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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在当时，对中国政局最具影响力的是华国锋和叶剑英。另外，当时李先念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有相当影响。由于叶剑英以及陈云、李先念、王震等一大批老干部支持邓小平，华国锋不得不退让。而华国锋的最初的方案是折中的：同意邓小平出来工作，但是不同意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这样，在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终于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
这时，中共中央主席为华国锋，副主席则为叶剑英、邓小平。邓小平成了中共的第三号人物。
这么一来，邓小平的职务远远高于陈云——因为陈云当时还只是保留着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职务。
虽然邓小平恢复了工作，但是在华国锋的影响下，这次会议仍然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还认为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泽东决定的，因而是必要的。
会议居然还认为“四人帮”是一伙“极右派”，推行的是一条“极右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样，也就号召全党批右而不批“左”。而“四人帮”实际上是一伙“极左派”，并非“极右派”。
紧接着，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陈云的名字虽然出现在222名的主席团成员名单之中，但仍只是中共中央委员。
第32章 走出沉默（2）
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的领导核心成员中，没有陈云：
主席——华国锋；
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至候补委员的名单中，也没有陈云！
其实，那是由于陈云从1962年以来称病，在人们的印象中，他已年老多病，该是担任荣誉性职务的时候了——虽说陈云比邓小平还小一岁！
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陈云继续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扔出五颗重磅炸弹
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斗争，依然尖锐。
已经很久没有公开发表文章的陈云，在1977年9月28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强调了实事求是，对两个“凡是”进行批判。
为了深入批判两个“凡是”，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打响了。
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张成”的文章《标准只有一个》。
紧接着，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推出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长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文是经胡耀邦审定的，一经发表，迅即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
尽管华国锋指示中共中央宣传口，对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但是这场大讨论，还是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这时，陈云仍住在北京北长街的老房子里。
1978年7月1日，阔别多年的陈云的老秘书刘家栋去看望陈云，曾目睹了这样的场面：
1977年（笔者注：应为1976年）闹地震时盖的防震棚还没有完全拆除，上面已经空了，但钢架还在屋内立着。架子下面有一对破旧的小沙发，沙发的白布罩已经变成暗灰色，上面尽是破洞，看上去已经用了一二十年了。一个不小的办公桌，桌面上只有一部旧的电话机、一个台历，一份文件也没有。从这些摆设中，可以看得出来，他虽然“解放”了，但还没有安排工作，没有事干，还在“待命”。
“待命”中的陈云，在几个月后终于发出了震惊中国的声音。
那是中共中央在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了历时36天的工作会议。会上，华国锋和邓小平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沉默已久的陈云，作了两次重要发言，引起极大的震动。
陈云一发言，便引起全会的广泛注意。人们惊讶地发现，陈云的话是那样的尖锐而有分量，见解是那样深刻。
1978年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作了第一次发言。陈云说：
华主席说，对于那些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进行细致的工作，妥善解决。我认为这是很对的。但是，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对此，中央应该给以考虑和决定。
陈云首先指出，“文革”中震动全国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一案应予平反。陈云此言，一下子引起全会关注。
陈云说：
薄一波同志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这个文件是我在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937年11月）以前作出的，与处理薄一波同志等问题的精神是一致的。
我当时还不知道有这个文件，只是根据当时审查干部中遇到的问题，在1941年也写过一个关于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继续干革命的那些同志，经过审查可给以恢复党籍的决定。这个决定与“七七决定”的精神是一致的。这个决定也是中央批准的。我认为，中央应该承认“七七决定”和1941年中组部的决定是党的决定。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审查，如果并未发现有新的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
对他们作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这对党内党外都有极大的影响。不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是很不得人心的。这些同志大体都已是六七十岁的人了，现在应该解决这个问题。
陈云提出要把“文革”大案“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翻过来，是因为他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7年，深知这一案件内情。
1937年7月7日，在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前夕，中共中央组织部曾作出《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其中第三条规定：
凡在狱中表示坚定坐满刑期，送到反省院的同志，照例要办自首手续，或填一般反共自愿书，才能出狱。如他们是曾经组织允许填写这类文件后出狱的，得恢复其组织。如具有上述情形，但未经组织允许者，经过工作中考察后，亦得恢复其组织。
另外，在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1941年7月22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过去履行出狱手续者（填写悔过书声明脱党反共）暂行处理办法》，其中第二条规定：
共产党员在被捕后，毫无叛党行为，仅仅在刑期满后或交保释放时由自己或家属填写过“悔过”“自新”一类文件作为出狱手续，而在出狱后仍然坚决革命，并未改变其革命本质，并未对革命发生动摇者，虽在当时中央并无允许履行这类手续之决定，应视为实质上并未叛变。因此出狱后经地委以上审查和认可之后，已恢复党籍者仍然不变，未恢复或恢复后又被开除者，则在本人要求恢复时可恢复其党籍。但在党表上应登记此种出狱情况，以区别于过去拒绝履行出狱手续坚持无条件出狱者。
1945年召开中共“七大”时，陈云负责审查“七大”代表资格工作，曾有人提出这61人能不能当选代表的问题。陈云对此作了深入了解，知道这是在抗战前夕，刘少奇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这61人可以做个假手续，把他们从国民党监狱中营救出来。
刘少奇给毛泽东、中共中央的信，是经原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秘书长王林从天津带到延安，交给了张闻天，再由张闻天交给毛泽东的。此后，刘少奇来到延安时，又当面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同意了刘少奇的意见……正因为这样，陈云在当时就指出，这61人可以入选中共“七大”代表。
由于陈云对“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有着亲自的调查，所以他非常坚决地提出为他们所谓的“叛徒”问题进行平反。
接着，陈云又对“文革”中的大案——陶铸以及王鹤寿案件——提出尖锐的意见：
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他们七七抗战后还坚持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例如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些同志有许多是省级、部长级的干部。陶铸一案的材料都在中央专案组一办。中央专案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成立的，他们做了许多调查工作，但处理中也有缺点错误。我认为，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当移交给中央组织部，由中央组织部复查，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这些结论都应该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去考察。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
陈云又为另一大案——彭德怀冤案——提出平反：
彭德怀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陈云提及了最敏感的话题——“天安门事件”——认为应该予以平反：
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又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陈云最后还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康生必须批判。须知，康生在1975年2月16日病死时，当时的讣告中，给他戴上三顶“光辉的桂冠”，即“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陈云却指出康生犯了严重错误：
第33章 走出沉默（3）
“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的两个顾问之一。康生同志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形成党政机关的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陈云最后用这么一句话，结束发言：
华主席讲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