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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俱乐部性质各异有国有企业的，也有私营企业的，甚至还有其它性质的，如果由每个俱乐部各选一人组成职业联盟，很难真正将各方利益统一起来。因此目前只能由中国足协牵头，进行宏观调控，这是‘国情’。”
我不知道这个尖锐部分的采访是否取得了真正意义的答案，但我知道，作为王俊生，他能回答的最大程度仅限于此了——观念更新、机构改革，这不仅是足球的难题。
王俊生说过，球迷要的是结果，他负责的是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改革。但是当“过程”长期不能满足“结果”时，对这个过程的反思就是必然的，王俊生也必须反思。
“怀疑是真理之母”。球迷的咒骂，其实不是骂王俊生，也不是对足球改革的怀疑，而是对催生了职业化改革的观念和机构是否还适应改革6年后现实的怀疑。在这个意义上，在中国足球屡战屡败的背景下，球迷的怀疑是有充足理由的。
把足球改革大方向同改革的具体环节等同起来，就好像把大楼的设计和施工混为一谈一样，事实上好的设计绝不代表好的大楼。中国足球，“楼”还没修好。
王俊生说：“我几乎每天都要深夜两点才结束当天的工作，早上六点又得起床。”——每天只睡4个小时，经常接触王俊生的人在这次采访中也对记者说，如果中国足协只有一个人没进过止拉ok、桑拿房的话，那就是王俊生。王俊生确实是一个很吃苦、很正气、很能随压力的人。但我想，拿破化每天也只睡4个小时，但每天睡4个小时并不意味就成为拿破化。
这可能就是中国足球问题的关键，从某种角度来看，王俊生是一个好干部，——但是仅仅靠吃苦与忍耐是当不好元帅的，简单积累有时候就是达不到质的突破，20度的不是开水，99度的水仍然不是开水，如果缺乏一种力量（或观念），水将永远达不到100度。
对中国足球而言，99度和100度之间的差距，也许并不是简单的1度，而是100度——这1度的温差，实际是巨大的100度“观念差”。
搞足球就像冲浪，风尖浪顶很累人。也许下课就可以歇一下，养养伤了。
戚务生在“亚洲杯”失利之后对王俊生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我累了，我需要休息——难道你不累吗？
王俊生经历的失败比戚务生多，很累的戚务生下课了，王俊生呢？虽然在这次采访中王俊生一再声称他不会逃避，他兴地放弃，但王俊生并不能控制命运，命运将怎样安排王俊生的未来呢？
事实上，王俊生并没有度过这次危机，据说这几天有关领导仍然在他项上架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又据说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的“我不同意请外教”给自己加了道“紧箍咒”，更据说一些国奔驰“霍顿走人我不干”的说法实际上让王俊生逼近死地。
王俊生说：“搞足球的就像冲浪，风尖浪顶的很累人，那种上上下下的滋味不好受。”这次采访中，王俊生不止一次地提起已故中国瞳协副主席许放，许放和他是好朋友。“许放是累死的啊！”王俊生唏嘘不忆，“许放死后，我都不敢喝酒了，怕对心脏、肝脏不好。他走得太早了，我也累得很啊……”他是不是已经有某种预感？——并不成功的王俊生会不会在某一天解雇霍顿之后又被组织“解雇”呢？
这可能是王俊生最危险的一段时间，霍顿的去留与国郐的态度都会他的命运——10天、7天、5天甚至1天，王俊生在给自己“读秒”。在这个敏感的时刻发表这篇敏感的采访稿，会不会对王俊生的命运产生微妙的影响？记者想，王俊生的命运不是一篇稿子能决定的，正如从来没有一篇稿子决定过中国足球的命运。王俊生的命运是和他的事业的兴衰联系在一起的。何况，王俊生不是“不稳重”，而是“太稳重“了；中国足球也不是说得太多，而是说得太少……这是假的根源，也是不争气的根源。鲁迅说：对于诸多问题，中国人先是“不敢”，后便“不能”。多好的剖析。
临近采访结尾时，王俊生突然说：“等我下课了，就可以治一下伤手了。”
这是不是这个悲剧人物对命运的预感。
采访后记
当我在夜色中离开中国足协那幢小楼时，我发现对王俊生的印象并没有因这次采访而清晰，以往对他的准确定位反而有些模糊了。也许他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也许他是一个很复杂的人，也许是复杂的中国足球把简单的王俊生变成了一个复杂的人。
由于7年来王俊生作为中国足球形象的代理人，中国足球的性格因素必然会作用于王俊生的性格，而王俊生的性格因素同样也会反作用于中国足球的性格——悲剧是共同置身其中的，王俊生与中国足球在悲剧中共舞，作为球迷与记者何尝不是这样。
这篇文章既不想为王俊生进行辩解，也不想对王俊生进行“血淋洒的鞭挞”，记者只是实寻王俊生的话，并试图从一个个体寻找中国足球悲剧产生的原因。毕竟王俊生这个个体与中国足球这个群体之间的必然联系太多了；毕竟，这个很普通的人被赋予着太学生的中国足球的命运了。
雅凯对王俊生说：在伟大的事业面前，任何人都会无比渺小。王俊生也很渺小。
