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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你的记性真好！”马骏很佩服地说道。
“我像你这样的年龄时，能记2000人的名字。”陈云笑道，“其实，这是练出来的。你要做群众工作，你要带领部队，叫不出人家的名字怎么行呢？日子久了，就养成了记人记事的习惯。”
他渐渐发觉，陈云讲话不多，但讲话很干脆，绝不拖泥带水。他不属性格内向的人，讲话幽默，但办事很谨慎、细致。
陈云很守纪律。迄今，马骏仍保存着陈云当时亲笔所写的一张条子：
马骏同志：
今天24日下午3时食堂班组会，我因事不能参加，请假。明日（25日）食堂班组会我准时参加，请告食堂同志。
陈云
23日上午
字条末“23日”，笔误，应是“24日”。
陈云因事不能出席一次工厂里的班组会，特地向工厂干部马骏写了请假条子。这虽是一桩小事，但是也充分体现出陈云的组织纪律性。他毫无“中央首长”的架子——本来，他完全可以请秘书给马骏打个电话就行了。
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原是一家劳改工厂，后来虽然转为普通工厂，但厂里还有一些劳改犯。陈云喜欢到厂里各处走走，走遍各车间，就连仓库、洗澡间、厕所，他都要去看一看。
马骏替他的安全担心，因为“客人”的身份在厂里早已传开。马骏怕出意外，总要跟随在他左右。陈云说：“你别那么紧张，不会有人拿木棍子打我脑袋的！”说罢，哈哈大笑起来。
陈云说：“我过去很少下基层，这一回来到你们厂，我要尽量多做调查研究、了解基层。”
他很快就熟悉了厂里的生产流程，能够一口气报出各车间负责人的名字。他参加班组的政治学习，一个车间一个车间轮流参加，连汽车队也去，广泛地接触了工人。
他看见车间丢着用了半截的电焊条，看到废弃的边角料，觉得很可惜，说要尽量注意节约，我们国家家大业大，要处处注意节约。
省革委会头头“避见”陈云
在陈云来到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后的第3天——1969年11月16日——发生了一桩意外的猝然相遇。
那天，马骏正陪同陈云在金工车间参观，忽然有人来找马骏，说是有要事，叫他马上去厂部。
马骏心急火燎赶到厂部，见到厂门口停着另一辆轿车，一问，才知道是程世清来了，要视察金工车间。
程世清为什么要去金工车间呢？事后才知，当时江西要生产某种武器，找不到合适的工厂承担任务。程世清听说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有金工车间，便来看看是否具备生产这种武器的条件。
也真巧，陈云在金工车间！倘若程世清去到那里，势必会与陈云照面。
厂领导赶紧向程世清汇报，陈云正在那里，并请示道：“见，还是不见？”
“不见！”程世清很干脆地答复道。
于是，厂领导赶紧派人把马骏喊来，要他设法使陈云“暂避”程世清。
马骏好为难。他又不便向陈云说此事，无可奈何，只得说上楼休息一下吧，把陈云领进一个小房间。
这时，程世清走进了金工车间……
程世清“避见”陈云，这清楚表明，陈云在他眼里不是国务院副总理，而是来此“接受思想改造的人”！
对于这个程世清，陈云1979年3月2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这么谈及：“文化大革命”中的军管时期，将军们管经济，有些人经验少，胆子大。
像程世清，全国那时年产六七万辆汽车，他说江西也要搞六七万辆。哪有那么多钢板？全国进口粮食的任务，他要江西包下来。过去，江西长时期每年只上缴15亿斤粮食。那时，全国每年进口粮食107亿斤，江西全年只产197亿斤稻谷，折合133亿斤大米。他把全国进口粮食都包下来，江西老百姓只剩下90亿斤稻谷，那还不造反！这些人胆子大，他们说搞什么就搞什么。
江西省军区隶属于福州军区。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曾和陈云一起在南满工作过，对陈云倒很照顾。陈云有一段时间从南昌去福州，韩先楚把自己的专车调给陈云用。
在该厂，虽然当时对陈云实行保密，以“客人”为代称，但全厂上下皆知他是陈云。
陈云轮流到各车间参加班组学习。木模组的木工，为陈云做了一只可折叠的小凳（马扎），成了陈云的“专座”。从此，陈云的警卫员李奇手中总是拎着这只小凳。这只小凳伴随陈云度过那艰难的岁月。陈云离开江西时，曾对该厂工人说：“这凳子，我要带回北京去。我见到毛主席，要给他看，告诉他这是江西工人为我做的凳子！我每天都坐这凳子！”
政治学习会上，工人们曾请陈云谈谈“党内路线斗争”，陈云连连摆手道：“我没有‘资格’谈！”他通常只是在一旁静静地听，几乎不发言。
第30章 “文革”蒙尘（3）
那年月，厂里天天开会，进行政治学习。陈云曾说：“你们能不能抽点时间，研究研究生产？”
不过，工人们对“客人”却很热情。一位工人甚至违反“规定”，拿出小本子请“客人”签名留念。“客人”当即写下“陈云”两字，成为这位工人保藏至今的珍贵纪念品。
厂里放电影，总要通知陈云。不过，那时放的是“革命样板戏”，陈云只看一回就不看了。秘书、警卫、司机、炊事员倒是常来看电影——那时的文化生活实在太单调了。
厂里也想方设法改善陈云的生活。那时的南昌，市面上很难买到面包，马骏就跟铁路局联系，从火车站买面包给陈云。陈云爱吃淡水鱼，马骏到水产局去弄鱼；冬天，厂里给陈云送煤……
三天两头到陈云那里去，马骏再也不拘束了，与陈云结成忘年交。
陈云总是穿灰色中山装，布鞋。他的毛笔字写得不错。他说，那是在商务印书馆当学徒时练的，因为要把一包书寄出去，写地址、写姓名，字写不好不行。他包什么东西，动作很麻利，也是当学徒时练的。
