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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氓现身
“足首”阎世铎上台后史无前例地引入了“流氓”这一词汇定性“西安事件”。
“流氓”不是“盲流”，盲流“宋丹丹”与“黄宏”联手只能产出“海南岛”、“吐鲁番”以及“长白山”，它某次列车上出不了人命。
《现代汉语辞典》对“流氓”的解释显然老掉牙了。“不务正业”、“为非作歹”、“游手好闲”甚至典型60、70年代的“耍流氓”这些包含不了“流氓”的时代意义。
“流氓”突如其来，加上“足球”头衔的流氓会在一种邪异的群体情绪煽动下千万直接破坏。
我们一直愿意用“人民内部矛盾”来解释很多站突，似乎球场上闹事的不过是“地方主义情绪”在作祟，地方情绪的背后又是“地方荣誉感”在作支撑。
板子打轻了！所谓“地方情绪”，仍是一种外套。某省某市某地的树木被乱砍滥伐掉了，怎不见一两万人上街闹事；某厅某局某处长期滥用职权营私舞弊怎不见群众挥着标语要求“罢免”？
是流氓，就要闹事。据说英国足球流氓的祖先都是中世纪的落魄骑士，中国的足球流氓是不是祖先都曾啸聚山林，“风紧”然后就“扯科”？
我看《水浒》里每章每回都打着“替天行道”的幌子，但包括宋江之流没少“替己行道”。闹事的流氓们每轮每场就要高喊“还我公平“的口号，但扔瓶子、烧报纸之类的龌龊事也没少干。
——对“公平”无原则地夸大，就是对公平原则的践踏。
因此，阎世铎说同说出“流氓”二家，是他对中国足球改革的一大贡献。他撕开了“地方情绪”的外衣，如同现在把“耍流氓”与“强xx犯”严格区分开一样。
重创尼维尔的那群足球流氓没什么借口，“我们就是要整死他！”但一小撮中国流氓总是要打着“公平”的大旗耍流氓——看来坏人也有中外方式，这恐怕又得归结于“国情”。
中国人一向明白何谓公平游戏规则。前两天“中国功夫vs美国拳击”，美国人在“不得踢、不得摔、不得抱腿”的规则下一败涂地，偏偏场上屡屡奏响着“黄飞鸿”、“霍元甲”之类的壮我声威的调调，看台上观众尽是张张亢奋的脸，蹦跳得像一群快乐的青蛙……
他们极大满足了，原来他们就是要“胜利”——其它一切都是次要的。
我想，这就是“一小撮现身为流氓的原因……
别怪面包
中国的教育体制多年来受到非议，有人拿了尖锐的话形容——颇有“新八股之风”。其中最让人攻击的就是高考制度，每年“黑色七月”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不溺死几个才怪。
今年高考舞弊现象益重，考场“千客”甚至动用了现代高科技通讯产品，为什么？因为中国人“一朝题名富贵来”的思想在作怪。
高考，是改善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生存状态的第一关。我高考那年，整个考场的同学们不再有“花朵”般的清纯活力，小脸都瘦得一指宽，颜色绿莹莹的就像中了“玄冥神掌”那样的阴毒功夫……
这是“填鸭式”教育的副作用，我们都成了鸭子被吊起来，后来王小波形容“地狱”的情景就是：整一个北京烤鸭店作坊，鸭子们都被吊起来的烟熏火烤……
我想，如此“残酷”的压力都能忍受，他（她）必然是有走而铤险的可能，虽然那时没有手机、呼机等“一个都不能少”的先进，进但世故在袖里、写在粉腿甚至其他私处的传闻不时传出。