在我回头看一眼中国足协这幢灰楼时，突然瞥到一辆灰白色的大众越野车，满身灰尘孤独地停在路边，这是当年施拉普纳驾乘。我想，从施拉普纳到霍顿，又一个轮回，而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王俊生，一直伴随着这个轮回。
历史的符号
坚持或下课。这是个问题。
哈姆雷特的提问越来越俗不可耐，因为“王俊生是否下课”不仅没有“时代”意义，甚至也缺乏“新闻”意义。
王俊生只是个符号。虽然这个符号长达8年之久集中代表着中足球的形象，并留下诸多并不光荣的烙印，但《人类群星闪耀时》指出：符号会淡出，人类的悲剧却不会淡出。
王俊生改变不了中国足球，正如中国足球改变不了五俊生——怎样的历史悲剧就会产生怎样的历史人物。18世纪的法兰西产生荒淫无度、“哪管洪水滔天”的路易十六；19世纪的法兰西就产生英武绝伦、改写欧洲步伐的拿破伦。
头发稀少、一脸愁容的王俊生只会产生于“寸草不生”的中国足球历史背景；新一轮中国足球“符号”的产生也必将取决于当时的历史背景。
“不管有没有愚蠢透顶的格鲁希，拿破化都会遭遇‘滑铁卢’，不管有没有矮个子的拿破化，欧洲文明都会大发展”
——恩格斯说。历史只按自己的规律前行，人，只是历史的必备道具。
符号仅仅就是符号，有了王俊生的“小球中心”依然能“国运昌盛”，没了王俊生的中国足球也难拨开阴霾顿感、获新生。
所以没有任何理由充分证明这次发生的“人事变故”是一场真正意义的“革命行动”——我们仅仅是将中国足球这具药罐子换了“标签”而已，仅此而已……
作为习惯以某个人作为某断历史时光“符号”的中国人，我们完全可能把过去的8年称作“王俊生时代”。但本世纪最伟大的传记作家、“被上帝派来俯瞰人类历史”的茨威格有一天冷冷地说——
“一个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新时代的开端”——进入“后王俊生时代”的中国足球，也许会更加艰涩生冷。
谨以此文献给已经下课的王俊生及即将上课的阎世铎。
非常换人
中国足协和它的上级机关国家体育总局在最近时刻有两次“非常换人”很容易让“政治嗅觉”敏感的人连打喷嚏……
其实“换人”这个提法在官方眼里政治并不准确，“板凳”的变化，只意味着“组织上决心安排一个更适合他的战斗岗位”——老的故事片里常这么说。
但偏偏很有人莫名其妙地高兴起来，这足以说明这次“换人”的群众基础是多么的薄弱。
比如说群众认为换掉王俊生就是终于为“十强到九强”的失利找到了责任人，五俊生“罪有应得”。
再比如说阎世铎从后台走向前台就是正本清源、拨知己反正，阎世铎可能开始一个新时代。
群众不会对更高层的变动发表更多的意见，因为他们缺乏这个能力。但“群众”这次真有“大获全胜”的感觉，“非常换人”遂了他们的心愿。尽管“改革历来是自上自下非自下而上”，但群众不懂这个真理，所有人还以为是伟大的群众呼声促成了这次换人行动。
阎世铎从未搞过足球。虽然足协领导人未必要搞过足球，这道理就像喝汤的未必要会做汤，但阎世铎的履历似乎没有哪一条能证明“喝过汤的”。如果人能选举一个足协“常副”，我还得选举王俊生，他至少还可“以暴制暴”，医得住满堂乱窜的耗子。
换人的目的应该是积极的，但以阎替王（或称重新分配工作职责）似乎没有绝对理由证明这是中国足球“幸福生活”的开端——因此，唯一的要能性就是“换人以平民愤”。但有趣的是王俊生并未“下课”，他即将展开4的任务是“狠抓思想工作”，就在足协岗位上。
“你说要在屋顶上开一个窗子，众人者要都要反对；倘若你说要推倒这屋子，众人便会说，不如在屋顶上开一窗子吧”——鲁迅说这是中国人解决民情的“变通处”。
阎掌门问：你快乐吗？
有一天，阎世铎在足协突然说：“就像是四人打牌，我现在并不出牌，我在观察你们出牌，到时候，我出的牌一定让你们吃惊，而且让你们吃不了，听不了……”
阎世铎本人并没有证实这个故事，但与阎世铎共过事的人们说：从他过去一贯的行事风格来看，现在的“阎掌门”并未露出峥嵘。因此不露声色的阎世铎确实在看别人“出牌”，到时他一定会甩出一把技惊四座的牌……
阎世铎的承诺
就在阎世铎上任的前三天，袁伟民在一次聚会上幽了一默：“我给大家介绍一个人，这个人也许现在还默默无闻，但我保证三天后他将成为中国的一个大名人。”他推出的人就是阎世铎。阎世铎很纳闷：“局长，为什么让我这个门外汉专搞足球啊？”袁伟民说：“可以出名！”
阎世铎果然出名了。中国足坛这个“名利场”可以一夜间推出一颗超新星，但阎世铎立即感动感到劳累，“我从此没了周末星期天，中午与盒饭为伴”。
坐在“办公厅主任”椅了上的阎世铎肯定对足协掌门的椅子怎样难坐没有具体感受，但他是搞“政法”出身的，也就是职业“当官”的，他选择了“低调进入”，无论上任之初的“东北行”，还是上个月的“西南行”他都拒绝发表任何有失审慎的言语。然而前天深夜，在无锡他却向我吐露了一番上任以来真正带“施政告白”意味的语言：“从上任那一天起，我的帽子就是拿在手上的，我绝不会为了头上的帽了顾忌什么。我从不会轻易产生一个观点，不会因为他人的观点改变已形成的观点，为了事业，我将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这很容易让人想起朱总理那番震动神州的话：“无论前面是万丈深渊，还是地雷阵，我都将义无反顾……”治理中国难，治理中国足球也难，“阎掌门”是否要模仿朱总理获得更大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