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是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失败了，没有时间去考虑‘心情’，只能抓紧时间去考虑‘事情’——我现在要考虑霍顿的问题、联赛最后三轮的问题、海埂集训的问题、明年悉尼奥运的问题——‘下课’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做好人民交给我的足球事业。否则真是对不起球迷的期望了。”
“不是说逃跑的时候，而是老老实实把工作做好的时候。”被很多人希望“下课”的王俊生居然说。
在中韩“10“29之战”前夜，王俊生对几个朋友唏嘘不已：“有人说我是‘官儿迷’，说我想保‘乌纱帽’，我真没有这样想，我只是想把足球这事儿办好。”
这段话与记者心止中的王俊生有极大偏差，我一向以为，王俊生的“国家干部”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他向那句著名的“我是干部，等待组织安排”已成为众人揶揄的标靶。但既然他是在纯粹朋友圈里道白了内心世界，是否会“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的意味——
王俊生到底是不是“官儿迷”？王俊生到底会不会“下课”？王俊生到底怎样看待中国足球的悲剧？……新闻发布会上那个“套子里”的王俊生是不会告诉我们的，这就是真正刺激记者坚王俊生进行一次“真正意义”专访的动机。在对王俊生的近距离“站击”中，我以为，即使他说的不全是真实，至少能够探寻到“套子里”子里的一角。
但仅仅从一次专访中就想了解这名中国足球7年来失败的代理人的真实想法是不可能的——走进王俊生的办公室并不困难，走进王俊生的内心世界肯定困难。王俊生作为中国足球职业改革的重要策划人与执行人，他的性格、他的角色，甚至他的成长历程，肯定会从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中国足球，而且王俊生对“事业的理解是有局限的，甚至有偏差。他声称”忠于着的事业“，在内容与形式上都与中国球迷的要求有不一致的地方。
但中国足球的失败是否仅起因于王俊生的失败？我不知道，王俊生那间冷嗖嗖的办公室里，我说：一个王俊生倒下了，千百个王俊生又站起来了。王俊生一脸沧桑地笑了笑……
我是中国球迷集中利益的代表，不过由于角色不同或者性格方面的原因，表达的方式不一样。球迷要的是结果，我负责的是过程，当过程不能满足结果时，球迷骂娘是应该的。
说这番话时，王俊生脸上显得竟有些虔诚的意味，我盯着他那眼袋很重的眼睛，想发现一丝虚伪……
一个已经被中国球迷数面万甚至数千万次咒骂的人竟然说出这句话，这种巨大的反差让记者感到突兀与震惊。
当记者要求王俊生对九强赛做个总结时，他说：“日韩两国的经济实力比我们强，技占术水平比我们高，要打败他们，只有拼精神、拼气势，像个男人样的踢球。”
记者说：“很多球迷也这么看。”
于是王俊生说出了这句肯定绝大我数中国球迷大吃一惊的话：“我本来就是中国球迷集体利益的代表……不过由于角色不同或是性格方面的原因，表达方式不同而已，其实我的意见和群众很多是一样的，只是过去很多人不理解我的话。”
在这次赴京采访中，记者采访到王俊生与球迷的两个小故事。
一个“10“29上海之战”，一位远道而来的锦州球迷，不但球没看成，鼓还被收缴了，人差点被铐起来，这位关东汉子流下了眼泪。后来有人告诉了王俊生这件束，他便亲自在深夜与有关方面联系，帮他取回了鼓。后来那个曾经多次喊过“王俊生下课”的球迷，拉着王生，想说什么说不出，扭头便走。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北京，王俊生有次在街上被球迷认出，地人指着鼻子骂他，内容大抵是平时我们在看台上或球场外熟悉的“千古罪人”“洗洗睡”之类，家人就在旁边，王俊生无语。
记者问：“你认为你是中国球迷利益的代表，怎么对待球迷的骂声？”
“球迷要的是结果，我负责的是过程。过程不能满足结果，群众骂娘当然是应该的。”王俊生说，“其实要说急，我王俊生应该最急。”
不知道王俊生说他代表“球迷利益”时是何心态，也不知道当球迷看到王俊生说他们的“利益”时又是何感受——但我们知道王俊生和球迷虽然拥有“共同的利益”，却又有着很不同的地方，中国球迷要的是“出钱”这样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取鼓”“负辱”这样的小满足。因此，利益相同的双方在这样的时刻就如此尖锐地对立着。
这就如同说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王俊生是中国足球最大的“生产商”中国球迷则是“消费者”，当“产品”始终不能让“消费者”满意时，“生产商”却站了出来，声称自己才是“消费者”利益的集中代表，这多少有些滑稽。
在这次为时三天的触击中，我时时感觉到王俊生的悲哀，以及中国足球各方在视觉上的矛盾——王俊生试图用“过程…结果”论来诠释这个现象，但“过程”与“结果”本质上应该是协调的，不知为什么“过程”的王俊生及中国足协很少满足球迷的“结果”。我相信王俊生有足够的诚意来表达他与球迷的关系，但也许，这个“过程”与“结果”本身就有南辕北辙的可能。
王俊生民是一个球迷，但既然被赋予了“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的身份，他就不能用“普通球迷”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工作。毕竟，他从事的是一项具有崇高地位的工作。