但因此指责“高考”本身却有失公允。比如说某人建议取消高考，认为残酷的高考导致了学生们首先水准的下降，“假考”出的是“假人才”，不如让大家“开卷有益”……
倘若有人偷了面包，你不能怪面包被放在那里，偷面包的人自然要挨板子。
这种局面就很像现在的足坛，从章健提出“呼吸法”后，不少人就跟着一个鼻孔呼吸起来，取消升降级如同取消高考，前者可以消除“假球黑哨”，后者可以消除考场“老千”。
我认为这是中国人“曲线救国”的又一发明，为了挽救道德水准的下降，不惜翦除“首先考场”本身。这是伪道德。
没有面包难道就不有小偷了吗？没有小偷就没有强盗了吗？从法律而言，面包连个“诱因”都构不成，诱因是饥饿及漠视法律的人品。
昨天结束的全国足球恳谈会，“取消升降级”成为一片务虚中最务实的话题，我认为这个提议很可怕，因为它是蒙着一块“更好建议联赛”的布登场的，在这种逻辑下，“小偷”就可能成为“蒙面大盗”。
当然，必有人会有《悲惨世界》那个偷面包的小孩来证明些什么，但我认为时空条件完全不同，那时是一个“权力层”对付一个饥饿小孩，这时却是一帮成年人玩一场不公平游戏。
张吉龙曾说“升降级是中国联赛领先日韩的制度”，我同意这个说法，如果为了辩护某种莫名其妙的道德，就忘掉那块面包，你不饿死才怪！面包与升降级，恰恰是缺乏道德水准的人们必不可少的道德考场。
老金
老金，不是一个活得很容易的人。
老金的腰有病，这使他常以略略前倾的姿势硬挺挺走着。于是人说，老金很傲气。人们通常不喜欢走路很骄傲的人。
老金还要说“精、气、神”，在需要松驰需要噱头需要享乐的时代，他这杆大旗显得很过时。所以，老金只有在休息室大吼一通“精、气、神”之后，一个人扛着它踽踽独行。
但这都不是老金活得不容易的最深刻原因。老金说：“向洋人学习并打败他们。”我知道，这话要让老金累上一辈子。
我想，老金不是跟洋人过不去，而是跟自己过不去——别人大骂一通洋人然后去过“幸福生活”，或者指点江山在多上溜达去了，再不济都要在媒体开个“足球总监”之类的委任状，就老金一个人痛心疾首地承认“中国教练不行”，然后往死里折腾自己。
’95黄浦江畔，老金与徐根宝、陈亦明、迟尚斌四大教头“青梅煮酒”，那时是中国人的天下，中国家庭的“四大豪门”正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但后来洋人来了，可恶的洋人把他们美好感洗劫一空……
昨晚，是老金的“三连败”，老金这辈子不知要遇到多少“三连败”，但这一夜让他刻骨铭心，因为他在败给桑特拉奇、彼德洛维奇等名师后，力战仍不敌无名米罗西，对决全兴洋帅，这已是三连败。
老金的名头是中国教练的一个品牌，老金的心情是中国足球的一个缩影——看着高举大旗的老金为首的中国教练节节败退，我的心情一样难受。
“神辫”敌不过短铳，义和团敌不过长枪队。用“现代足球理论”武装的铁甲战舰逼得老金们走投无路。连沈阳海狮这样破烂的队经涅波一指点都要打老金个5比1，“中国豪门”衰落了。
所以老金不容易，死撑下下去更不容易。我常想，如果老金当初学的是乒乓球、羽毛球专业，再不济也是个“援外”的中国名牌。
不过老金还是中国教练最有个性的“爷们”，他毕竟知道大刀长矛敌不过洋枪洋炮，他积压物资了要剪了“神鞭”长辫去学一手好枪法。但时间有些晚了，在老鑫这个时候，是学啥都学不成啥了。
