解开这个历史大结是天意！
天意认为，历史的“必然”一定由彭晓方这个“偶然”完成。
那一年末端的传闻很多，中国足球走到这一步已经成为传闻的集装箱。由于3支队的生死拴在全兴这条细细红线上，加之形势几乎决定李章洙与车范根两个韩国人必有一人血溅五步，所以西部的两个重镇——重庆与成都就聚集着“亿迈出双黑色的眼睛”。
那天天很闷，成都和重庆之间的无线电信号以前所未有的频率在厚厚的去层中穿梭。看台上手机呼啦摔跟头一大片，两边都在密切关注着另一端的变化，“喂，偏了吗？”“哎呀，情况不妙呀啊。”“………进了，是真的进了！”那情形，很像战斗片中紧张混乱的前敌指挥部。
重庆，球迷像喊着川江号子一样喊着“保卫”成都，球迷们以一种奇怪的神情注视着这场“无所谓的比赛”。按弗洛伊德的观点，人在能决定其他人命运的时候，比被其他人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候心理还要紧张、不适。这种感受，与’95“保卫战”中的激越感绝对两样。
我得承认，当时我深信不疑全兴将放弃这条比赛，“成都保卫战”中的一切都历历在目，从江湖道义而言，八一是全兴的救命恩人。无论是从中国式的政治背景还是中国式的人情世故来看，这不过是一场形式主义的比赛。
结果是惊人的。彭晓方的进球让我像只受惊的青蛙弹射出去，本来八一还有无数机会，可惜打平就保组的八一像耗费生命一样耗掉了最后一妙钟………
比赛结束。车范根这位在《韩人有种》里被我塑造成“具有标枪一般身形、鹰一般的眼神”的标准韩国男人竟哭得像一个初生的婴儿。而他的麾下，就如蚯蚓一般不知是痛苦还是喜悦在草皮上抱头扭曲着、翻滚着……
故事到这里已经够煽情了，重庆大田湾最终上演了一产喜剧片；而成都却是一部灾难片，我敢说，所有的革命战斗片中都看不到我们的战士们这样凄苦。
’95“保卫成都”与’98“惊天一脚”，不知为什么，我总愿意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我总觉得有些像《十二猴子军》中因果循环的意思。这三年中，中国球迷没有收获到什么，除了一份“玩世不恭”——现在我们是不是要回归了？
与3年前一样，第二天又有很多声音在称道彭晓方一踢之下的崇高意义。挫败者已经退次席，彭晓方像个英雄一样被推到前台。
我知道，这“崇高的一踢”实际是声名狼藉的中国足球的一根救命稻草，它必须被凸现出来，并像一块贞节牌坊立在路中央，因为我们需要。
彭晓方在那脚射门后便消失在公众的视线中，那脚射门即使从专业眼光来看也很漂亮，脚背压得很直，摆腿很迅速，皮球像流星一样划入球门死角。
我想问彭晓方射门一瞬想了些什么，但他的手机中一个女声告诉我“用户已出服务区”……我知道，找到他也说不出什么，“那只是一种感觉罢了”，我采访过的所有射手都爱这么说。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这一踢的偶然性，但大家都不愿否认“偶然中有必然”，我也一样。“克娄巴特拉的鼻子”是偶然，但它“必然”影响着古罗马的命运。
“小人物”彭晓方就这样偶然之间“崇高”了中国足球，可能连他自己也不明白这一瞬间产生的意义。当然“假球”仍将顽强存在着，但从那偶然的一踢开始，“假球”便不敢披着“崇高”的羊皮招摇过市了。保卫什么？连八一都不保卫了，还有什么坚冰不能击穿的呢？
所以，彭晓方一脚还清了自’95赛季以来中国足球的孽债。
斯蒂芬·茨威格说：历史是由若干现代战争重大瞬间组成的，改写历史的，可能是大人物，也可能是小人物。
突然就想《鹿鼎记》中的韦小宝。丽春院出身的韦小宝从来没想到过要崇高，他的至高理想不过是八间丽春院、丽夏院、丽秋院等等，那些“关云之长，诸葛之亮”的招牌不过是他临急时扯来的而已，他是小人物，犯不着跟“崇高”较劲。
但比起《鹿鼎记》中众大侠、众王公甚至皇帝老倌儿，韦小宝却是最崇高的。杀鳌拜、诛太后、退反贼、收台湾，直至力拒罗刹鬼子让我国疆土不被吞噬。
韦小宝不为“崇高”而崇高，他的“崇高”都是阴差阳错顺手牵羊甚至逃之夭夭时建造的，手法低劣庸俗自不待说，每每“崇高”之后还追悔莫及，因为他是小人物，牺牲了私利自然心痛肉痛。
但韦小宝仍然可爱。正如我在《关于保卫》中批判的“伪崇高”一样，崇高与否不是你主观的看法，而在人客观的结果。一个小人物如韦小宝能在关键时刻改写历史，不管心里是否“仁义道德”，只要让历史在“偶然之间”前行，这就是“崇高”。
所以，世上没有崇高的人，只有崇高的事。
用这个道理来套’98全兴vs八一其实很准确；我们不要夸大人对事件产生的崇高意义；而应该意识到偶然的事件让人显得无比崇高，彭晓方虽然是“偶然一踢”，但这件事却是真正的崇高。
现在我们可以回溯一下。’95最后一轮——全兴vs八一，“保卫成都”使各种“保卫”走向足坛；’98最后一轮——全兴vs八一，“崇高一踢”使“保卫”成了一种笑柄，“假球”还存在，但人们已觉醒假球必须割除，这不仅直接引发了“打假扫黑”的呼声，也间接促动了中国足协在次年就开始了“打假万里行”——调查渝沈悬案。
两场全兴vs八一，洋溢着截然相反的历史角色——头一次“保卫”保卫了全兴的甲a，后一次“保卫”保卫了中国足球的名节，历史，是需要“克娄巴特拉的鼻子”来催化的。
我认为，反思历史的方式是可以多样的。它可以是悲壮，可以是轻松，可以是批判，也可以是幽默。但有一点，它必须有趣，或者说有意义。金庸在《天龙八部》里塑出萧峰这样豪气干云的大英雄，又在《鹿鼎记》里勾画出韦小宝这样大俗特俗的小人物——金庸说，这两类型实际上都是改写历史的英雄。我举这个例子要说明的是，这两个人都很有趣，很有意义，他们用不同方式在不同方面书写历史，也让我们反思历史。
但如果把“君子剑”岳不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