现在有关足球的报道，一提到“干部”“组织”，别人就会联想到我。
我性格内向，当队员时就不愿出头露面。
我愿意和新闻界交朋友。
阴沉的脸、冷漠的眼神、生铁一样的语气——这就是王俊生留给新闻界最直接的印象。在各种媒体的报道和评论中，他经常成为揶揄甚至批评的目标。
王俊生是怎样看待这一切的？“现在有关足球的报道，一提到‘干部’‘组织’，辊人就会联想到我，网上的说法就更多了……”王俊生居然笑着说出这句话，“其实我真心诚意感谢新闻界的支持和帮助，但很多人认为我拒人于千里之外，这是个误会。”
记者问：“你是否考虑过为什么会有误会？”
王俊生答：“我的性格决定我不会很热乎地和别人打成一片，我在北京队当队员时就不愿出头露面。我从来没有瞧不起记者，更不会恨记者，这只和性格有关。”
记者说：“作为足协副主席，你就必须变换一种亲和的方式和新闻界交流。”
王俊生说：“现在我已经适应多了，我很愿意和新闻界交朋友。但我的角色的压力使我不可能像其他人那样性格外向、善于言辞。我很难说出什么豪言壮语。”
记者问：“你个人是否认为媒体经常添乱呢？”
王俊生答：“我从来都认为媒体对中国足球的支持很大，中国足协应该多与记者交朋友，当年许放这一点做得很好……”王俊生的确试图改变他的形象，在次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与足协关系紧张《足球之夜》记者的刁钻提问，王俊生露出少见的亲和：“这个问题虽然不在这次会议的发布范围之内，但我还是很高兴回答你这个问题……”然后足足讲了有5分钟……
我的这次采访是在国内26路教头“京城会审霍顿”的会议期间进行的，在这次会后，王俊生居然向几个前去采访的记者问了“好”，我说：“这并不是你的风格，记者们觉得这样的王俊生很好。”王俊生说：“我一直想这样做，特别是与记者探讨中国队技战术的不足。”说完，他很配合自己的话，不厌其烦地在纸上画图，讲解李毅的跑位线路与技术习惯的不足，从而证明国奥队为什么不用这匹马作为首发主力。作为王俊生，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敌人还朋友？对于王俊生和新闻界，这一直是个问题。虽然年初的青岛足球工作会议，以王俊生为首的足班子提出了“一家人”说不……不幸的是，没过多久，双方就出现剑拔弩张的局面。
如果要夸张地套用一句话形容这个关系——“做一天的敌人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的敌人”，中国足协与新闻界正是做到了最难的地步。
我不知道王俊生在面对记者时还有没有乐趣，但我知道很多记者表示面对王俊生没有乐趣，对此，我们双方都应该感到悲哀。
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性格”，也不在于“角色”，事实上——双方分工虽然不同，但目的与利益应该是一致的，这有些类似于球迷与王俊生之间的矛盾。
王俊生不是一个普通的采访对象，他应该知道，在任何一家媒体前，他都代表着整个国家的足球形象。何况，媒体面对的是巨大的市场，肩负的是民众的“知情权”。因此，他不能简单地以“计划经济”时代的眼光对待媒体。这是对一个现代管理者的要求。
也许，当中国足协具备了与新闻界打交道也能游刃有余的能力时，其它的种种能力也就具备了，毕竟，足协这个机构不应是一个传统的衙门。
我不同意“二次革命”，我只同意“深化改革”。中国足协的观念和机构体制都将深化改革下去。
中国搞“职业联盟”的条件还不成熟，只能由足协牵头，进行宏观调控。
观念与机构体制——影响中国足球突破的最大障碍。这是普通的中国球迷都能总结出的弊病。大多数人人为，中国足协不愿在这两大障碍上“动刀”，就是想保住“官本位”。
于是记者的采访进入到最尖锐的部分：“足协的观念是否阻滞了中国足球的发展。”王俊生似乎不愿意马上接触这种尖锐的撞击，他是沉默了很久，才从各个侧面变通地给出答案——
“职业化改革才第6个年头，很我东西我们以前根本不懂，有些开始以为对的后来证明是错的，也有以为错的现在证明是对的。但我们不断地在观念上与具体操作中进行着改进。比如12分钟跑、转会制度，很多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理想和观念部是有差距的。在中国，总结足球很多时候不能离开一个大背景，很多事情得从足球以外——诸如经济、文化、历史——去找原因。”
“很多人认为，1994年的职业化改革是中国足球的第一次‘革命’，如果要‘二次革命’，那就是足协机构的改革，中国足协这个机构是否需要改革？”
“我不同意‘二次革命”这个提法’。王俊生在这个问题上显得很坚决，“机构改革不是‘二次革命’，而是在肯定职业化改革大方向是正确的前提下，继续深化改革的问题。足协机构肯定要改革，但现在不是改不改的问题，而是如休深化改革。我们一定会根据实际情况去改革。”
——“比如说我们考虑要恢复国家队教练委员会的机构去选下届国家队主教练；而且，中国足协内部近期内肯定要做一些机构体制上的变动与改革。”王俊生明确地传递着信号。
记者问：“很多人在设想建立职业大联盟，足协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王俊说：“国外的先进经验，我们肯定要学习。但必须看到，国外的职业联盟是在上百年职业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条伯在中国并不成熟，我们的俱乐部性质各异有国有企业的，也有私营企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