若干年后，我们或许会在北京某个胡同里看到老金同——那时他应该叫“老金头”，回顾教练的沧桑，他对孙子说：“师教练长以制夷，剪去辫子吧……”
高原守卫者
戚务生在退，一直退到去贵高原。从“十强赛“的金州到红士堆起的昆明，潮水般涌到山下的洋人，几乎断了他的生路。因此他只能背靠高原，以高原稀薄空气造就的“神话”抵御外敌。
但是，黎兵那记“战斧式攻击”划破空气的时候，“高原守卫者”的信心几乎也被划破——这种纯粹的“马达维亚远射”，以“金州当事人”想起2比4那肝肠寸断的一幕。
戚务生想说什么，但他的喉结只是上下动了一动；区楚良想理清什么，但金州昆明黎兵马达维基亚，时空交错，使他只能眼色苍茫。
好了福迪来了，这位塞内加尔选手全场所有准确的攻门都没有得到正确的结果，但他最后一秒钟睥发力却以诡异的线路挽救了戚务生。这一秒，确保高原没有被夷为平地。
威务生想笑，想他没有笑出声来，他咽下了笑声说出一句：“足球是圆的……”笑，对他这样的艰难守卫者而言是一种挥霍。
中国教练品牌标志的威务生，必须守住这片“红土高坡”——高原是一种象征，它不仅象征着空气日益稀薄的生存环境，也象征着中国教练的顶上荣誉。为此，他可以回复到金州的“尘满面，鬓如雪”……
无论是戚务生还是金志扬、迟尚斌，都必须以“高原守卫者”的形象存在。虽然这股力量对甲a已没有什么说服力，他们却可以两度对强悍的全兴上演“最后一秒钟的叛逆”，这不知是守卫者的幸运还是不幸。
米罗西在撤出高原之际，骄傲地说一句：我们仍留在第一集团。米罗西有烦恼，但这是“富人的烦恼”，他担心的是与冠军有多远，戚务生们担心的却是与悬崖有多远。
“高原守卫者”已没有退路，我两度看到——一一秒之间，他们就在金州与“高原”作出生死选择。
“老爸”的墓地
在曲乐恒以极限度撞向死亡的时候，辽宁也以同样快的速度滑向深渊。这时，那个被江湖称为“张老爸”的老人正在大把吃药，吃心脏病的药。
“张老爸”曾经很骄傲，他常常志得意满地看着“儿子们”怎样在场子上把对手九十年代得服服帖帖抱头鼠窜。这时候，他会像所有的江湖“老爸”一样愉快地骂两句：“臭小子们，还真给我争气！”然后猛呷两口香烟，让烟烬长长的并不至于散落……
这样的“幸福生活”太约持续了两年。头一年他从甲b飞快冲上甲a，第二年又在甲a差点得了冠军——要不是最后关头在京城出了点岔子，他还真成就了“凯泽斯劳滕”神话。“老爸”爸说：第三年我再来。
但第三年“老爸”感觉不对了。“儿子们”不仅争不了气，江湖好汉一上来便要向他们谋取“虎皮”。
那天晚上，当黎兵这个从辽宁发迹然后辗转江湖的作曲他发出致命一击后，“张老爸”垮掉了。“张老爸”觉得天色很黑、江湖很老……所以他就只能像电影里一样倒在地上喃喃道：药、药……
东北人这次嘴里不仅喷出“大茬子味”，还有更难闻的“下课”。他们显然忘了前两年大呼“张老爸万岁“的情景了，他们只想拿一把大铁锹飞快把可恶的“老爸”掩埋掉。
我不知道为什么辽足俱乐部一定要“张老爸”坚守阵地，这是不人道的。他们以前曾经让更老的“老爸”——苏永舜犯过心脏病、吃过心脏病的药，这是不是一种规律？
辽足是所有“老爸”的墓地，更早之前还有倪老爸、李老爸差点葬身此处，他们都是中国足球的一杆杆大旗，我很给闷——这就是“计划经济”足球的特质？
但辽足分明打着“市场经济”的大旗，上面赫然写着“股份制”。隐隐约约，我就瞧出大旗上幻出另六个字来——“挂羊头，卖狗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