陈云来到厂里单身宿舍，见到两个工人住一间房，便感叹起来：“比我当年在商务印书馆当工人时好多了，那时上下铺，一个房间住好多人。”
工人们常常要陈云讲长征故事。空闲时，陈云说起了往日艰辛的历程。陈云其实很善于讲故事，早在1936年，他就在巴黎发表了《随军西行见闻录》，同时在莫斯科印出单行本，这本书写的就是长征故事。大抵由于他从小受江南评弹的熏陶，富有讲故事的“技巧”。正因为这样，工人们很喜欢听“客人”讲故事。
陈云也曾跟马骏说及自己当初进入江西的故事：他是坐船到汕头，进入福建长汀，然后红军派出一个排武装便衣，接应他穿过封锁线进入江西的……
我多次问及，陈云当年在厂里，有没有拍过照片？遗憾的是，在那落难的年月，谁敢给陈云拍照？就连在那幢小院里，陈云也未留下一帧照片！
据传，厂里有一位爱好摄影的工人，趁陈云观看吊车起吊时，为他拍了一帧照片。
但是，这位工人说，如今找不着了（也许要留待合适的时机拿出来）。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有人画了一幅陈云在该厂的油画，但油画毕竟不如照片真实、珍贵。
终于结束“下放”
陈云在青云谱，过着“闲居”生活。不过，马骏从未见过他愁眉苦脸，却总是见他面带微笑。
除了去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之外，陈云又主动联系了一家工厂和一所学校——南昌洪都机械厂和南昌第19中学。他尽量扩大社会接触面，多作调查研究。即使如此，他仍笑称自己“两天打鱼，三天晒网”！
他在干休所里研读《毛泽东选集》，研读从北京带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资本论》《列宁全集》《斯大林文选》等书籍。
陈云也看每天的报纸，只是当时的报纸废话、空话、“左”话太多。
夏日的南昌是“火炉”，1970年7月酷暑之际，陈云回到北京住了些日子。1971年夏，陈云则去福建小住。
一天，马骏来到干休所，陈云笑着对他说：“老马，今天来了新炊事员！”
马骏闻言步入厨房，见一姑娘围着围裙，正在那里忙碌。她见到马骏，反问道：“我像不像炊事员？”
原来，她是陈云的女儿，当时在西藏当兵，抽空前来探望父亲，一到这里，就下厨房为父亲做饭。
陈云的儿子也曾前来探望。
那时，陈云夫人于若木正在湖南衡东的国家科委“五七干校”。所谓“五七干校”，是根据毛泽东1968年5月7日所作的指示（即所谓的“五七”指示）办起来的党政干部及知识分子下放集中劳动的场所，美其名曰“五七干校”。毛泽东的“五七”指示说，“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笔者那时也在“五七干校”劳动了3年。
1970年6月，“五七干校”开展所谓的“一打三反”运动。“一打”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三反”即“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在“五七干校”，掀起了大字报高潮。
针对“反铺张浪费”，于若木写了两张揭露江青的大字报，一下子轰动了湖南衡东的“五七干校”。她的两张大字报的标题是“铺张浪费、挥霍无度的盖子必须揭开——江青是党内最大的剥削者、寄生者”“必须揭发铺张浪费的盖子——江青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分子？”。
于若木写这两张大字报的起因，是由于在1962年春天，她目击的一幕：
那时，她和陈云来到上海，被安排住在太原路中共上海市委交际处的一座房子里。一进门，她就感到很惊讶，不仅地毯是绿色的，窗帘是绿色的，沙发是绿色的，就连桌子、马桶圈、马桶盖上，都铺着绿丝绒。于若木一打听，才知道江青讲究“出绿”，要交际处特地为她装修的。除了这座房子外，在上海，还有三个住处，江青有时要住，也一律照她的吩咐“出绿”……
于若木非常气愤，这样，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就揭发了江青这一铺张浪费的事实。于若木写道：
“江青自私、贪婪、好逸恶劳，对人民颐指气使、作威作福”，“她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这张大字报贴出之后，江青很快就知道了。那时的江青，正得意忘形，听说此事，大发雷霆。不久，北京来人，对于若木进行隔离审查，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进行批斗，甚至还宣布开除于若木的中共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这样，于若木无法到江西南昌去看望陈云。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作为中共中央委员，陈云前往那里出席会议。
不过，由于正处于“靠边站”时期，他只能住在九江南湖宾馆。开大会时，他才上山出席，旋即下山——从庐山至九江，轿车约一个小时路程。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主席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尖锐批判了陈伯达，给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以沉重的打击。9月3日，陈云打破了久久的沉默，在华东组大组会议上发言批判了陈伯达，指出陈伯达在历史上就是个伪君子，老虎屁股摸不得，一贯靠几本